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处理对外关系之构思与部署，经历了开国时“孤立主义”的闭关自守、19世纪初的门罗主义、二战后的霸权布局的演变过程。在这一纵深发展的背后，是美国对自己国力雄厚的自信心。美国21世纪的战略布局正在摸索阶段，反恐机制、应付欧佩克对石油市价之垄断、群力环保、世界扶贫工程等四项是其当务之急，但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与日俱深，其未来的战略布局将仍以防范中国为主干。其原因乃在美国的外交导向过分受到国际关系学科中实力派的影响。实力派引用历史实例为依据，指出凡是崛起的新兴强权一定会与当前第一强权争夺霸主地位。但是，实力派所引用之先例全是第一次崛起的“暴发户”。而中国第一次崛起早在713～1820年之间一千多年，目前是中国第二次崛起，是复兴而非“暴发户”之行列可比。本文还引用了三个“标示”以证明中国目前之再起绝对不会导致与美国争夺霸主地位。美国未来全球布局，不应以“中国威胁论”作其大前提。

【关键词】区域布局 全球布局 独立主义 门罗主义 战略边陲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2.001

导言

美国立国之初选择了闭关自守，谈不上任何全球布局的构想，等它走出这个孤立主义的阴影，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而真正开始有全球布局，则是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事。这其中的渊源须稍作交代。

美国最初与外界隔绝的选择，可由华盛顿总统的惜别赠言（Farewell Address）窥得其依据。这篇演讲的主要叮嘱是：美国在自身谋求和平之同时，须切忌干预（境外）他国事务，尤不可与任何国家或集团缔结永久同盟关系。所以，美国在一度与法国在1778年联盟之后，下一次与其他国家缔结同盟关系是171年之后的北大西洋公约。这种美式孤立主义，其实并非出于消极心理，因为它到19世纪初（1823年）已演变成了很积极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发生这一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要防止欧洲国家插手西半球、影响美国在本地区“唯我独尊”的地位。回顾历史，我们可将门罗主义看作是美国一个早期的区域性布局。这种看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布局是门罗主义从美洲推向全球的一种自然延伸。在门罗主义（甚至以前的孤立主义）和二战后美国全球霸权扩展之间，有一个隐蔽而关键的共同点，那就是美国对自己强大之国力有坚不可破的信心。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认为自己退可以闭关自守、进可以执行门罗主义。而等到二战结束美国承袭了英帝的霸主光环，这股自信心就成为美国领导全世界的精神支柱。因为二战后要对抗斯大林共产集团的挑战，所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领导之下应运而生。值此，美国即从19世纪独霸美洲地区的共主演变成20世纪中叶以后的全球霸主。但与英国帝国主义傲霸全球不同的是，美国没有像后者那样热衷建立一个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这可说是美国比英帝高明之处：它不建立殖民帝国，但却能制定世界博弈规则，让全世界随它的音乐起舞。

另外，有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专制独裁的敌人（法西斯与纳粹政权）发起的侵略战争，所以作为霸主的美国必须领导一个揭橥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方能确保长期和平与稳定。因此，在布局上，二战后的美国除了要领导反共之艰巨重担外，还兼任了自己认为是推动民主、自由的一个夙夜匪懈之义勇军，甚至还充当世界警察。

美国全球布局的由来

美国二战后的霸权布局，有政治（包括军事）与经济的两方面。先谈它在政治上的布局。

要了解美国在政治上的布局，须先知道罗斯福总统的“边陲战略”（Rimland Strategy）。由于在二战期间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已蚕食鲸吞了东欧一大片，其势力扩张气焰已咄咄逼人。在二战尾声之际，罗斯福总统目睹欧亚两洲法西斯与纳粹势力俱已垂临败亡，而英国势力虽然已执世界牛耳一个多世纪，但在二战中已消损疲惫殆尽，所以认定战后国际秩序之领导非美国莫属。他在筹划战后秩序之布局时，深信未来对世界的威胁定必是来自邱吉尔称之为“铁幕”的共产苏联极权集团。因而采用由权威地缘政治学家斯必克曼（Nicholas Spykman）教授首创之“边陲战略”理论①。该地缘政治理论将西欧与东亚核心的中国定位为美国必须尽全力争取与笼络的东西两个战略边陲（rimland），用以帮助美国围堵地跨欧亚两洲的心脏强权——苏联——与其附庸。

