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

傅友周，又名傅骕，1886年8月生于重庆府陕西街（今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1910年9月，傅友周与竺可桢、胡适等人同赴美国留学，入美国科罗拉多专科大学矿冶系工程学科学习。1914年毕业回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

城市新格局的设计师

1926年6月，傅友周回到重庆。1929年2月，重庆市政府正式成立，潘文华任市长，傅友周任市政府工务局局长。在担任工务局（处）长期间，他遵照潘文华“革新重庆”、建设现代城市的要求，按照重庆江城、山城和半岛的特点，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了城市建设发展规划。1927年2月，傅友周从立法开始，先后主持制定了《重庆商埠整齐街面暂行办法》《重庆商埠整理马路经过街道规划》。这是重庆最早的城市管理法规。按照法规要求，傅友周组织工务局和街道管理人员，逐一拆除了临街障碍物及侵占街面的建筑物；逐步拆除了防碍交通与城市发展的旧城门、城墙。同时，加强街面清洁卫生的管理，使旧城区街道畅通整洁，市容市貌有了明显改观，迈出了建设现代文明城市的第一步。

1927年以前，重庆城区仅限于临江门、通远门、南纪门等三门以内之半岛东部尖端地区，面积仅4平方公里，地区狭小，多为山地，人口密集，交通不便，发展受限。对此，傅友周提出了开辟新市区的规划，他坚持以人为本，从宣传教育入手，争取市民支持。除报请市商埠督办公署（市政府）颁发迁坟通告外，他还亲自撰写了《开辟重庆新市区说明书》，介绍开辟新市区的设想：新市区从“三门”向西扩展，修筑中区干道、南区干道及北区干道等3条宽20米的公路干道及6条宽10米的支路；在干道两侧及周边建设房屋、设施，形成中区、南区、北区等3个新市区。中区从通远门外七星岗起，沿半岛山脊蜿蜒而行，经观音岩、两路口至曾家岩；南区由南纪门沿长江岸线而上，至上游的菜园坝、兜子背；北区由临江门沿嘉陵江岸线而上，至上游的大溪沟、牛角沱。这个说明书除印成小册子，在市民中散发外，还在1929年1月20日至1月22日的重庆《商务日报》上连载，广为宣传介绍，取得了显著效果。从1927年8月至1934年3月，计迁坟43.5万多座，成为重庆城市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按照傅友周拟订的开辟新市区规划，迁坟后新增的新区土地，“收归公用，由地政局（后设新市区管理局）管理经营，市民用地按价认购，所积公款用于自来水、电力、电话等重点公用项目的建设”。这些经营管理理念和采取的措施，不仅在当时为重庆社会各界所赞许，在今天看来也是科学的。

重庆城区兩江环抱，历来为川江航运枢纽，但因缺乏现代码头，不能停泊轮船，航运发展受阻。1926年，重庆商务督办公署根据傅友周的建议，决定先行修建朝天门（长江一侧，今四、五码头）码头和嘉陵（嘉陵江一侧，今三码头）码头。拆除朝天门等城门、城墙，扩大港口作业范围，建设码头梯道，改自然坡岸为石梯道路。工程由工务处负责建设，于1927年2月开工，7月建成，9月24日举行落成典礼。这是重庆首批现代码头。此后，每年冬季枯水季节都要进行码头建设，到1934年止，储奇门、千厮门、太平门、望龙门及江北、南岸等沿江码头相继建成，促进了川江水运的发展。

傅友周认为，城市要发展，必须兴建公路，发展陆路交通。为此，他从1926年起组织专业测绘队，对旧城区和拟扩展的新区进行测绘，掌握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建设中区、南区、北区三大马路（公路）干线（大体东西向），并由中区干线分设若干支路（大体南北向），连接南北”的市区公路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基本形成了重庆现代城市建设的格局。计划经市政府审核，市长批准后，1927年8月，从通远门外七星岗经两路口、上清寺到曾家岩新区中干线，分三段同时动工，于1929年8月建成通车。这是重庆市第一条公路干道。此后，从1930年到1935年，又相继建成从南纪门麦子市经石板坡、燕喜洞到菜园坝，长2.87公里的新区南干线；从七星岗经民生路、都邮街、较场口、小什字到陕西街，长3.5公里的旧城区中干线；从南纪门麦子市经望龙门、道门口、莲花街到陕西街，长约4公里的旧城区南干线。基本形成了从曾家岩、上清寺经两路口、七星岗、较场口、小什字到陕西街（后延至朝天门），全长约7公里的中区干线；从陕西街经道门口、望龙门、南纪门、石板坡到菜园坝，全长约6.87公里的南区干线。随着两条市区干线的建成，周边街道也逐渐形成，人气积聚，交通畅通，商业繁荣，城市面貌改观，经济日益发展。

