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 彭志中 唐元松 任向阳

“经略”，即筹划、治理。1949年6月，中共中央组建新的西北局，任命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1950年2月，习任第二书记），因彭、贺专事军事，实际上习全盘主持西北局工作。1950年3月，彭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我去北京后，政府职务由习代，对内对外，出命令也叫代主席。”10月，彭德怀率部入朝作战，习仲勋受命任第一书记，直至1952年“五马进京”（即东北局高岗、华东局饶漱石、西南局邓小平、西北局习仲勋、中南局邓子恢等五位中央局书记奉调进京）。他主政经略大西北，干得有声有色。对此，毛泽东评价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肃清匪患稳秩序

解放之初，西北地区匪患严重，较大的股匪就有470多支，匪众13万人，裹胁群众9万人。匪患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稳定和人民政权巩固。作为中共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习仲勋十分关注其时的剿匪斗争动态，特别重视在剿匪中要充分发动群众。他强调：只有老老实实把群众工作做好，匪患方可从根本上肃清。

1950年春夏之交，甘肃平凉、宁夏固原等地的匪特分子（大多是国民党撤退时潜伏人员），利用回汉民族的历史隔阂和当地干部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挑拨民族关系，于5月8日组织武装暴动，抢劫商民，破坏治安，致使当地居民无法正常地生活、生产。习仲勋及时召开西北军政会议，分析研究匪情。他在会上指出：这次暴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当地匪徒有计划的破坏活动，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所有各级干部必须有明确的敌情观念，决不能轻视这些敌人，任何麻痹疏忽都会招致祸患。他要求公安部门立即做出具体部署，加强肃清匪特工作；同时利用各种有效办法，例如慰问团、团结会等方式，深入宣传，平息骚动事件。不久，他在西北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对土匪要坚决消灭，这是原则。但应当采取怎样的步骤和办法才为正确，必须研究，否则不能达到消灭的目的。”“在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任何土匪事件都要先防御、后进攻，先分化、后打击，先争取、后进剿，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实行剿抚结合的办法。”

根据习仲勋的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时派出慰问团到达平凉、固原地区，慰问群众，发放救灾款，派医疗队给群众疗伤治病。同时还具体拟定剿匪的政策和策略，在回汉群众中揭露匪特，解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实行先在汉族地区剿匪，公开镇压挑拨民族仇杀的汉族匪特头子；在回民地区暂以防御为主，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回汉民族关系；把群众和土匪严格区分开来，坚决保护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实行剿抚结合。他还特别提出要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对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不要同土匪特务问题混为一谈，主动争取和团结一切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包括地主、阿訇、喇嘛、王公、千百户等等，甚至争取已经脱离敌人组织、今天不再反对我们的敌特人员。在斗争中，他围绕民族问题这个核心，积极化解矛盾，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集中打击一小撮匪特，迅速稳定形势。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剿匪斗争也取得重大胜利。8月27日，西北军区司令部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报告青海军区剿匪的战果。彭、习得悉后十分高兴，立即复电：“我一军一部追剿恶匪马虎臣、马文英、马祯、冶青祥等，已歼其大部，甚快甚慰！该匪是互助、门源、祁连、民乐、永昌间祁连山南端最大一股政治土匪，并望一、三两军进剿部队继续努力，克服困难（进剿部队带皮衣棉衣），彻底干净、一个不留的捕捉散匪。”到1951年底，几百支大的股匪基本消灭，只有少数漏网匪首和惯匪还在甘青新、甘青川和甘青交界的山区活动。在甘青川边界的剿匪中，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先进行政治争取，组成甘南藏区访问团，由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任总团长，前往藏区做政治争取工作，平息这一地区的叛乱。

收服昂拉部落千户项谦，是习仲勋领导剿匪斗争的成功之举。

项谦是青海贵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刚解放时归顺人民政府，被聘为青海省政协委员。1950年初，在马步芳残部和国民党特务挑唆下，又组织起“反共救国军”第二军，武装袭扰人民政府和群众，甚至袭扰人民解放军。在平息这次叛乱时，习仲勋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争取项谦投诚。

