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伯康

20世纪80年代，重庆进行了一场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与此同时，重庆党政机构的设置和各级干部的选拔也同时推进。我曾经说过：“改革的突破在体制，改革的成败在人才。得才者胜，失才者败。”在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重庆在综合改革试点中走出了一条路子。

选人用人求创新

1983年3月，四川省委通知我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协助王谦书记工作。两年后王谦同志退居北京，由我接任重庆市委书记。

我刚到重庆，来不及了解情况，便迅速投入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一系列工作中。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子文和省委副书记刘西尧带领中央各部委、省里各厅局来重庆贯彻7号文件，制定了如何与重庆有关部门对口的25条改革方案，然后上报中央和国务院。接着进行与永川等地、市合并，调整市级党政机构，组建市级部委局领导班子，并做好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新老干部之间的关系等工作。经过撤消重叠的机构，合并业务相近的机构，把政企合理分工后，市级党群领导机构由107个减为73个，市政府所属77个单位缩减为46个。相应的干部减少一半以上，新班子年龄平均下降6.7岁，50岁以下的占三分之一，高中以上文化占三分之二。

通过一年多时间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和整顿党组织、落实政策，对重庆的干部队伍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和考察。一方面，在现有干部中，有的年龄偏大，不适应新的改革要求，而文革中对新干部培养又形成断层；另一方面，在全市范围内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基于要实现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这一艰巨任务，必须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选拔培养新一代中青年干部的工作便提上了市委的工作议程。

人才总是随着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任何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也总是伴随着人才辈出。改革腾飞的时代需要创业者，创业者的素质应是创新精神、獻身精神和勤奋拼搏的精神。改革需要有知识的人，更需要有能力的人，知识是构成能力的基础，能力是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的结果，所以实践是检验人才的重要标准。人才，首先是干才。“能干加苦干，有了成绩才提干”是我们选拔干部的一项原则。要在干部工作中形成一种“佼佼者上，平庸者让，失职者下”的风气。认人、用人之道着眼于“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补其所短”，但也“不因寸朽而弃连抱之木”。使用干部是用他的“今天”，而不问他的“过去”，用他“本人”，而不问其父母、社会关系。在识才、用才上要具有胆略和开拓精神，要不惧闲言杂语，不怕承担风险。

自古“宰相起于州郡，将军来自战场”。市委决定进行一场“群体伯乐识骏马”的“开科取士”，即开创科学选拔人才的办法，探索一条认才、选人、用才的新路子。具体做法是：第一，由群众推荐。干部生活在群众中，干部的优缺长短、功过是非，群众从不同的角度看得比较清楚。群众荐贤，可以突破识人、用人时的狭隘，改变选拔干部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还可以加强群众监督，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第二，逐级考察。在逐级考察中反复比较，优中选优，有利于选准、选好人才；第三，在动态中考察。在生硬的档案中难以发现人才，千里马要在征途中才能发现，我们从实践中开创新局面的地方可以发现很多优秀的人才；第四，要为干部的成长开辟多种形式的渠道和台阶，鼓励毛遂自荐，为那些不为领导熟悉的能人创造条件。

到1984年底，各大口、各区、县由群众无记名投票推荐出430名干部，经各口、各区、各县考察后留下300名，然后，市委组织部从中筛选出100名，再经市委常委与组织部一道精选了15名。随后，市委常委会召开了市里四大班子、纪委、市级有关部门的领导及新闻界等30多人参加的考查会，新选拔出来的干部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工作情况、成绩，并对全市的工作发表意见。得到了与会者们的认同，称赞他们确是干部中的佼佼者。会后，他们都调往了更重要的岗位开展工作：原塑料四厂厂长朱蓉仪被任命为二轻局副局长，一、二轻局合并后为轻工局局长，以后调省里任经协办主任，为省里唯一的正厅级女干部；原重庆大学研究生部总支书记刘鹏被任命为团市委书记进入市委常委，后调团省委、团中央任副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委副书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任命原东风造船厂党委副书记薜文琪为市公交政治部副主任，现为重庆外经委主任；任命原经委建管处处长王兴忠为经委副主任、主任，后为市政协副主席；任命原一商业局副局长史俊杰为市中区副区长，后为巴南区区委书记，等等。

自1983年以后，在市属部、委、局、区县、厂矿企业共选拔3700多名干部，中青年干部已成各级领导班子的主体，约占70%。其中属市级部委办领导班子中的有27人，占36%，区县担任一把手的有24人，占57%。