此后在欧洲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这个理论下的产物。其责任与功能乃在巩固西欧的边陲，以对付来自苏联共产集团的威胁。而战后东亚的中国，除了是战败日本有功劳的盟邦以外，也是美国必须扶持的另一战略边陲。其重要性是双重的：既可以帮助从东边抵制心脏强权苏联，又可看住战败后的日本，防其蠢动。也因为如此，中国必须以战胜国身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样的安排，可说刻画出了美国准备负起战后霸主责任的一个在地缘政治上布局的轮廓。可是没有想到，4年以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了其原先盟友蒋介石政府。这个转变打乱了罗斯福总统对战后国际秩序在地缘政治上布局的亚洲部分。虽然解放前的中国被美国定位为其东亚边陲，但新中国则因被华盛顿误判为苏联共产集团的延伸，而在美国战略地图上消失了30年。以下，我们还须对美国在经济上的布局作一个交代。俾使我们对美国战后布局的政、经两部分有一个全貌的认识。

二战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创立之理论基础与美国的布局

美国对战后布局的另一部分是创立战后金融治理体系。这其中牵涉到实际考虑与对历史的检讨，也有其理论的基础与用意。先谈实际考虑与对历史检讨之部分。

在二战之前，世界上并没有国际多边金融治理体系，因为那时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双边关系。同时，很多西方国家都有殖民地，连美国在打赢189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后也取得了菲律宾群岛作为它的殖民地。国际投资一类的金融关系多半是宗主国在殖民地进行的纵向经济活动。而一个宗主国与另一宗主国之间的横向投资，虽然是有，但其发生的频率与金额均微不足道。在英帝的运作下，英国的国家银行实际上行使了相当于世界银行的功能。

自工业大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史上的相关理论，可以说主要表现为保护主义（即关起国门抗拒外来产品）和自由贸易（即呼吁各国均须开门接纳外来产品）两派的抗衡②。

国际上有关经济（包括金融）秩序的变动——譬如由双边到多边、由区域性变为全球性、由依靠一个霸主的保证到以多边条约为基础而形成制度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后第二次大战爆发前的两件大事有密切关系。其一是希特勒纳粹势力的崛起，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这两件大事有其密切相连的关系。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法国与英国坚持要求在巴黎和约中规定战败的德国必须付出巨额赔偿。由于巨大的赔偿负担，德国经济很快被拖到绝境。为了履行对英法的赔款义务，德国每年必须向美国华尔街的金主作大量的借贷。而英、法两国也须依靠来自德国的赔款才有钱以分期付款方式对华尔街偿还它们在战时的贷款。这样的循环流程由于1929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发生空前崩溃遽而中断。其导致的后果是，德国借贷来源断绝，因而付不出对英法的赔偿。英法也因此无法对华尔街继续偿还它们战时借贷的分期付款。这更加深了华尔街资本短缺窘境，导致本来就受损于股票市场崩溃而特显疲软的美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美国国会为了挽救此严重经济拮据，在1930年制订了《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给美国竖立了一道严密的保护主义壁垒。孰知欧洲各国为了自救，也学样纷纷设立了保护主义关卡。这一串连环行动终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在德国经济崩溃绝望之余，希特勒登高一呼，以必须力挽狂澜改变现状作为竞选号召，他的纳粹党遂被选为德国国会的多数党。希特勒于1933年被任命德国总理，6年后的1939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两件大事给世界各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它们意识到，原来世界各国经济是休戚相关的。无论是华尔街股市崩溃，或是德国经济被拖垮，都会波及全球经济。如一个国家树立保护主义关卡，就会刺激其他国家回以相应的关卡，遂而导致全球灾害。这种觉悟与共识，为未来建立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战结束后，战胜国不但不再要求战败国支付赔款，而且为了确保国际经济不再受累于保护主义的困扰，他们在美国领导下制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制度——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