1950年8月，项谦再次到西宁表示归顺，但回到昂拉后又背信食言。项谦在叛乱中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被教唆利用、可以争取的一面。十世班禅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副 主席喜饶嘉措曾两次写信和派人争取，都没有效果，中共青海省委和军区领导人对争取项谦也失去耐心。在第八次争取无果后，青海负责同志主张军事进剿。1951年9月30日，习仲勋致电中共青海省委，严肃地指出：对昂拉问题，仍然要加强政治工作，军事进剿应当推迟。中共中央也赞同他的意见。习仲勋对项谦问题的考虑，并不是单纯局限在争取昂拉一个部落上，而是着眼于广大藏区的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和习仲勋的指示，中共青海省委派喜饶嘉措和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及许多藏族部落头人到昂拉，多次与项谦谈判，但项谦一意孤行。1952年春，叛匪再次到处抢劫，袭击人民解放军，致使附近地区形势混乱，事态日益严重，军事进剿时机成熟。

习仲勋反复权衡青海省委军事进剿的请示后，有条件地同意进剿的意见，两次致电青海省委：“在进剿中仍应力争项谦与其他特务土匪分化，只要项谦到時能转守中立，就力争他中立，这样更有利。”他还提出：“继续经过多方面进行政治争取，仍很必要，不可放松。”这些指示为最终争取项谦打下思想基础。

进剿战斗于5月2日6时半打响，只用4个小时就将叛乱武装击溃，项谦带少数人逃入尖扎西南70里的深山密林。青海省委按照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成立昂拉安置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贯彻党的宽大政策，释放被俘匪首。人民政府还向尖扎地区拨发救济款、救济粮，抽调医疗、文教、贸易、民族等干部组成工作队，带着大量布匹、食盐、茶叶、药品等物品前往昂拉部落慰问，还为项谦卧病在床的母亲治好了疾病。

被人民政府的诚意感动，项谦于1952年7月11日走出深山向人民政府投诚。7月16日，时在新疆的习仲勋接到青海方面的电报后，当即致电西北局和青海省委，指出：“也许项谦的顾虑很大，用回来试探我们，不管真诚与否，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我想总会收到效果的。”在习仲勋主导的政治争取政策的感召下，项谦终于回归人民政府，于7月31日到达西宁，受到青海省政府主席赵寿山和副主席张仲良的接见，并在《青海日报》上发表《归向人民的感想》，在西北地区引起很大的震动。

8月11日，习仲勋从新疆抵达兰州，高兴地接见并设宴款待这位归顺人民政府的“末代千户”。席间，习仲勋勉励他在政府领导下，建设好尖扎地区。项谦一直牢记着习仲勋的期望，尽职尽责做好工作，直到1958年去世。

争取项谦的工作进行两年零七个月之久，在听取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汇报后，毛泽东非常赞赏，说孔明有七擒七放，我们还多了个十擒十放。后来见到习仲勋，毛泽东还不忘打趣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藏和平开新篇

大西北幅员辽阔，山河壮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解放初期，这里聚居着汉、回、藏、维、蒙等10多个民族，由于每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经济文化也各有差距，加上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挑唆，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隔阂。这不仅因为青海、甘肃、宁夏、新疆这四省民族问题复杂，而且因为藏族人数众多，大部分地区与西藏接壤，同时与“藏独”纠缠在一起。