基层工作打基础

1985年春夏之交，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同志路过重庆乘船去武汉。我在潘家坪宾馆向他汇报重庆选任干部的工作时，提出重庆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已经全面开展，但许多方面缺乏人才，中央能否给重庆支援一点干部？宋任穷同志说：“中央也缺干部，还要从地方调呢，哪有干部给你们？”接着话题一转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他说，当年中组部为培养李铁映，拟派李下放辽宁营口任市委副书记。李铁映却主动提出去一个县做一把手挑硬担子，于是他被安排到海城担任县委书记。7个月后宋出差辽宁时，绕道海城去看望李铁映。见面后听他汇报工作时，发现李铁映的气质、思想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听完宋任穷同志讲的故事，我顿时充满了信心，对他说：“我明白了，干部要自己来培养。过一段时间，重庆市是会出干部的。”同时，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成熟的干部应当是综合型的干部，也就是能运用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和经验，擅长对一些综合性的问题提出对策和解决的方案。这些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要加以培养、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于是，市委确定将一批新的中青年干部下放到区县锻炼：刘鹏到沙坪坝区委任书记，滕久明到北碚区委任副书记，辜文新任江津县委书记，李科任綦江县委书记。他们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的锻炼，提高了综合工作能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86年7月，市委召开下放各区县中青年干部座谈会，沙坪坝区委书记刘鹏、南岸区委副书记裘希、九龙坡区委副书记、副区长姚代云、北碚区委副书记滕久明、江北县委副书记周建中、大足县副县长王冶、荣昌县委副书记王昌渠等参会。他们汇报了在基层开展工作的情况，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的感受、体会和收获。在这次会上，我看到了一幅幅中青年干部成长图，他们已经自觉和时代脉搏的跳动紧密结合，在各种复杂的矛盾中得到锻炼，在一个地区的综合实践中成为通才，增强了领导能力，团结了同志，打开了局面。

刘鹏下放到沙坪坝任区委书记，得助于沙坪坝区委书记杨奉瑞同志的大力支持。我先找刘鹏谈话，得知他初中未毕业下到农村，高考恢复后直接上大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还被一世界学术会选上去丹麦宣读。他知识面广，兴趣广泛，喜好诗词歌赋，政治理论有一定水平，并且在研究生中有较高威信。于是，我對重大校长程地全说将他调来市里作团委书记。程说，刘鹏是他们培养的校长接班人，教育部也曾来考察过，想让他作为副部长接班人。又说，其他单位调我们不放，市里来调我们服从。我又征求了刘鹏的意见，然后把他调来团市委任书记。在这次下派干部时，我们考虑到刘鹏从未接受过综合工作的锻炼，便将他下派到沙坪坝。

沙坪坝区是个工厂学校密集的地区，这里有钢铁、纺织工厂，大、中学校、医学院、炮校、步兵学校、后勤学校……，堪称是一个“文攻武卫”的地区，综合性较强。区委书记杨奉瑞是老同志，地下党员，工作出色，威信很高。我对杨奉瑞说：“我们打算将刘鹏放区里作书记，你退居幕后作顾问，要对刘鹏悉心照顾和培养，一段时间后要将他调回市里，所以你还要另外培养一个书记接替。”他爽快地答应说：“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认真做好培养两个一把手的任务！”当时杨奉瑞还没有到退居二线的年龄，我以为说通工作会比较困难，结果只用了10分钟便解决了。我还对杨提出，以后在工作中遇到麻烦和棘手的事要挺身而出来承担。杨也痛快地答应：“这也毫无问题！”经过基层工作，刘鹏锻炼了综合工作能力，打下了开展全面工作的基础。后来，无论担任各级团的领导工作、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工作、四川省委副书记的领导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领导工作，他都能得心应手，应付自如。

重钢四厂党委副书记秦玉琴被调到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不久后，秦被提为部长。我找时任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尹荣福谈话：“你曾经过地下斗争的考验，长期做组织工作，业务熟悉，对干部情况了解，以你的才德，完全可以担任部长。但为了给年轻人开辟成长的道路，你只好担任副部长，由年轻的秦玉琴来担任部长。”尹表示完全听从组织安排，一定当好秦玉琴的助手。如遇到有些难以对付的事，我也要求他挺身而出，要像一把手那样揽在自己身上来解决。尹说：“这也毫无问题。只是不要形成功则归人、过却归己，将来如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书记你要出来给我讲话呵！”我说：“这也是毫无问题的。”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