另外，自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人们得到一个启示，即国际社会需要一个机构来维护国际货币稳定性与兑换之规律，并且可以兼作一个最终应急贷款之援手（lender of last resort）。其功能是在所有国家普遍发生资金短缺时，可以注入紧急资金，使国际经济由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在此共识之下，美国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塑建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这个体系包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其中IMF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防止世界经济大萧条悲剧的重演③。

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加起来，就构成了二战后新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个体系的精神是反对保护主义而鼓励开放式自由市场。其理论基础，英文叫economic theory of peace，中文可译成开放经济的和平理论。这个理论可以用日本1941年炸珍珠港一事来作比喻的例证。日本是一个毫无天然资源的国家，这也是它发动对东亚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借口，而为了维持其对东亚的侵略战争，需要持续有战略物资的支援。当时的东印度群岛（即今日的印尼）拥有日本急需的资源（譬如石油），但因美国那时坐镇菲律宾，正好挡住去路。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发生，正是日本企图以轰炸珍珠港来逼使美国由菲律宾撤退的一次冒险。抽象一点来说，如果世界上有自由市场让日本可以取得它所缺乏的天然资源，它就不须靠战争手段来取得，而且绝对比发动战争更为轻便，也不必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

事后推敲美国这种经济布局的真正意图

尽管如此，至于美国真正的意图，我们要等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目睹了国际基金（IMF）既没有预防这次金融海啸的发生、又未能帮助全球经济复苏，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国当初创立IMF的真正意图，并不是任它成为调节全球金融的一个权威的机构，而是企图要它成为美国管控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工具，以保证全球的金融经济都会应美国的音乐而起舞。有了这个认识，我们才能将美国战后一切金融方面安排的布局以及之后发生的种种情况完整地串联起来。

第一，虽然说IMF要充作最终应急贷款之援手（lender of last resort），但它的总基金额仅有2500亿美元（$250 billion）。针对2008年金融海啸，欧盟提议将之增加一倍，也不过才5千亿美元。再看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1月对国会提出的为美国经济“救市”方案，需求之总数是25000亿，结果国会通过了8310亿（$831 billion）的拨款。相比之下，IMF的总基金额简直连小巫都算不上。IMF这种先天不足，完全是由于美国对全球金融管制要自己直接参预，决不松手。因此，它不认为IMF资金短缺是问题，就不足稀奇了。

第二，当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之时，美其名曰要巩固全球货币稳定，所以各国货币统统均与美元挂钩，兑换率皆以美元作为计算之标准。美元又与黄金挂钩，1两黄金定价为35美元。在这个体系里还设立了史无前例的“加权”投票制度（weighted voting），与其他国际机构的一国一票制完全不同，这里各会员国拥有的票数多少，是依其在IMF所分摊的认股（quota）多寡而定，而认股多寡又是按每个国家经济体之大小而决定。因此，美国以其经济为世界之最，故拥有最多的票数，占全体票数的16.5%。最小的马绍尔群岛的票数，只占0.001%。加权投票制度，也等于是帮助美国确保IMF作为它对全球金融管控工具的一项法则。

第三，二战后之初期，世界各国普遍缺乏美元，美国在1947～1958年之间积极主导了美元的大量输出。杜鲁门计划与美元外援（简称美援）计划应声而起，后来，马歇尔计划再拨款170亿美元作为援助美国的欧洲盟邦（以后再加日本）经济复苏所需。一般人只认为这是应付冷战而来，实际上则是美国要借此种种办法将美元推广成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共同货币以及兑换折算的基础。它成功了④。但是，美国这一成功也是IMF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无能为力的原因。

自1958年开始，其他国家的美元持有率逐渐增高，殆至1970年左右，所有外国持有的美元总数已超过美国所有。尼克松总统感到如果这些国家把它们手中持有的美元向美国要求以35元兑换一两黄金的话，美国将面临空前危机。因此，1971年，各国在美国主导下签订了斯密松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美元与黄金以及与其他货币兑换均告脱钩。世界进入了一个自由浮动的时代，意即黄金价值和任何货币与美金之间的兑换率，均由国际市场浮动决定，不加人为管制。