习仲勋主持和领导西北工作时，最先考虑的是如何促进民族融合问题，把搞好民族团结作为西北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多次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按照“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应先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再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他十分注意同宗教领袖、上层人士交朋友，特别是从西北实际出发，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牵一发而动全身，促进西北的民族团结。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与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侵略和干涉，达赖和班禅两位宗教领袖失和，1923年第九世班禅被迫出走内地，直到最后圆寂，十世班禅即位后未能回到西藏。在1949年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之时，西藏上层集团在拉萨发动“驱汉事件”，并派出“亲善使团”出使印度，准备前往英、美、法等国游说，谋求“西藏独立”。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决策。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意图，习仲勋和彭德怀十分重视对十世班禅的统战工作，指定由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具体负责。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十世班禅及随行人员由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返回西宁，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于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当日致电毛泽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由于西北解放战争进展较快等原因，毛泽东考虑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北局和第一野戰军。1950年6月和8月，西北军区分别从青海、新疆派出部队，向后藏和阿里地区进军，于10月支援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发动昌都战役，消灭藏军主力。遵照中央的指示，习仲勋和西北局多次召开会议，决定组建专门机构，加强对十世班禅的团结争取工作，并选派“军中翰林”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任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牙含章“协助担任联络及领导工作”。

1951年3月27日，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希望“入藏前到北京谒见毛主席”。4月2日，中央复电同意，并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妥人妥为护送”。昌都战役的胜利，引起西藏上层人士的极大震动，达赖集团几经权衡，决定派出和谈代表赴北京谈判。中央“估计达赖集团的和谈代表4月下旬可到京，如班禅亦于是时前后抵达，或有利于我们促进前后藏的团结”。

4月15日，习仲勋致电范明，要求做好十世班禅进京的各项工作。范明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对班禅率领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一行15人的赴京活动，做了周密安排，于22日由兰州乘专机飞抵西安。他们途经西宁和兰州时，受到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及青海、甘肃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招待。

4月23日，十世班禅抵达西安时，习仲勋亲赴机场欢迎，西北军政委员会并设宴款待。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那时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途经西安，我代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飞机舷梯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从此以后，习仲勋和十世班禅建立了深厚友情，成为知心朋友，合作共事近40个春秋。

4月25日下午，十世班禅一行由西安启程前往北京。5月2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十世班禅，希望他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贡献。5月23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在十世班禅等的响应和努力下，双方终于签订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协议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6月21日，十世班禅返回青海途经西安时，他们第二次相见。24日，十世班禅从青海塔尔寺致信习仲勋说：“今后敬以至诚，愿在毛主席和您的领导下，为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努力。”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人民解放军加快进军西藏速度，与此同时，护送十世班禅入藏返回扎什伦布寺的工作也开始实施。中央和西北局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十世班禅入藏宜选在十四世达赖表示欢迎之后，才能更好地贯彻《协议》，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

9月19日，十四世达赖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致电十世班禅，欢迎他“即速起程回寺”，并表示在其进入西藏后，沿途各地派乌拉做好运输工作。十世班禅进藏的时机业已成熟。之后，几经磋商，十世班禅返藏时间定于道路封冻之前的12月内。

习仲勋高度重视十世班禅的返藏工作。12月12日，他乘飞机从西安前往兰州；第二天上午8时，乘汽车前往青海；14日，在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和甘南藏族首领黄正清的陪同下，前往塔尔寺拜会十世班禅。

习仲勋在十世班禅和几位寺院高僧的迎接下，进入金碧辉煌的客厅。宾主分席入座后，习仲勋首先向十世班禅致意，诚恳地说道：“我此次来西宁，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欢送佛爷返回西藏的。”

“谢谢，谢谢！”十世班禅连声致谢，并激动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们是回不了西藏的。”

习仲勋与十世班禅进行了亲切交谈，就返藏事宜再次征求意见，并作了叮嘱。接着，十世班禅陪同习仲勋参观了塔尔寺。之后，十世班禅设宴招待习仲勋，习仲勋与十世班禅及他的随行人员频频举杯，互相祝福，深切交谈，气氛热烈。宴会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夜色苍茫，习仲勋一行才驱车返回西宁。

15日下午3时，十世班禅按照卜算的吉日，在堪布会议厅要员的陪同下，自塔尔寺出发到达西宁。他们在这里停留三天后前往香日德，再从香日德出发前往拉萨。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一行经过千辛万苦，历经4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达拉萨。当天，十世班禅即会见十四世达赖，结束了达赖和班禅失和的状况，为实现西藏民族团结开创了新的局面。