傅友周除担任市政府工务局长，负责城市建设外，还应聘兼任四川省公路总局工务处处长，负责成渝公路、川黔公路等跨市、跨省公路重庆段和四川段的建设，有力促进了重庆市对外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

公用事业的开创者

1932年以前，重庆没有供水设施。1926年6月，重庆总商会负责人汪云松、赵资生发起筹组自来水公司，请傅友周设计建设方案。傅友周经过初步勘测，提出在嘉陵江大溪沟观音梁河段设取水水源，建起水厂（一厂），用两套功率为400千瓦的立式水泵，将江水沿水管输送至通远门打枪坝附近的高岗上的制水厂（二厂）的建设方案。1927年春，经重庆商务督办公署督办（市长）潘文华召集会议商议，决定成立官督商办的重庆自来水公司筹备处。工务处负责组织建设工作，1929年2月动工建设，1932年1月建成，3月正式供水，在城区设售水站10处，可供数万人用水。这是重庆市的第一个供水企业，极大地改善了市民的生活用水状况。

1930年1月，工务局按照市长潘文华的指令，成立了公用电话筹备处，傅友周兼任主任，募集电话公债20万元。开始在市区建设700门共电式交换机电话设备，11月城区实现全部通话。1931年1月，重庆市第一个公用电话所在城区长安寺附近隆重成立，傅友周兼任所长（直到1935年10月辞去工务局长）。应南岸、江北市民的要求，电话所成立后，立即安装联通南岸、江北的过江电话线路，成立电话分所，在南岸和江北各装设共磁式100门电话总机一台，后又向沙坪坝架设电话线路，装设共磁式100门电话交换机一台，于1934年9月全部建成通话。由于市民申请安装电话十分踊跃，傅友周报请市政府批准，启动二期电话工程建设，采用用户先交电话押金的办法筹集工程资金，向上海中国电器公司订购电话交换机6台，共720门，于1935年上半年装设通话。重庆电话所的建成，是重庆通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是重庆迈向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标志。

1927年以前，重庆城区仅主要商业街区有路灯。1929年起，市区主干道相继建成。为方便市民夜行，繁荣市区商业，同年工务局委托烛川电灯公司在公路两侧安装杉木电杆90根，各根装300瓦电灯一盏。1932年工务局与华西兴业公司签订建设重庆电力厂（大溪沟电厂）的承包合同时，就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包括500盏公用路灯的建设安装。1934年7月，电厂建成发电，同月，大溪沟、曾家岩、两路口至通远门公路两侧的路灯装竣通电，同年11月，七星岗、都邮街、较场口、陕西街、大梁子一带路灯装竣通电。前后共装路灯500余盏，使市区公路、码头、公园大放光明。

临危受命的总经理

为了适应重庆电力的需求，1932年，重庆市政府决定收购接管烛川电灯公司，并新建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的电厂。同年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市电力厂（后改称大溪沟电厂）筹备处，市长潘文华兼任筹备处处长，作为主管业务部门——工务局局长的傅友周任筹备委员，负责建设监督工作。1934年7月20日，电厂3台1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建成发电，年发电量达398万千瓦时，为原烛川电灯公司年发电量的10倍以上，供电区域除城区外，还包括江北地区，有力地改善了重庆的电力供应。1935年1月，重庆市政府明令，将重庆电力厂（大溪沟电厂）筹备处与临时电力营业处合并组建商办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傅友周又以工务局长的身份担任公司董事会董监，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大批企业、机关、学校内迁，人口大增，用电需求激增。为适应电力需求，再次扩建大溪沟电厂，先后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建成两台4500千瓦的火力发电机组，使全厂装机容量达12000千瓦，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火电厂。由于日本侵略飞机频繁轰炸，造成电厂设备严重破坏，加上电厂多次迁建等多种原因，造成损失达45亿元。同时公司长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管理落后，经营不善，煤耗率和线損率高，生产成本高；又遭官僚资本盘剥，军政机关不交电费，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造成年年亏损，负债累累。1947年公司负债已高达12.35亿元，1948年已无法维持生产经营，经公司董事会议决“报请政府接收”。1949年8月，傅友周临危受命，担任公司总经理。面对困境，他以过人的胆识和科学的管理方式使公司生产经营维持下来，避免了倒闭的命运，更保证了重庆的电力供应。

1949年11月，国民党政府溃逃在即，制定了破坏重庆城市和兵工厂、电厂等重要企业的阴谋。为确保在解放军进城时，做到水电不停，社会秩序不乱，按照中共川东特委指示，蔡鹤年以重庆市商会会长、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身份，找到同为重庆市商会常务理事的傅友周，向他提出了“一定要想办法保护电厂”的要求，并说：“如果有事及时和我联系。”于是，傅友周在11月23日、24日相继召开了公司各部门、3个电厂、3个供电办事处主管人员的紧急会议和员工代表会议，研究护厂的措施。立即组建了公司总部和3个电厂共4个护厂队，并分配给大溪沟电厂枪支50支，公司总部和弹子石电厂、鹅公岩电厂枪支各10支。

