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媛

摘 要：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为了团结抗战力量而建立的地方咨议机构，其参议员构成特点研究，是我们探寻国民党抗战时期政权建设理念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两届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党派、学历、职业、年龄、性别等五个方面进行构成分析，认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无视民主党派参议员队伍建设，导致参议员中国民党党员占绝大多数；学历构成呈现精英化特点，直接影响了其职业构成，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产生了影响；参议员的职业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名不副实和官商一体等问题；年龄构成呈现老龄化的特点；女性参议员数量非常少。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参议会功能的发挥。

关键词：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构成；特点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为了团结抗战力量而建立的地方咨议机构。国内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抗战形势异常险峻，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爱国人士要求开放政权以团结抗战力量的呼声日益高涨。根据孙中山先生在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思想，1938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1939年10月1日，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字水下街市政府原址召开，宣告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正式成立。今天，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地方民意代表构成，是我们审视国民党政权建构思想的新的途径。

长期以来，学术界习惯于从我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民主建政中寻求民意机构建设的经验教训，而较少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关于抗战时期地方民意机构的研究，学术界对解放区参议会，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研究居多，但并未针对参议员作出专门研究，仅止于提及而已。学术界对国民政府地方民意机构的研究比较薄弱，并主要集中在四川省地区。有学者已经针对国民政府民意代表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但并未总结其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的各项建设天然地受到国民政府中央的特别关注，并成为其制定政策的实验区和执行的模范区。因此，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可以作为观察国民政府参议会制度的重要窗口。本文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构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重庆市两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党派、学历、职业、年龄、性别等五个方面进行构成分析，试图总结其特点和规律。

一、排他性

抗战时期，国民党虽承认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不允许除国民党党员外的社会力量以党派的身份参加遴选，共产党员更是完全被排除在外。两届重庆市临时参议员中，国民党党员占绝大多数。在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中，国民党党员占80%，其他5人中，周钦岳是《新蜀报》总经理，以新闻界代表入选，杨灿三、潘昌猷、王伯康则以银行界代表进入，工商金融界知名人士汪云松以绅耆的身份当选；在第二届临时参议会中，国民党党员仍占80%，除1人党派情况不详外，胡叔潜、杨晓波、周钦岳、曹撑宇、吴干等5人是工商金融界、教育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其他非国民党参议员成了其一党专政的陪衬与点缀，严重影响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民主”形象。

民主党派人士当选为参议员是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做好民主党派代表队伍建设，对于促进党派关系和谐，维护民族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一党独大的党派构成表明了国民党加强控制临时参议会的意图。1943年5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固然打仗以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这许多事，如生产，读书学习，以及其他工作等等，也都要是以增加大胜日本的力量为归宿，所谓一切为了前线。”这种党派构成显然不能够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不利于抗战时期国内的团结，从而削弱了抗战力量；同时，也非有利于民主党派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服务于社会建设，为抗战提供坚强的后盾。

二、精英化

包括旧制中学学历在内，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均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其中，第一届参议员中，2人学习经历不详，1人为前清贡生；第二届参议员中，1人学习经历不详、1人为廪生、1人为廪贡生。从学历层次看，在第一届25名参议员中，12人拥有中等学校学历，10人拥有高等学校学历，其中包华国的学历最高，他获得了世界顶级名校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获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学历；在第二届30名参议员中，具有中等学校学历者4人，高等学校学历者23人，最高学历者刘鸿生获得了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留学经历者较多是参议员学历构成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第一届参议员中，留学日本者有5人，留学美国者2人，其他国家包括法国、英国和德国等，且个别参议员有2-3个国家的留学或考察经历；在第二届参议员中，曾经留学国外者达12人，而留学美国者6人次、留学日本者5人次，其他为英国、法国和德国。与第一届比较，第二届参议员的留学人数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在历次大会休会期间，辞职参议员中留学美国和日本者各1人，增补参议员的5人中，1人留学日本，2人留学美国。

从专业构成来看，法政专业人数居多。在第一届参议员中，有明确毕（修）业专业记载的有13人，其中6人为法政专业，警察、机械、理科、军事、师范、经济学、农学等7个专业各1人；在第二届参议员中，有明确的毕（修）业专业记载的有16人，法政专业5人，经济3人，商业2人，教育2人，军事、警察、农学、体育等专业各1人。专业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参议员的职业构成。

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视野，也对参政议政能力有较大的影响，通观两届参议员的学历构成，大部分参议员都接受过相当程度的新式教育，且具有留学经历者较多，这些都使其具有较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维，拥有比较高的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即使在今天，很多参议员仍然可以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从这足以窥见国民党精英政治的理念。