适时择地搞土改

西北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打破封建土地制度。在大西北，土地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数量很大的牧区、半农半牧区同农耕区的情况又截然不同，搞好民族地区的土改工作，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次重要考验。

1949年冬，习仲勋接到中共中央征求开展土改时间安排意见的电报后，他即对西北地区的土改做出初步设想和筹划：计划1950年秋后，先在陕西大部分地区，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和青海个别地区进行；1952年春耕前完成陕甘宁三省，基本完成青海省土改工作。这个计划得到中央批准。

1950年下半年，西北局着手进行土改的准备工作。7月10日至1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这个问题，习仲勋作关于土改计划的报告，提出1950年秋后在陕西省关中41个县、榆林部分新解放区、西安郊区、甘肃省庆阳新解放区和宁夏省盐池等地，计731万人口的汉族地区实现土地改革，并对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说明。他要求各级干部“注意解决群众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强调“在新区农村中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这次会议上，他兼任由25人组成的西北土改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土地改革工作。

1950年秋，西北地区的土改按计划进行。这年冬，在习仲勋的精心组织领导下，陕、甘、宁部分地区首批土改工作顺利完成。通过首批土改，他及时发现“如不进行土地改革”，“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发動起来，农村的贫困和落后就永远无法改变”。

习仲勋把当时土改的状况归纳分为三种类型，即做得好的、中间状态的和很不好的。他说：“好的和很不好的占少数，中间状态的占多数。如关中824个乡内，第一类型地区占30%，第二类型地区占60%，很不好的占10%。”他认为，第一类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扩大了农会组织，树立了贫雇农核心骨干地位，中农和贫农团结一致，地主的威风被彻底打垮，农民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有了当主人翁的态度，能够按照政策自己办自己的事，生产积极性也增强了，“农村确实有了新的气象和面貌”。第二类基本发动了群众，也一般完成了各项工作，没有大的偏差，但对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镇压得不够彻底，部分群众尚站在运动外面，农村领导核心初步形成，某些问题尚待继续解决。第三类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干部包办代替多，地主阶级威风没有打垮，农会和政权不纯，群众不满意。他的这次总结，对所有参加土改的干部，实际上是一次整顿教育和提高。

为了推动工作，巩固土改成果，习仲勋与土改委员会成员分头下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各地干部“在发动群众进行春耕生产中，巩固与提高第一二类型地区与重新做好第三类型地区”的土改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其后，土改工作让“北京教授土地改革参观团”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为此，毛泽东批示：“吴景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按照西北局和习仲勋的要求，新疆、青海和甘肃等省也组织了这样的参观团，团结、教育了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

1950年底，习仲勋在甘肃检查土改时，发现这里过分强调“深入发动贫雇农”，放松了中农的工作，“使中农一时在情绪上受到了某些影响”。他在阅读甘肃庆阳地区的土改减租报告时，也感到其中所说的“农会领导权掌握在中农手中，贫雇农没有当家”的说法不对。他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忽视团结中农的毛病，应该是农民当家，而不是贫雇农当家。至于农会领导成分，应以贫雇农为骨干，同时必须吸收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中农参加是对的；仅强调‘贫雇农当家’是不对的”，“否则会使人误解为贫雇农要发动，中农不须发动”。他的这一思想，是根据西北地区地广人稀，中农比例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对全面发动群众，顺利推进土改起了重要作用。

各地土改中出现的乱打、乱捆地主现象，也引起习仲勋的注意。他在弄清情况后要求各地认真对待，用法律和政策来处理。他指示：所有土改干部要认真说服农民，不要随意对地主采用变相的肉刑，要把人民法庭这一重要武器拿起来，“对于地主阶级中罪行的大小、多少，历史罪与现行罪，违法者与守法者，必须加以区别对待，不加区别是不对的”。要向地主讲明人民政府的政策，说明“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消灭地主中每一个人，只要他们回心向善，有重新做人的决心，经过劳动改造满五年者，地主阶级成分是可以改变的”。

