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秀

全喜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哲学博士。他长期从事法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近年来在中国法治改革、政府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领域多有著述，不断发声。近日，他离别京城，南下上海交大法学院任教。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选择南下，给自己一个机会

“离别京城，南下上海交大任教，是我经过多方面考虑做出的决定。”高全喜开门见山地说，选择南下有两点：一是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合同期已满，对我个人来说，到哪里去，有一个选择。我是八年前，也就是2008年到的北航，当时签署了一个八年的合同，应该说我是圆满地完成了合同的规定。虽然合同期已满，我可以留在北航，也可以选择走。因为南方有上海交大，对我来说，也是多一个选择。

我之所以选择到上海交大任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是由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它培养的一大批法政、财经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杰出人才，对于现代中国的兴盛和发展，贡献良多。能到上海交大法学院开展基于南方的现代中国的研究也是为了挖掘、接续这一百年的传统。

当然，这个想法本身，还有很多内容需要充实，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上海交大法学院一个研究中心就能做成的。但是我愿开其先，把这个理念和视野提出来，以此来聚集志同道合者，尤其是南方中国的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大家共同来聚焦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所以，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打造一个实施上述观念的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使得这种研究有一个制度机制来支撑，而不是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各种各样的论述中。令我欣慰的是，上海交大法学院为我建立了一个“宪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把这个中心做实，以此来调动、聚集全国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关心相关问题的学者，展开一系列富有规划的学术活动和研究课题，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学术思想的增长点，这是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

高全喜是1985年到的北京，转眼间他已在京城生活了三十余年，问及即将离开北京，在这三十来年的生活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时，他表示，北京是中国的文化、思想、政治、经济中心，最大的收获就在于你在这里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你与它是同步的。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只能感受到中国的某一个方面的变化，但北京不同，你能感受到中国整个三十年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个聚变时期，包括信息、知识和它的人和事。我是搞理论研究的，更能看到变化的實质内容。

少年时代，考大学是唯一出路

1962年10月，高全喜出生在江苏徐州，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高全喜说，我爸爸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因为有点文化，解放后，他担任了一个单位的小领导，因为当时号召给各级领导提意见，所以他就提了意见，结果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农村。和我爸爸一起打成右派的一个难友恰有个侄女在农村，经他介绍，和我爸爸认识，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结婚多年之后，我爸爸摘掉右派帽子，一家人回到城里的一个矿区上班，一个月三十多块钱工资。一家五口在城镇生活，只有爸爸一人是城里户口。在那个有户口才供应粮票和布票的年代，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艰辛。因此，我是在上小学一年级时，被送到爷爷奶奶家里的。

高全喜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徐州的七中。上学期间，他一直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他深深知道，作为农民身份，考上大学对他意味着什么。因为那时，考大学是他唯一的出路，考不上，就得回乡务农，与当时城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同，他们叫回乡知识青年。

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在1979年的高考中，高全喜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时，他获文学学士学位。这时的他，没有选择工作，而是继续深造。1983至1985年，在吉林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硕士研究生。1985至1988年提前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师从知名学者贺麟先生，攻读德国哲学和政治思想史，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上大学时，我选择的是中文系

当记者问及高全喜大学为何选择中文系时，他表示：“向往对人性、对历史的认识，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文科。而且从当时的社会风尚来说，中文系一般都是文史哲中最好的系。”

高全喜说，改革开放之后，作为第一波的大学生，主要是新老三届，即77、78、79。我赶上的是79级，那时候学科分类不像现在这么齐全。法学、政治学都没有，那时的文科就是文史哲。那时，似乎每个文科生都有一个作家梦，要当诗人，要当作家。但是随着知识的积累，我们知道文科里面还是有区分的，有人文和社科两类。社科这一块越来越时政化、科学化。所谓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都属于社会科学，而不是文史哲。那时流传着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文革”十年，很多人受到冲击，出于家长的意见，很多人选择了理科；但还有一些人，经历了文革，想搞清楚为什么，就学了文科。文科中最主要的学科就是文学，因为当时的文史哲，历史学的理论性不强，哲学大都是马列主义，文学系是极其吸引人的。

阅读小说，从文学升华到哲学

“当年上学喜欢读小说，觉得不过瘾，后来开始读文艺理论。”高全喜说，先是读美学，美学背后有哲学，哲学是指导美学的。在深入了解美学以后，自然要读哲学。哲学又先读法国哲学，还不过瘾，就读德国哲学。所以，从1981年开始，对文学就不是那么感兴趣了。读研究生的时候，直接考到了哲学系。考的专业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当时，很多的年轻人有理论追求、思想追求，有人读哲学，也有些人读政治经济学，至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当时还没有成型，一般的大学没有专门的院系。大家是跟着问题走，不是为了有个好职业。有些人学《资本论》，觉得不过瘾，就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伏尔泰、康德、黑格尔的作品。

高全喜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墙角有个小书店。当时他听说书店进了一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名著，其中就有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为了能尽快读到那些书，书店八点上班，他五六点钟起床，饭不吃，就排队去买书。因为那时，大家都一大早起来排队去买，担心买不到。

高全喜说，那时候买一本书通常是两三毛钱，也不便宜，因为一个月生活费才十一二块。更多时候，就靠淘旧书店。比如“文革”时期，人民出版社以及一些其他出版社冷不丁地出了些灰皮书，都是作为内部资料，后来流落到其他人家，有些就卖掉了。还有一些，像马列全集，就是在旧书店淘到的。

相对满意的书，大致有两部

1988年，高全喜博士毕业后，留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2005年10月至2007年10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2007年11月起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任教，2009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2016年8月，他南下上海交大任教，担任法学院讲席教授。