IMF于1986年开始发行SDR（特别提款权），象征IMF开始有其自己发行的币制（昵称“纸金”），其价值由一个包含美金、英镑在内的一揽子储备货币来决定。1992年欧盟成立后，又开始有了欧元币制。美金虽是遭遇到竞争，但它在各种币制中仍占翘楚地位。美国仍对世界金融系统（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保持以往的管控。真正受到严重挑战，要等到2015年两个崭新金融机构的出现：（a）金砖五国NDB（新发展银行）与（b）由中国推动而拥有57个创始会员国的亚洲基建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至于后者，尽管美国极力反对，仍无法阻挡那与美国最亲近的盟邦英国投资加入。继英国之后，法、德、意诸盟邦也照样跟进。之后又有澳大利亚以及韩国陆续违背美国意旨而加入了亚投行的行列。

时至今日，美国由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凭他的远见与信心筹划的战后美国霸权领导世界的布局，政治与经济的两部分均遭遇到种种变换，已面目全非。至于其政、军构想的部分，在西欧的边陲，由于苏联垮台，北大西洋公约虽是幸存，但没有了心脏强权苏联的威胁，其创设之初衷不复。何况欧盟之崛起已囊括了欧洲27国，西欧往日对美国的亦步亦趋已不复重见。而在东亚核心中国的这块边陲，虽经过1949～1979年的一度隔离，自尼克松要玩“中国牌”以牵制过分嚣张的苏联又重返美国的战略地图，但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于几年前登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荣誉榜，中国的地位也随之剧变。何况高盛公司、座落巴黎而具有34成员国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很多其他分析家都异口同声地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而人民币也将替代美元作为世界金融制度的基础。如果属实，美国将非有其应对21世纪格局的新布局不可。

在此，为了深入追踪探讨美国自罗斯福布局以来所遭受未能预期的挫折，我们须分析美国经济近年来一蹶不振的两大导因：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二是2008年以前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

二战后布局给美国带来优势，但为何其今日经济陷入困境

罗斯福为战后而设的战略布局，一方面让美国能够主导全球行为规则的制定（譬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加权投票制度）；另一方面是让美元变成世界金融经济的共同货币，已如上述。还须加一点，那就是二战后的美国还兼任了自己认为是鼓动民主、自由的一个夙夜匪懈之义勇军。这一点对美国在金融经济上的好处，并非显而易见。有人说，因为美国不遗余力地标榜民主自由，所以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动乱，当地有钱人一定携带他们的财富逃来美国。这话乍听起来似乎是无稽之谈，但仔细观察，也不无实例可佐证它的几分真实性。不用说太早以前，就算最近20年来东欧与北非的“颜色革命”以及中东（譬如伊拉克与叙利亚）动乱诸例，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当地的有钱人带了他们的财富跑到美国避乱。不仅如此，自从中国开始富起来之后，一方面有诸多“裸官”将大量不义之财交由家人悄悄挪出国门，最常见的仍是投向美国；另一方面有某些暴发户个人出于莫名的原因不甘藏富于国内，而向国外转移巨额财富，也多半是以美国为资金歇脚的目的地。（当然也有若干中国有钱人带了财富来美国并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但发觉美国征税查税过于苛严，所以为了财富保值宁可放弃公民身份而远走他乡或者返回中国。）

我们在前面说起，战后美国认为在它的霸权之下除了标榜民主自由之外，尚须自己充当全世界警察的角色。有鉴于以上动乱地区有钱人纷纷携带他们的财富竞相来至美国的实例，所以美国标榜民主自由对自己的实质好处是见效了。但是，充当全球警察一角，其所遭遇的结果，尤其是在冷战终止后，不尽理想。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与科索沃的事件中，美国的干预虽然没有具体的成果，但也无伤大雅，但美国插手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军事干涉，却遭遇到难言之隐。丧兵折将以外，最讽刺的是，美军要打退堂鼓都找不到体面撤军的台阶下⑤。所以，我们对未来美国的布局是否仍对充作世界警察有同样的热心，可以存疑。