1951年秋，习仲勋和西北局把土改工作力量集中到回汉杂居、少数民族较多、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甘肃和青海部分地区。在这里搞土改，他格外谨慎，进行周密的思考和精心的部署，他指出：“在这些地区进行土改，必须要以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为前提，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要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进行斗争。”为此，他提出“联合封建反封建”做法，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

所谓的“联合封建反封建”，就是先做好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层，要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争取各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来赞助土改，至少要保持中立。他还要求进行土改的各省对各民族、各教派的领袖人物排出名单，在土改中予以适当保护。这些措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得以稳妥推进。

1951年底，习仲勋视察青海部分地区的土改工作。在塔尔寺附近的农村，他询问农牧民群众愿意不愿意进行土改，得到的回答是不愿意。一位长者反映说：几千藏民在塔尔寺所属的土地上耕种放牧，收获的麦草供寺院烧火做饭，现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户，寺院就收不上麦草了，烧火做饭成了问题，请求不要进行土改。他弄清这些情况后，便以西北局的名义做出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改。广大僧众非常感激，青海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

从1951年冬到1952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甘肃、青海、宁夏等省的106个县、8个市、16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完成了第二批土改；1952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疆的62个县、400万人口的农耕区顺利完成第三批土改。到1953年底，西北地区全部完成土改工作。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土改运动中，西北的做法整体上是成功的，习仲勋从实际出发的功绩不可抹杀，个别地方出现工作粗糙和不彻底的现象在所难免。20世纪60年代有人指责“西北土改不彻底”“右倾”是不切实际的，是没有道理的。

擘划西北绘蓝图

西北地域辽阔，包括陕、甘、宁、青、新五省，除土地资源外，光热资源充足，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金、银、铝等矿产资源，发展经济得天独厚。解放之初，西北经济极端困难，对于有过陕北局部执政经验的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毫不畏惧，满怀信心，迎难而上。在完成接管、初步稳定社会秩序之时，西北局和习仲勋“有重点地开展了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平稳物价，整理财政，巩固治安，教育和组织群众等。其时，西北局和习仲勋已经抉择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多次在会议上强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还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他告诫各级干部说：“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和放松的中心工作。”

早在解放之前，堪称“老西北”的习仲勋，早就对建设西北有着很多设想。1949年9月23日，他在西北工会工作会议暨公营企业联席会议上就描述过西北经济发展的图景。他说：“战争结束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建设事业中又是以工业建设为重心，以便经过一定时期，将西北由一个在经济上散漫、落后的农牧区，改变为工业经济起领导作用的先进地区。”他还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步驟。恢复与发展现有的公私企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新的大工业经济，必须是用最新式技术装备建立起来的，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 经过解放初期一段工作的实践，他把解决最突出的吃饭问题放在首位考虑，并着手探索西北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西北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里民族众多，人烟稀少，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工业基础薄弱，农牧业占的比重很大，生产水平极为落后。1949年秋，西北许多地方遭受严重的旱涝等灾害，50多万人的生活发生困难，加之国民党撤退前的横征暴敛，广大群众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此时，粮食和吃饭问题突出起来，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日用必需品供需的矛盾变得十分尖锐。

面对严峻的粮食形势，1950年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提出和制定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建设方针。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按照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提出“1950年的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第一，以增产粮棉为中心”。按照西北局的要求，西北各级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抓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短时间内使粮食和畜产品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粮食和吃饭问题的矛盾得以缓解。

在解决粮食和吃饭问题之时，习仲勋和西北局始终没有放松制定西北经济发展的规划。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西北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决定今后三年在经济建设方面以“铁路、石油、煤、电、纺织五项为重点”。根据此次会议的方针，西北财经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1951—1953年）。《提要》分析了西北的经济现状，指出旧中国在西北留下的工业极其薄弱，今后西北工矿生产的重点不是恢复而是新建，并提出三年内石油、煤炭、电力、纺织、交通等行业的具体目标等。《提要》全面规划西北地区三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描绘出鼓舞人心的发展蓝图。