11月29日，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在林园召开军事会议，决定30日撤离重庆，立即执行炸厂计划。下午4点多钟，国民党政府警察六分局局长鲜善于带领交警队60余人，带着炸药乘车来到电厂对面的茶馆。此时厂内情况危急，国民党特务机关安插在公司的特务、总务科科长张庸之对傅友周进行威逼，要傅友周率领工人退出厂外，将电厂交给交警队接管。傅在护厂员工的大力支持下，严词拒绝了他的要求。随后，鲜善于也进入厂内，对傅友周威胁道：“如果你不率领工人一齐退出电厂，那我们就要打进来，限你半点钟内答复。”

紧急关头，检修技师杨如坤提出建议：“立即紧急停止发电，造成厂内漆黑，使敌人难辨方向，弄不清人和机器设备所在，便于防守；利用厂房是钢筋水泥建筑可抵御轻武器袭击的有利条件，必要时护厂队伍可退进厂房，把守门窗和周围要道，从厂门到厂房层层设防；利用天黑，布置迷魂阵，威吓、迷惑敌人。”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将进厂的家属撤到防空洞和厂子弟学校躲避，把物资集中存放在厂房内；在大门、厂房加强武装护卫，作好应战准备；杨如坤还带领一些学工在机器设备和管道上，到处写“有电，生命危险”，“有电，切勿靠近”等标语，以威吓特务。

外面的军警特务见厂里半天没有动静，便蜂拥至电厂大院，护厂队员迅速退进厂房，商议对策，决定在房顶、晒台上架设机枪对准院中军警；在各车间加紧警戒，不许军警进入；护厂队员在厂区来回走动，借天黑难辨作出人多的样子，迷惑军警；随时作好战斗准备，但除非军警有动作，否则不开枪，节约子弹。同时，电厂事务科连钟毓等人按照事先商定的对策，立即带上香烟、茶水，上前“慰劳”，在厂内花园坝子摆上几桌酒席。军警们见厂内到处都有武装工人，加之怕触电也不敢乱窜。酒席摆上后，他们大吃大喝起来。

傅友周趁机给蔡鹤年打电话：“有股乱军来破坏电厂，现在电厂大院与护厂工人对峙。”蔡鹤年立即乘车赶到厂内，与带队军官交涉，并送给600多块银元的“茶水钱”，这些军警才撤回到厂外的大溪沟派出所。经过护厂员工的巧妙周旋，机智斗争，军警特务们终不敢乱动，到了晚上10点多钟，解放军队伍已推进重庆市郊，密集的炮火震撼山城，奉命炸厂的军警仓皇逃命，大溪沟电厂得以完整保存。

在工人护厂队的机智斗争下，重庆电力公司所属3个电厂、3个供电办事处的主要电力设施大都得到保护，让解放后的山城有充足的电力供应，为保护城市公用设施、维护社会秩序立了大功。

卓有贡献的企业家

重庆解放后，傅友周积极投身重庆电力的生产建设。1949年12月15日，重新组建的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傅友周仍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1950年8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命令，正式接管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巴县电力公司等重庆市公用电力企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区电业管理局，傅友周任副局长，下辖大溪沟电厂、鹅公岩电厂、弹子石电厂、巴县电力公司4个电厂和江北、南岸、沙坪坝3个供电办事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重庆第一个省级电力管理机构。1951年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将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改组为公私合营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傅友周任副经理。1951年5月14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电业管理局成立，负责西南地区电力工业的管理。重庆区电业管理局改名重庆电业局，傅友周仍任副局长。此后，他一直担任重庆电业局副局长、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直到退休。

傅友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尽心尽责，积极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法规；认真安排、实施企业的各项生产工作计划，抓紧修复被炸毁的鹅公岩电厂锅炉设备，提高发电和供电能力；推行专责责任制、财务预决算制度、生产消耗定额制度等规章制度，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废除了限制居民用电的分区停电办法等不合理的制度，大力抓好电费回收，每月电费回收达到95%以上，经济效益显著提高；除了保证职工工资每月按时足额照发外，年终还发给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调动了电力职工生产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重庆电力工业生产经营工作稳步发展。

傅友周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他担任重庆市人民代表、重庆市工商联合会常务委员；1960年8月，担任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重庆市工商联协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全市工商界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服务工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服务；1962年，已76岁高龄的他积极响应重庆市政协、重庆市工商联的号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先后撰写了《解放前的重庆电力公司》《重庆铜元局的回忆片断》及《重庆自来水事业的兴建和经营》（此文与温少鹤、税西恒合写）等多篇文章收入《重庆工商史料》第二辑，论述了三家企业的兴建、生产经营、发展变化和经验教训，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1965年，傅友周病逝，享年79岁。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