尽管美国二战后的布局使自己的国际安全有了保障，但当初布局的构想，从来没有任何应付恐怖袭击之心理准备。故“9·11”恐袭将空前动乱带来美国本土，产生的惨重后果至多。包括严重地创伤了美国经济，令其一时无法转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防止经济不断衰退，采取了连续13次降息措施，最后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孰料这些措施为美国带来更大的伤害。由于利率大量降低，造成大众借贷来抢购房地产的异常现象。同时也招来很多国外资本注入美国大炒房地产。房地产泡沫以及次贷危机问题，都是由此衍生而来。回头来看，我们可以说，由于美国从未遭遇过像“9·11”这样的事件，所以金融界过分反应，造成银行过分放宽房屋借贷标准，几乎对申请贷款者来者不拒。银行也知道如果太多借款人偿还不出他们的贷款的话，银行自己将面临资金周转危机。所以，这些银行与放贷公司早已将放贷打包，转卖给了半官方的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两大公司。没想到点滴水渠聚集成河，而河川汇集，终成汪洋大灾。房利美与房地美两家公司因累积呆账高达50亿美元之多而被政府接管，成为华尔街崩溃倒闭之先声。

除“9·11”以外，另一使美国经济瘫痪的变数，则是21世纪初的石油价格飙涨。本来在此以前，石油价格已居高不下，害及很多行业，尤以航空业与旅游业为最。为了缩减成本，很多公司只好裁员节流，引起失业率上升。到了2008年7月，国际原油价格却飙涨至每桶147美元。美国经济因此遭遇莫大的挫折，失业率更直线拉高，银行呆账急剧上升。投资银行本来习惯玩耍杠杆游戏，譬如以1块钱抵押就可以借贷30块钱，形同走钢索，而石油价格飙升的效果，如同将走钢索人手上的平衡棒打掉了一般。这一切积累效果导致华尔街无法收拾，终于造成2008年的崩溃，引起全球的金融海啸。

可是有一件事令人困惑。即自1500年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控制了世界石油市场定价，为什么偏偏现在出了问题？要知道此答案，我们必须先知道近代国际法上的一个悄然但重要的演变。因为很少人抓住此中奥秘，所以需要略加解释。

在历史上，国际法中的主权观念始终是指一个国家在政治意义上的自主性，并不涵盖经济上的自主性。正是因为如此，西方国家才得以控制中东地区石油资源。西方所谓的“七姐妹”⑥才能来此开采这些资源，然后将生产的石油产品卖到世界各地。这“七姐妹”也垄断了石油定价权。可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现代国际法接受民族自决权，而且将它定为一个“人权”，大量的新兴国家在挣脱西方国家的殖民控制后，纷纷参加了国际社会的各种活动。由于他们的鼓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天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决议案。从此，在本来只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之外，又增加了经济意义的主权，从而在国际法上建立了经济主权的观念，因而一个国家对其土地上的天然资源拥有其绝对自主的权利。这表明了一个资源拥有国为了“公共目的”有“国有化、没收、征收”它拥有之资源的权利。

这一发展，对于西方石油公司一向基于“屈让”（capitulation）老观念而取得的采油权造成莫大威胁⑦。西方石油公司为图求存，纷纷与当地国签订了共同“参预”协议（譬如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以及科威特的英国石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某些协议还允许当地国政府拥有51%比率的利润分享⑧。此后，这种拥有石油的当地国之“参预”权得到延伸，甚至让它们可以决定石油在世界市场的售价。我们熟悉的OPEC，虽然名称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但实际上是拥有石油当地国的组织。它成立于1960年，自1974年开始，中东石油的卖价就全权由OPEC（而非西方“七姐妹”）绝对掌握。从此，石油市场永无宁日。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能源（石油）危机在1974年爆发的重要原因。

从1971年到1973年底，波斯湾的原油从每桶1.8美元涨到每桶11.65美元；到了1982年已涨到每桶40美元。而在2000年后，原油价格很少低过每桶60美元。到了2008年7月原油价格居然涨到每桶147美元，这是史无前例的。