三、官商一体与名不符实

从表1、表2所呈现的重庆市临时参议會参议员职业构成看，工商金融界的代表占明显的优势，更在第二届参议员中占据半壁江山，这与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来重庆工商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国民党精英政治理念密不可分。对比两届参议员职业构成，两届参议员的职业构成显然并不合理，尤其是在第二届中，工会无人代表，占人口众多的农民也只有党政要员漆中权一人为代表。工商金融代表占绝大多数的参议员并不能广泛代表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但在一届三次大会休会期间，候补参议员连雅各入选，从其经历看，其现任重庆基督教社交会堂会长，可将其视为宗教界代表。

从参议员的经历观察，一方面，官商一体问题突出，即工商金融界与行政（含党、团、军政）界相互联系密切。第一届大部分工商金融界代表的参议员曾经担任或时任国民政府职位。如，第一届参议员中，商界代表余际唐曾任四川江防军司令、四川陆军第六师师长、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国民政府参议等职务。在第二届参议员中，虽然有党政经历的金融代表和商界代表所占比率有所下降，但工商金融界代表仍占最大比例。另一方面，名不副实现象严重，即该界代表不一定代表该界的利益。如，在第一届参议员中，虽然胡仲实和漆中权为教育界代表，但是胡仲实时任华西兴业公司、重庆电力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常务理事，显然教育已经不是他的主业；漆中权更无任何教育界的经历，转而在第二届时成为农界的代表，但其主要职务是军委会政治部科长、三青团中央团部战区组长。官商一体必然会使双方成为利益共同体，这也直接对其他各界的利益造成威胁，影响民意机构功能的发挥；名不副实的现象也使“代表”二字的含义荡然无存。

四、老龄化

由于第二届参议员董鸿诗的年龄不详，所以表4仅统计了29名参议员的年龄，但这并不会对统计造成严重影响。由表3、表4可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平均年龄为48岁，且大部分都在41-55岁之间，年轻者和年老者所占比例最低，缺乏20-30岁年龄区间的代表，年龄构成呈“梭子”形，但并不十分合理。

由此推理，而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两届参议员的平均年龄达48岁，且绝大多数参议員的年龄集中在35岁以上。第一届25名参议员中，最年长者为65岁的汪云松，最年轻的漆中权也35岁了。第二届参议员中最年长者为67岁的朱必谦，最年轻的是32岁的吴茂荪。考虑到参议员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其优越的生活条件等可以保证其拥有相对较高的“寿命”，但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资料及历史资料估计，解放前全国男女平均期望寿命为35岁左右。该数据来自1982年人口普查国际谈论会论文，其中作者张为民和朱力为国家统计局工作人员，所以该数据有一定的可信度。由此可以推断，参议员年龄构成老龄化特点突出。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参议员，需要其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较高的社会地位，处在41-55岁之间的精英自然当选。这说明国民党的精英政治理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员的年龄构成。

五、男权主义

重庆市两届临时参议会前后共有2名女性参议员。国防最高委员会遴选了唐罗子桓和李秀芝两位为第一届临时参议员的女界代表。一方面说明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为妇女接受新式教育、走向社会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开始培养和重视女性精英，试图通过女参议员这一中介加强同妇女的联系。但在一届四次大会期间，唐罗子桓以公务繁忙为由辞职，仅剩李秀芝一人作为妇女代表，并蝉联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也是第二届唯一的女参议员。所以，第二届参议员在性别构成方面较第一届有所退步。由于当时妇女整体素质不高，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女性很少，加之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女性参议员人数必然很少。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精英政治理念深刻影响了参议员的性别构成。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党派构成体现了国民政府一党专政的政体形式，其精英政治理念深刻影响着参议员的学历构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参议员年龄构成老龄化、性别构成男权主义现象突出，学历构成直接影响了参议员的职业构成。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临时参议会作为民意机构的功能的发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未能真正团结抗战力量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刘乃山.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D].中共中央党校，2003；冯向荣.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D].北京大学，1992年；安新予，苏爱荣.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J].广东党史，1999（6）：44；张志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J].人大研究，1999（8）：18-19.

[2]向中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研究（1939-1946）[M].北京：中华书局，2013；赵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D].吉林大学，2011：122-129；赵祖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体制下的政治参与[D].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49-73；王春英.国民政府改革基层参政制度的努力与成效——以20世纪40年代四川县政议事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05（2）：140-146.

[3]向中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研究（1939-1946）[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7-112；马晶.浙江省临时参议会研究（1939-1946）[D].浙江大学，2010：22-24；杨胜莲.湖南省临时参议会研究（1939-1946）[D].湖南师范大学，2013：17-22.

[4]向中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研究（1939-1946）[M].北京：中华书局，2013：7.

[5]永保这个光荣[N].新华日报，1943-5-4.

[6]向中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研究（1939-1946）[M].北京：中华书局，2013：40.

[7]向中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研究（1939-1946）[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9.

[8]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履历表[Z].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1939-10），重庆档案馆藏，54-1-152：75-76.

[9]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参议员履历表[Z].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记录（1943-4），重庆档案馆藏，54-1-202： 102-106.

[10]蒋正华，张为民，朱力为.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初步研究[J].人口与经济，1984（3）：15.

（作者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特约责编：房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