麦婉华

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展以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自此，中国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造就了中国的伟大转折与崛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但在国家的发展中，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其中，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更是席卷全国，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思想，使经济常年不受重视而大大落后。

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这个局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后一次最重要的转折。自此之后，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未来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建立了基础。

1966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却成为了主流，并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此时，中国的政治风气开始不断左倾，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制造达到了顶峰。

“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两大标志。之后的10年，“文革”煽动了数以千万计的学生狂热的参与其中，他们造反、串联、武斗，互相攀比“谁更左”。

在这场运动中，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许多知识分子遭到迫害，造成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多位领导人的冤假错案。一直到1976年，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文革”过后，中国可谓满目苍夷。邓小平曾总结道，从政治上来看，是一个混乱的状态，而从经济上来说是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一个状态。

政治上，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经济上更是长期滞后。专注于政治斗争，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管理体制僵化。10年间，按照正常年份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5千亿元。

然而，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多个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如此一对比，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曹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就是双重逼迫的结果：国内的困局与外部竞争的压力，促使中国必须要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革”结束后两年才召开的。而在1976年到1978年的两年间，中央一直在讨论“文革”后中国发展的方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7年2月7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其经典表述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从而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黄振位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期间，他曾有一段特别的经历。

“当时，我跟随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王首道同志在北京工作。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政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是，王首道同志嘱咐我认真看此篇文章，并让我与中央的有关领导同志联系询问情况。因为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发表这样一篇政论文章是很少见的，也许是有什么背后的原因。于是，询问过时任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舒同、中央党校教育长冯文彬等领导了解情况。”黄振位说。

1978年5月20日晚，张平化来到王首道的住处探望他。当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周立波也刚好在场。于是，四人就讨论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黄振位回想：“我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发表了看法。我认为这篇文章不是‘四人帮’那种思想的人写的，因为文章的观点很新颖，见解独到，只有思想特别开放的人才敢写。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文中列举了马克思、毛主席的例子，说明他们原来提出的观点，后来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或是过时了，终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这些例证是很有说服力的，站得住脚的，是一篇好文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副处长、调研员高天娥解释，文章刊登后不久的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并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这场会议一连开了36天，一直到12月15日才结束。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3天后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

“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及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都是为后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这既包括了舆论的准备，也包括了思想的准备。”黄振位说。

有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各项议题已经顺理成章，会议仅仅开了5天。其中，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参与了会议。

“1978年的秋冬之交，中国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需要在党的高层开展一次大讨论。胡耀邦说：提理论问题要有勇气；邓小平说：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我主张中央开一个会，如叶帅说的，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书中写道。

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对经济领域改革进行了深度的讨论，这当中包括了农业问题，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等。而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更侧重于政治与思想领域，并且把中央工作会议的具体事项确定下来。

于光远回忆，这次中央全会没有做主题报告。从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精辟地、全面地论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晚上，在京西宾馆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大会上华国锋讲了这个会议的开法、会议的议程等。19日，各组继续看文件，西北组首先开始讨论。从20日到22日，各组对材料进行了讨论。

于光远总结，三天分组会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四条：第一条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委们以发言的形式，向未参加会议的中委们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第二条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表态，对全会的人事变动表态；第三条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还有一个，即第四条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修改意见。

5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另外，大会通过了全会《公报》，表明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总的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拔乱反正。第二，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第三，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黄振位对《小康》记者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失误，过于侧重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最高潮就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来，使国家的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这个局面，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如果没有当时的转变，中国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程度，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

从整个指导思想方面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从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正确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

黄振位还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全国的人民群众，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觉醒。从近代历史开始算起，中国有几次重大的思想觉醒，诸如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都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说到觉醒，首先是思想要觉醒，观念要转变。如果思想还是根据老的那一套，是没有办法实现伟大转折的。正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次伟大的觉醒，才造就了后来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征程。”黄振位说。

2016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8年纪念。黄振位认为，经过了近40年的历史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在的中国有更多的经验借鉴与启示。“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后，作出了许多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开拓了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最近，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要加速解贫脱困的问题。我认为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极大的联系。因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道路。现在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帮助中国7000万贫困人口脱困，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延续与发展。”

编辑/陈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