分析以上（“9·11”恐袭）的突发事件和石油价格失控的两大变数，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幕后的策动者都是中东的某些极端势力。在炸毁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和促成华尔街崩溃方面，这些势力均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如果可以这样下结论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痛恨美国乃至要摧毁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纽约世贸大楼与华尔街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最显著的象征）？如果我们试从某些中东阿拉伯人视角观之，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认为美国对中东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政策过于偏颇，以至伤及阿拉伯人权益。如这个揣测属实，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何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给予中东问题特别优先关注，甚至不惮重提自1947年以来就被搁置的巴勒斯坦建国这一敏感议案。

理解这些演变与复杂背景，我们就会发现，罗斯福为二战以后制定的战略布局已无法适合“后冷战”时代所需。美国对于21世纪应有怎样的新布局，似乎尚在摸索之中，但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已有足够依据可以基本认定美国未来应该关注的事项，大约可以归纳为四点：控制世界石油的稳定；制约国际恐怖主义者之行动；参与世界扶贫工程；在环保方面作出努力。

揣测美国21世纪布局应有的基本考虑与努力

根据以上分析的诸多发展与演变，美国如要确保它在21世纪中霸权地位之于不衰，应有几个特别专注不能懈怠。兹分别简述如下：

第一，为了巩固自己经济的强势，首先须在世界石油的稳定上着手。美国本来的政策是尽量不开采自己境内的石油。但因OPEC操纵石油价格已导致美国经济因成本大增而受损，所以近五六年来华盛顿政府已鼓励美国页岩石油的生产，自2010年以来，其产量已经增加了一倍。美国每日4.4百万桶的页岩石油产量，占全世界页岩石油总产量的90%。今年初国际市场石油的售价降到了27美元一桶，恐怕正符合美国的心意。

第二，为了维护美国本土以及世界各地安全，美国必须在全球反恐努力上起得带头作用。除了掌管美国国防安全的官员外，连今年竞选总统与国会议员的政客口中都不停地高呼要消灭恐怖分子的根源（ISIS“伊斯兰国”）。

第三，由于要与中国竞争取得第三世界的拥戴，必须认真参与世界扶贫工程。除了拉美以外，美国一向对发展较落后地区（包括非洲）一概无大兴趣。相反，中国对弱小民族则爱顾有加。在2008～2010年间，中国对开发中的国家贷款数量竟超过世界银行，达到了1100亿美元的总数。此外，北京还免除了不能偿还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几十亿美元的债务。在2000～2009年间，中国免除了35个非洲国家全部312笔贷款，而且这些国家都没有什么中国需要的天然资源。美国因感中国这方面竞争的威胁，也开始注意如何帮助削减世界上的贫穷问题。

第四，促进世界环保合作。美国虽然早先退出了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但是奥巴马上任以来却相当注重环保问题。在此议题上，他曾于2014年在北京与习近平主席共同签发了一个《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去年（2015年）他也亲自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并和习近平主席达成协议。中美双方强调制定和公布以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相当于3.5华氏度）之内为目标的本世纪中期低碳经济转型战略之重要性。而且，双方重申支持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需。

总而言之，美国21世纪的布局，应该脱离不了以上四点核心考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除了第一项之外，在其他三点上，美国均应发现如它能与中国合作，势将事半功倍。可是，华盛顿会否真如此想，恐怕还有变数。这个变数就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美国眼里的中国崛起与美国未来的布局

美国对华政策，在尼克松时代，是以玩“中国牌”来对付彼时过于嚣张的苏联。但在苏联垮台以后，除了“中国牌”之用场告罄以外，还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直线上升的中国崛起。自从卡特总统第二任以来，美国曾试图以加深美中经贸关系（“全面接触”）来促使中国内部的“和平演变”。但后来发现如此做法，除了大大帮助了中国经济更加倍突飞猛进以外，并未取得美国预期改变中国内政的效果⑨。因此，华盛顿方面开始觉得，必须防范崛起的中国替代以前的苏联而成为美国的劲敌。