根据西北经济建设计划，西北石油管理局集中精力用近一年时间对西北地区的石油储藏情况进行了勘测，到1951年夏，基本弄清甘、宁、青的石油储量，并继续勘察陕西石油储藏情况。习仲勋十分关注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在看到西北地区石油储量的勘察资料后，十分兴奋，于5月27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中央财经委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致信，建议中央把开发西北石油的方针早日确定下来。

习仲勋向中央详细陈述了开发西北石油的设想，从石油勘探到开矿建厂以及产量需求量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他还从交通运输、投资和技术方面，具体分析了实行上述计划的可能条件，最后“提议集中资金、人力开发西北天然石油，以期五年左右大部自给”，“望中央早日决定开发石油的方针，责成有关部门专责研究，拟出计划，以利早日着手筹办。如需详陈，请面询康世恩同志为盼”。为了促成这一计划的实现，习仲勋和西北局派出西北石油管理局负责人康世恩专赴北京同燃料工业部研究这一计划。

就石油开发问题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习仲勋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这种着眼大局的远见卓识，深深感动了陈云、薄一波和李富春等。6月5日，他们联名复信习仲勋并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现中财委计划局及中央燃料部正集中已有材料从事研究，并决定8月讨论明年生产计划时，提出西北油田开发的方针与计划，然后再报中央批准，以便于明年起即能从事石油工业的发展。康世恩同志来京，中央燃料部及中财委自当与之详细研究。”

在西北局和习仲勋的筹划争取下，西北石油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带动西北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

农牧工交齐发展

时任西北财经委主席贾拓夫曾说：“旧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旧西北则是这个国家中经济上最落后的一部分。”他还说：“交通闭塞、工业微弱、商业萧条、农业破产、粮食不足、棉花减产、畜牧衰退、土产滞销、灾荒频仍、物价高涨、负担奇重、民不聊生。”在如此落后的地方搞经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西北牧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半数以上，畜牧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依靠畜牧业为生。对于发展畜牧业，习仲勋和西北局非常注重。在1950年7月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认真听取少数民族委员达理扎雅等提出要设立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的提案。会后，他要求各有关部门认真办理，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很快设立了机构，并组建了兽疫巡回防治队。1951年初，西北召开第一次畜牧兽医会议，总结1950年畜牧业工作，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发展方向和任务。他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人民政府要把发展畜牧业作为重点，要“人旺畜旺”“人财两旺”“牛羊成群”“槽头兴旺”。他曾在谈政府工作任务时指出：“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项政治工作就是给百姓做一些事情，像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养牛、怎样使羊多产羔，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政治任务。”

为促进畜牧业发展，针对牲畜疫情频发的情况，习仲勋督促在牧区建立畜牧兽医预防机构，同时还建立西北兽医协会。针对青海、陕西、宁夏等地出现的口蹄疫，他决定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各省设分会，县设支会；还利用口头、文字、漫画、集会等方式宣传发动群众，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警惕，控制疫情。1952年6月，他主持行政会议，再次研究畜牧工作，出台措施和办法。

习仲勋和西北局出台系列举措，促进畜牧业新的发展，促使管理饲养落后状况的改善，部分草原被破坏的景象得到遏制，牲畜大批死亡的现象大为减少。当年，西北地区畜产品普遍丰收，牧区经济日渐繁荣，“改变了牧民以往饥寒交迫的穷苦日子”。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新疆乌恰县柯尔克孜族的牧区，每个帐篷的牧民都添置了新衣，吃上面粉，因此他们流行着这样的歌曲：毛主席啊，您的眼睛看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的生活一年好一年，您带给我们的是“人畜两旺”，我们报答您的是“爱国增产”！

