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

金蔷薇

张海星住在南山深处一幢墙上挂满中外黑白老照片的小楼里，那里阳光明亮，腊梅芬芳。他说：“我的枪，20多年来，在重庆和全国，都排在前面，而且还打到马来西亚和埃及那边去了。”

他说的枪，不是他主编的8卷本影像巨著《二战纪实影像图典》中那些老枪，而是他作为厂商生产的射钉枪。张海星是20世纪80年代重庆知识界中非常活跃的“老枪”，当时他是渝州大学（后与原重庆商学院合并成立了重庆工商大学）中文系的讲师，而大学讲师是那个年代最迷人的职业。

从青年时代的老照片看，张老师面容高贵，英俊得好像他给学生讲授的欧洲文学名著中的男主人公。30多年后，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了17岁那年，听“风趣幽默的张老师”在课堂上讲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中的名篇《珍贵的尘土》时的情景：

这是清洁工沙梅一辈子从金匠作坊的尘土里搜集金粉微粒，以铸成一朵给少女祝福的金蔷薇的故事。“那一幅幅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老照片，不也是像尘土里一粒粒金粉吗？它等待着有心人的收集打捞，汇集成册。张老师虽然离校多年，久不为人师，但却如同沙梅一般，不忘初心，日日耐心地捶打着属于自己的金蔷薇。对于曾经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件最好的礼物。今天得到它的人，有福了。

包括美、苏、英、法、中、日、德和综合卷在内的8卷本《二战纪实影像图典》，就是张海星的“金蔷薇”。2015年12月31日，《中国卷》上下册出炉。张海星说：“《中国卷》和《日本卷》的图片质量，比不上欧美其他卷的图片，这跟当时中日的工业和科技水平不如欧美有关。从技术上说，摄影是工业和科技水平的体现。中国当时连相机都是稀缺产品，而欧美军队特别是美军，还配有照相连。”

在《中国卷》第303页上，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阿科曼中士的工作照，印证了他的说法。在滇缅公路上，阿科曼把像重机枪一样的摄影机脚架，架在一辆保险杠上喷涂有“sos1040”字样的美式中吉普车上，在两个可爱的中国男孩的注视中拍摄纪录片。

而另一张照片则记录下1944年6月29日这天，美军运输车队从桂林疏散撤出时的情形。在距桂林184公里处的2号渡口渡江时，这种美式中吉普车，开上中国木船，靠船夫用竹篙划动运输。

《中国卷》

在编者序言中，张海星表达了他对二战影像记录者们的感激和遗憾：

我震惊于那场人类浩劫有太多太多的历史瞬间被精确地记录下来，却长年累月躺在深海之中不为人知。各国战地记者、美军摄影兵、身份各异的摄影师、携带相机的侵略军和形形色色的普通民众，他们在战争的烟山火海里，在無尽的战壕、废墟和难民潮中，出生入死，按下快门，让饱含细节的历史瞬间在另一种‘射击’后留在胶片上，然后被更多的人艰难地保存、冲印、缴获、传递、整理、归档，一代代人呵护下来，直至扫描、打字、编码、上传……最后除极少数被印刷、展示以外，绝大多数照片沉没深海，无人问津。还有多少不可知的照片，被压在报社的库房、老屋的地下室、阁楼的箱底和废品站的老人遗物中，任凭时光飞逝，影像发黄，只有偶然的机遇才能重见天日。

张海星发愿把这些照片打捞出来，并以最精美的形式呈现给大多数人看。这是一个耗费巨资和时间的历程，仅《中国卷》从开编到出版，已逾6年。“套书所需的图片，最初由一家知名图像公司提供，我们一口气购买了2000多张图片的使用权，几乎把该公司有关二战各国的纪实摄影一网打尽。这些照片大多没有在出版物中见过，质量上乘，似乎主要出自于训练有素的欧美战地记者或专业摄影兵之手”。

但这些图片中关于中国抗战的只有几十张，质量也有显著差距。“壮怀激烈的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没想到影像见证如此零落。为搜寻《中国卷》的图片，我们足足花了两年多时间”。

此时，中国两大抗战影像大咖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一位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影像收藏家和出版家秦风先生。他是记者出身，长期搜集出版民国史和抗战史老照片，无论产量或质量，都堪称第一人。有了秦风老照片馆的鼎力支持与深度合作，《中国卷》所需的各方面图片及其构建的抗战脉络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位是著名民间学者章东磐。2010年，章东磐主编的《国家记忆》出版，这是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整理的二战中国图片集，一时轰动业界。“经朋友介绍，章先生的团队无私将珍贵图片数据赠送给我，慷慨重义，令我感动不已。这批出自美军专业摄影兵的中缅印战场的照片，成为《中国卷》影像中最优秀的部分。还有一些重要帮助，来自著名摄影家沙飞等人的系列照片，组成了延安和抗日敌后游击战场这个重要部分。再加上从各图片社陆续补充的零星照片，《中国卷》的图像构成才真正地丰富、饱满起来”。