在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实力派（realists与Neorealists）的论点。他们认为，历史上所有崛起的新兴强权都会挑战现存的世界霸主，没有什么“和平”崛起的先例，崛起的中国一定会挑战现任霸主的美国。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对策是在中国国力还没有完全达到足以挑战美国之时，“乘机将它打下去”。有知名的学者竟主张美国应该联盟日本来共同钳制中国⑩。

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些西方学者有一共同盲点，即他们所根据的历史先例全是第一次崛起的国家（亦即“暴发户”的行列）。譬如：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英国、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俾斯麦带起来的德国、明治维新创造的日本、斯大林带动的苏联、二战以后的美国。但是，中国不是第一次崛起。根据国外的权威数据资料（包括英国权威经济历史学者Angus Maddison的数据库），中国在713～1820年之间的一千多年里，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其GDP比全欧洲加起来都大许多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内忧外患，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蹂躏（包括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国衰颓了一个半世纪，至1978年以后才逐渐再度抬头兴起。所以，中国现在是第二次崛起，绝不能和以上第一次崛起的“暴发户”国家相比。

虽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类似中国第二次兴起的记录，我们因此没有先例可寻，故无法知晓第二次兴起的大国会有如何的行为表现，但有三个“标示”可以帮助我们推敲中国再起后行为表现的方向。第一，中国第一次崛起的一千多年并没有侵略他国记录的事实（如有的话，邻国历史不会没有记载）。第二，中国有在1840年以后衰颓一个半世纪的感受与体会。联合国宪章中第二条第三款中的“正义”（justice）一词，有记录显示是中国当初在宪章草拟时坚持加进去的。这是由于中国饱受帝国主义欺凌之苦故而深感世界上应该提倡社会正义。中国今日善待弱小民族的表现，正是出自这种信念。第三，中国在它1978年开始复兴再起的38年来，对于国际秩序的尊重以及对美国礼让之表现（譬如在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所提出或支持的决议案，包括对朝鲜违反核武扩散的制裁案，中国投票记录几乎完全与美国投票意愿相符；这与过去苏联的表现完全不同）⑫。基于这三个方面的“标示”，足证第二次再起的中国与以上实力学派所引以为依据的第一次崛起的“暴发户”国家绝对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可以断定再起的中国不会因为自己要称霸而挑战美国⑬。

可是，虽然铁证如山，而且习近平主席为了释出善意也矢言中美两国“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美国政府对华猜忌仍然不为所动。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洲”（又说是要寻找再平衡），说穿了，主要还是针对中国。奥巴马2014年访问日本时，毫不含糊地宣称，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概括了美国共同保护日本尖阁群岛（即中国的钓鱼岛）的义务。今年（2016年）5月他访问日本时，特地去广岛对那死于70年前美国原子弹下的亡魂的后裔致敬。这一切具表明了奥巴马在积极拉拢反中国的日本。其用意不言而喻。

我们不要忘记奥巴马总统2014年5月31日在西点军校演讲时宣称美国将维持再一百年的霸权，我们也应该知道美国贪婪的文化决定了它是一个富不知足、强不能安的国家。所以，尽管中国有爱好和平的记录，也多次宣示绝不称霸，并且还以实际行为表现不与美国争霸，但美国对中国的猜忌根深蒂固。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只要这种猜忌之毒素存在美国领导人（包括竞选中的政客）心目中一日，他们内心就一日不得安宁。展望美国21世纪的全球战略布局，恐怕最终仍是以防范它想象中的“中国威胁”的大前提为准。换句话说，防范中国崛起的威胁，在美国全球布局上，将比以上所举四项关切的的任何一项（甚至所有四项加起来）的比重还要大。我们以上说起美国自建国以来曾长时期因觉自己国力雄威而独具不可动摇的自信心。相比之下，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以往的自信心完全不知去向。

追其究竟，不外乎是由于西方人习惯于以前中国人的礼让以及在外交上传统之退让政策（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表现是如此），而在美国看来，现在的中国非但已不顾韬光养晦的格言，而且还大谈要与美国策划平起平坐的“新型大国关系”，故而让美国有绝对的恐惧感。中国的对策，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不胜其烦地重复指出中国不是第一次崛起等诸点，直到美国人相信为止⑭。