西北是农业地区，农业在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搞好农业生产是习仲勋主政西北的重点工作之一。他除了精心指导新区的土改、减租减息工作之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及时作出指示、出台有效措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区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有疑虑，不敢大胆生产，怕定高阶级成分和加重税收。针对这种情况，他认为，“贯彻政策，是做好农业生产工作的首要环节”。1950年3月，他发出指示，要“大力宣传‘生产发家’，‘劳动致富’，‘谁种谁收’”等政策，打破农民的一切顾虑，让农民情绪稳定。

习仲勋特别重视农民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在多次会议上号召农业技术人员要深入下去，到农民群众中去普及优良品种和先进耕作方法。他关心农业科技的发展，还专程到武功县杨陵的西北农学院视察工作。他还根据自己多年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十分注意解决农业生产资金信贷问题。每年春耕前，都会及时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要求各级成立“农贷委员会”，用国家宝贵的资金“有重点有计划地扶助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增产粮棉繁殖牲畜”。

習仲勋注重运用典型带动和组织群众的办法，开展爱国主义农业生产竞赛运动。他还十分关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由于他正确细致的领导，农村工作政策和措施落实得比较扎实，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农业生产任务超额完成，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开始显现出来。

建设便利的交通，特别是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是发展现代工业、繁荣经济的先决条件。解放前西北交通十分落后，由于交通的制约，需要的物资运不进来，大量的矿产和土特产品运不出去，直接影响着西北经济的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习仲勋一开始就把发展交通事业作为发展西北经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194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向毛泽东报告1950年西北地区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时，提出整修天（水）宝（鸡）铁路和修筑天（水）兰（州）铁路。这一计划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因此，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明确提出：“交通是关乎整个西北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要的先决的关键。今年着重铁路及公路国道之恢复改善与修建工作。”在3月召开的西北首届交通会议上，他提出：做好交通部门的工作，必须发动全体员工的积极努力，在补修路基、桥梁，护路、养路等各项工作中，吸收沿线广大农民参加。

1952年8月23日，天兰铁路全线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10个月。10月1日，天兰铁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远在朝鲜战场的彭德怀发来贺电。习仲勋兴奋地题写了贺词：“庆祝修成天兰铁路的伟大胜利！西北各族人民多年的愿望，解放后三年就实现了，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完成西北铁路干线及一切必须修筑的铁路工程而斗争。”

西北公路建设也很有起色。1950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对修复被破坏的主要公路干线做出安排，4、5月间又做出了修筑青藏公路的决定，组织以军队为主的施工队伍参加筑路。中国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和藏族同胞一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历经艰险，在世界屋脊上初步修筑青藏公路的部分路段，为后来修通青藏公路打下基础。

西北地区是我国风沙源头之一，由于干旱少雨，植被覆盖率低，风沙严重，给当地人民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习仲勋对西北地区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深感绿化对西北建设和发展之重要。解放后，他十分重视绿化工作，倡导植树造林运动，促进西北生态建设发展。到1952年，西北地区先后共植树9000余万株，扭转了数百年来西北森林乱砍滥伐的势头，并初步开始了西北防护林建设工程。

习仲勋在总结植树造林工作经验时说：考查西北一切灾害的成因，主要是由于草原和森林的破坏。要消灭这一切灾害，就要恢复并且逐步发展森林。他还说：哪里植树造林哪里就能制伏风沙的侵袭，同时也能防止水土的流失。所以各级人民政府及林业工作者应该多动脑筋考虑这个重要问题，依靠广大的劳动群众，在西北地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逐年发展的植树造林运动。他充满憧憬地说：“我们要在数千里的流沙线上，建造森林长城，要在滚滚河流的两岸和红土山上，到处种起树来。这样，我们的西北地区，就会变成绿荫遍地、青山绿水、气候良好，水旱风沙的灾害就会被我们逐渐征服。”

遗憾的是，其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使绿化大西北工程受到严重挫折，森林植被遭受极大破坏。直到20世纪末期，生态环境才被人们重视，绿化大西北工程才又进入一个大规模的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 /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