老重庆

关于重庆的影像，是《中国卷》重要的部分，卷中专门辟有“陪都重庆”一章，图像清晰，昔日重临。

在重庆，蒋夫人宋美龄柳眉淡然，发髻精致，坐在一架美国胜家牌缝纫机前面，在新生活运动中为前线将士缝制征衣；面容英俊的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的公馆里谈笑风生，身着一件看上去很时尚的马裤呢中山装，简朴而柔软；街上，两个小乞丐身着破衣烂衫，把当天讨得的几文饭钱，交到街头抗日劳军捐款台；6月9日，在一块划着石灰线的操场上，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中将身着军装，为重庆警察部队举办的中美足球比赛开球，为中国伤兵筹款；最有趣的是，1945年6月25日，重庆近郊，一位美军军需官，伸手接过军用物资厂厂长金小华撒在他手中的爆米花，检查这种军用物品是否合格。原来，爆米花也是当时中美军队的军需品。

我们还看见，国民党中宣部的翁先生，奉上一张用于支付版权费的支票给聂耳的母亲。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采用了，就在1945年拍摄的由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中国人抗日影片《龙种》中，影片里的中国农妇，由当时的好莱坞一姐凯瑟琳·赫本扮演。

在河边，一群挑夫挑水的桶上，有两个木盖子。正如当时的重庆民间谚语所言：我晓知大河没扣盖盖，但不晓重庆民国挑水的挑夫，水桶有盖盖；而1944年7月5日这天，肩佩宪兵袖标的美国宪兵利文斯顿，开着小吉普，在下半城执勤时，停车回答两名问路的美军大兵，他俩想渡河。而从他们身后房屋之间的豁口，可以隔江望见南岸的山水。这里可能是望龙门码头，当时沿江房屋都没有封江，风景通透，不像现在。

专业感

《二战纪实影像图典》共8卷，将于2018年之前陆续出版。由于属于重大历史题材图书，各级有关出版审查部门，都特别重视。“本来出版社三审就可以了，但他们拿不准，就上报市里审，市里也不敢拍板，继续上报北京国家新闻总署。按理说，最后一般都是他们说了算，但他们也慎重，又上报中央军委和总参，他们最后交给军事科学院审，一位大校看了，很激动，说好得很，真实，很专业，也没有政治问题，就过了”。

解读历史老照片，更需要专业感。于是，张海星这个造枪的人，在军迷朋友们的帮助下，对图片中的一枪一炮，都仔细标明型号。我们可以从图片说明中看到，中国军队使用的机枪，有瑞士启拉利机枪、1921年汉阳兵工厂仿造美国勃朗宁重机枪的三十节重机枪、捷克式ZB37重机。还有一种捷克轻机枪，我军用它打低飞的日本侦察机。步枪类则有勃朗宁M1918A1自动步枪、汤普森冲锋枪。

炮火则有60mm迫击炮、l05mm榴弹炮，还有架在火车上的贝雷塔20mm高炮；坦克方面，日军有89式和94式超轻型坦克，盟军则有英制维克斯MKE坦克、美式M4A4谢尔曼坦克和苏制T-26b坦克；至于飞机，有美l4航空队的解放者轰炸机、B-25、B-29轰炸机，还有飞驼峰航线的美国陆军空运队寇蒂斯C-46运输机。

一张照片显示，1939年12月广西昆仑关战役后，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腰佩装在皮套里的五发柯尔特左轮手枪，上衣左袋里，则佩有三支钢笔。那个年代，一只钢笔的范儿，不亚于一只左轮，而他笔比枪多，一个儒将的风范扑面而来。

专业感还包括版权意识。在重庆照片中，我们已经看到，1945年，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把歌曲使用版权付给聂耳的母亲；现在，张海星在重庆，把二战老照片的版权，付给世界各地。

“我编这套书时，才明白为什么70年来世界上关于二战的著作浩如烟海，却至今没有一部规模足够浩大的二战图册，太多经典史学著作中插图模糊、目不忍睹。因为版权问题是一个具有震慑性和复杂性的泥淖。为了本图典的质量，也为了高度尊重包含了许多劳动创造和原始资本的神圣版权，我一开始就选择向具有授权资格的各图片社购买使用权。虽然费用巨大，但面对图书出版这个古老而崇高的文化事业，有世界大战這个永恒的主题项目，我甘愿走出第一步，冒此风险。”

现在，在微信上点开微信号“eztd1945”或“张海星@二战图典”，就可看到《中国卷》。《中国卷》定价770元，有750张图片，“差不多一元一张，也有纪念‘七七’事变的意思。秦风先生收到书后，对我说，在纪念抗战70周年国内出版的图书中，从设计、装帧到印刷，你这个书，是最出色的”。

（作者单位：重庆晨报）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