结语

以上所说美国官方对“中国威胁论”的恐惧感已至疯狂状态。除了以上所言的缘由之外，还有一个真实但被某些重量级学者否定的因素。他们否定的，却是美国国力已悄然进入严重滑落的论点。笔者认为这种否定，是色厉内荏的心虚表现。因此，而对中国仅以30多年的努力已经复苏崛起，他们觉得更加可怕。

关于美国是否已开始衰退的问题，虽然民间与舆论界颇有附和，但若干重量级学者却极力反对。这些学者，包括奈伊（Joseph Nye），著有“美国世纪结束了吗？”（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越夫（Joseph Joffe），著有“美国衰退之迷思”（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以及卡干（Robert Kagan），著有“美国塑造的世界”（The World America Made）。据说奥巴马总统极为器重这一派的意见。

笔者之所以认为这些学者是心虚的表现，是因为有数据为我们作证。第一，美国的国债（包括公家与私人的全部债务）是美国GDP的141%，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债仅占其GDP的16.2%，全球排名第十一（这些是根据美国CIA的数据）。第二，根据维基百科全书，美国的中产阶级（年薪在4万至10万美元），有11%的家庭在紧急情况下手头拿不出400块美元应急。尤有甚者，纵使是年薪1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有27%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美国的国力衰退只有继续下滑而无挽回的机会，所以它更加担心譬如中国的海军是否赶上美国。因此，要在南海问题上以航行自由为借口，企图抑制中国海上发展与扩权。

目前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次丧失了对自己国力充沛的信心。所以它对全球的布局，一定是要防范第二大国国力的扩充，以保证它自己在后冷战时期领导地位的不衰。

注释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n Strateg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Herman Schwartz， States and Market： Emergency of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Macmillan， 2000.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revised and enlarged ed.，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参见熊玠：《金融海啸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59～67页。

参见Michael Mandelbaum， 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石油工业“七姐妹”是指20世纪50年代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分别是：标准石油公司（爱克森石油公司的前身）、美孚石油公司、雪佛龙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海湾公司、壳牌石油公司与英国的BP公司。

所谓“屈让”是西方国家在国际法上借用一个（国内）习惯法的观念。用白话说，意即我在你土地上投资开采你的资源，也分你一杯羹。久而久之，我就几乎可以霸占甚至拥有您土地上的资源，你就等于失去了（经济）主权。

Stephen Gill， David Law，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62.

见Michael Mandelbaum， Mission Failure， p. 35ff.

John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2001， pp. 46-61.

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相关讨论，请见James C. Hsiung， 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Mythis， Puzzles， Paradoxes， and Challenge to Theor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2， pp. 47-70.

见Hiung， 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p. 251ff.

见熊玠：《大国复兴》，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25～229页。

以中国第二次再起角度来摧毀西方实力派之观点，除了拙著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以及中文版的《大国复兴》以外，另外批判实力派有关中国威胁论的书籍值得推介的有；Steve Chan， Looking for Balanc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wer Balancing in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Rosemay Foot， Andrew Wal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 Global Order， Cambridge Univesity Press， 2011.

责 编/郑韶武

Abstract： In terms of thinking about and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its foreign relations， the U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isolationist" closed-door policy when it was just founded， the Monroe Doctrin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hegemonic arrangement after World War II. Behind this is the US confidence in its powerful national strength. The strategic arrangement of the US in the 21st century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with four top priorities including anti-terrorism mechanism， responding to the OPEC monopoly over the oil price， joint effort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due to America's increasing fear of China， its strategic arrangement in the future will still focus on guarding against China. The reason is that the US diplomatic orientation has been over-affected by the power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ademia. The power group refers to previous examples in the history and state that all the emerging powers will eventually compete with the existing power for hegemony. However， the examples they use are all "upstart" countries which become powerful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e first rise of China took place as early as 713 A.D. and lasted until 1820， and now is the second rise of China， it is a revival rather than an "upstart". This paper also cited three "signs"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rise will definitely not lead to a fight with the US for dominance. The future global arrangement of the US should not be preconditioned on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Keywords： regional arrangement， global arrangement， independence， Monroe Doctrine， strategic b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