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　王旭

【摘要】 中国文化传统是当前党建的一个语境。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党建，更有益于把握中国民众的传统思维方式，明确党建的内容和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下以德治党的要求，有助于更好诠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理想。与此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树立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关键词】 文化传统 以德治党 政治立场 马克思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8.009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历来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历史性课题，也是不同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在一个过程中，“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①客观而言，民族历史演进的过程蕴含着文化传统传承的过程，任何文明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统，文明的载体则是语言文字，文化传统涵盖了民族的集体意识、共同语言文字、共同习俗、共同的宇宙观和自然观②。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党的建设，一方面更有益于把握中国民众的传统思维方式，明确党建的内容和方向，有利于党建目的的深化与达成；另一方面，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发展总布局中文化布局的应有之义。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纵观中国共产党党史，传统文化一直在党的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原因就在于它把自身的建设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在于它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融合中国文化传统辅助党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下以德治党的要求。

文化传统融入党建是党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青春与活力，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徹底的科学性，根据时代的需求和实践的需要发展自身的学说，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条框框，在认识和创新方面永无止境，不断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植根于实践且应用于实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事实上，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本身，一方面是马克思理论本质的反映，另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古老命题的现代重现。“实事求是”最早出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但最初只是一个考据命题而非认识命题，后经朱熹、戴震、阮元等人阐述，“实事求是”开始与“即物穷理”相联系；近代的曾国藩逐渐将其变为治学、办事的一种态度；郭嵩焘则将其同西方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实学，洋语曰赛英斯（science）”，“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严复等诸多思想家则追随郭嵩焘的理解。④⑤由此来看，即便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实事求是”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但其求真务实的精神始终贯穿。作为党建“实事求是”命题的最早使用者，毛泽东在知行关系、实事求是等问题上的阐述也深受王夫之等传统士人的影响，并最终将知行结合论落脚到“实践”上。毛泽东最早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典范”；随后又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其同教条主义的“自以为是”作对比；最终在1941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了全新论述，将其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矛盾论和群众路线的唯物史观结合起来，实现了这个古老命题的马克思主义改造。⑥

无疑，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命题的借鉴，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一方面与毛泽东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是与时俱进，奠基于对中国国情、实际的充分考察，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更有利于党的建设。

文化传统融入党建有助于“以德治党”的实现

习近平同志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深入研究探索，汲取全党智慧，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⑦新时期，我党高度重视以德治党，强调依规治党。以德治党作为依规治党的思想保障，是对我党建党历史经验的总结。所谓以德治党，主要是发挥道德的非正式约束力量，激励和引导党员干部，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的道德追求，另一方面也强调同中国传统优秀道德的融合。如果说“依规治党”强调更多的是党员的事实问题，那么“以德治党”更多强调的是党员“该不该”的问题，涉及党员个体的思想行为准则。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道德修养问题极为重要，它是调和人们行为规范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化传统历来以德为重，《左传》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⑧；孔子也曾提出“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任何时期的道德传统都并非平地而起，而具有强烈的传承性，会持续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蕴含着诸多道德修养的论述，驳杂不一，今天的人们浸润其中，自然受其影响。道德选择直接关乎整个社会走向，如孔子所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⑨结合文化传统中的道德素材，培育新型的共产主义道德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从文化传统之中汲取道德滋养，强调党员的自我修养。毛泽东、蔡和森等老一辈共产党员在成立新民学会之时就有“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之志，将道德修养作为达成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提倡以德治党有助于培养党员的敬畏感、意义感和羞耻感⑩。这种敬畏感、意义感和羞耻感一方面源于共产党自身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也源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脱离了中国文化这个语境，以德治党很难成为一个完善的理论框架。中国文化传统中运用德性文化来约束和控制个人的心性和行为的做法依然值得今天借鉴。中国共产党每隔一段时期也会集中力量开展提高党员道德修养的建设工作，“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就是提醒党员道德自省与自律的鲜活体现。

文化传统的融入有助于党员对我党政治传统的理解

中国文化传统有不少糟粕，但其中的民本思想并未失去它在社会政治方面的积极意义，且作为中国的一种文化基因，容易获得国人的同理心。所以，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古典文献中都能看到“民心”“民意”“民望”“民气”“以民为本”“民为邦本”等词汇，体现了对人民的重视。孟子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执政者不仅是要对民众有所承诺，更要致力于兑现承诺，真正做到取信于民。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致力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在中国文化传统这一大背景之下，融合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有助于党员干部更深刻地明确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有所为有所不为。

以民为本，走群众路线，是由共产党的本性决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党的事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融合。无论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江泽民同志所说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都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民本思想的传承。在不同时期，党的历史任务以及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纲领、路线也都基于这个前提。

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社会理想有利于明晰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和执政之基。提起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儒家大同理想影响最为深远，这也是历代中国人努力追求的目标。它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有共通之处，除了基础的物质保障，最终的价值目标都在人身上。儒家的大同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文明，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所以只能是空谈的乌托邦；而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则始于人民，实现于人民。而作为中国人重要的文化传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对今天的党员干部同样重要。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基于统治者自身的需要，很多时候有一个“畏民”逻辑前提，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場、群众路线则奠基于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肯定。

小结

总之，一方面，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不可能照单全收，要避免文化传统中官僚主义、宗法观念等陋习；另一方面，时常以史为鉴，照镜子、正衣冠也是必要的。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新形势下的党建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应充分理解把握这句话的思想核心和精神实质，借助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质资源，有针对性地化解自身面临的各类危险，弄清历史使命，明确政治立场，提高党建工作实效性。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32～533页。

陈红霞：《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现代性——以文象思维为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2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3、731页。

王保庆：《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5月，第54、55～56页。

习近平：《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四书五经·左传·襄工二十四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790、74页。

柳新元、张晒：《“依法治国”也需要“以德治官”——兼论用传统德性文化培养官员的“三感”》，《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3期，第52～53页。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