高全喜的研究方向在宪法学、中西立宪史、法理学、政治哲学和政府理论。他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出版了多部专著，代表作有《自我意识论》、《理心之间——朱熹与陆象山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休谟的政治哲学》、《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政治宪法学纲要》、《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等。

问及哪部作品是自己最为满意的，高全喜沉思了片刻说，从现在看来，都不能说满意，相对来说，我觉得写得不错的有两本书：一本是《休谟的政治哲学》，这本书是我对英国的大思想家大卫·休谟的思想理论所做的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虽然国内研究他的哲学的著述也有一些，但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研究休谟，尤其是把休谟作为一个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家、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代表来研究，在国内可以说是空白，我的研究是第一部关于休谟的政治哲学领域的专著。我参照了很多的西方著作，我记得当时找了很多资料，我的朋友在美国也帮我搞到一些书，所以现在看来，在政治哲学的研究里面，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较好的一个研究性文本，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

另外一部是《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它是我把宪法学与政治学的知识转变成历史学的研究的一个样本，我试图把自己的法学思想运用到中国的近代史中，发掘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别人又没有意识到的重要问题，即中华民国的立宪建国。这个研究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宪法学领域，我认为《清帝逊位诏书》对于现代中国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起构成了中华民国的宪制基础。我的这个研究揭示了中国近代立宪史上一段有着重要的转折性意义的历史时刻，而且形成了自己一套系统的宪法学理论，在学术研究上显示了很大的创建性。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我的观点，由此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到现在还有争论，但毕竟是一家之说。

歌德精神，今天我们仍然需要

2014年，高全喜将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的诗化写作的旧文，以《“浮士德精神：在上帝与魔鬼之间”》为题结集出版。谈及这本书时，高全喜说，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歌德精神。问及原因，他表示，关于歌德，不是大家所说的“歌功颂德”的意思；我说的歌德，是德国的伟大詩人歌德，他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少年维特之烦恼，有个浪漫时期；另外，他也感受到了那些旧制度保守的一面，但他和贝多芬、席勒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并不只是用激进的、批判的方式来对待那样的一个旧制度。他认为，无论是激进的东西，还是保守的东西，都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也都有自己的短板和弊端。相对于中国来说，近百年来，由于激进主义的强势，势必导致很多保守主义的反弹，所以在激进和保守之间掐架厉害，但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其实，无论是文化形态、道德形态，还是政治形态、经济形态，都有一个相对的果实，一方面它是激进的产物，但是它又包含着一些保守的价值。例如，道德上的一些东西，人情不能全打破，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是需要的。亲情还是要讲的，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也还是要讲的。大诗人歌德的思想不同于很多浪漫派的诗人和思想家，他比较中庸，但中庸不是和稀泥，而是一种卓越的协调和审慎，是中国古人所推崇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总的来说，歌德的精神境界是广阔浩瀚的，不激进，不偏颇，中庸之道，海纳百川，雍容大度，蔚然壮观。说他是德国思想与德国精神的象征，不如说他是人类思想的象征。这样的歌德，既是德国的，更是世界的；既是古典的，又是浪漫的；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世界主义的。这就与德国偏执的主流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形成了反差。所以，在今天，我们与其说需要黑格尔或其他什么思想家，诸如斯特劳斯、施米特、哈贝马斯，乃至哈耶克、伯林、阿伦特，不如说更需要歌德，伟大的古今西中的融贯者——歌德。

食安问题，是一个治理问题

党和国家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十分重视，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和整顿，但食品问题还是不断出现，它的根源在哪里？

高全喜说，食品安全问题，我认为有两层含义。从一般的人文历史来说，食品安全是一个头等大事，因为人类的生存要通过食物来完成，它需要一个保障机制。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保障的程度是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制度化和法律化。在西方，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比如，以前有些宗教禁忌的食品不能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开放，可以吃了；即便有些东西不能吃，也要通过立法来使它不能吃。有些东西有很大的经济利益，要通过法律设计出一套食品安全的机制，使得人类在正常生活中，尤其是市场化的进程中，食品安全能得到保证。因为不安全的食品会危及人们健康。但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法律不能有效制止很多非法利益的获取。另一方面，从法治的角度看，食品安全的监管需要法律规章，但执掌这个机制的是政府或公权力机关，如何防止它们不被扭曲的利益所控制，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治理问题，其关键是防止有权力的人与制造假冒伪劣的人勾结在一起。如果造假者都是些老百姓，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按法律处罚就行了。但很多问题背后有部门利益。所以，受损害最大的是老百姓。造假者是低端，受害者也是低端。食物链的低端就是穷人，最穷的人。造假者也是穷人。当然，高端也有，但那是偶然的，越到下层，越有大问题，但最大的问题还是法律的问题。每次食品安全事件出来，如果不是从制度上予以解决，无论你惩罚的是张三李四，过后照样出现问题。

和睦家庭，是我人生的依靠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这话用在高全喜身上，也是非常恰当的。

高全喜说，我是在读博士时认识妻子的。她是北京人，那时在一个研究所做科研辅助工作。她也喜欢文学艺术，在当时的氛围下，我们认识了，1988年结的婚。后来，她又去了一家媒体做记者。婚后不久，我就病了，很严重，在一家医院里一住就是五六年。妻子一边工作，一边陪我看病，当时的那些岁月，很艰难。后来直到我身体完全康复后，我们才决定要的孩子。1995年，孩子出生后，家庭的负担更重了。我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科研活动，而她不但要在外面工作，还得照顾家庭，培育儿子，家里家外都是靠她操持。如今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各个方面都很好，妻子也已提前退休，相对说来，我们才轻松下来。如果说我的事业有些成绩，与妻子是分不开的。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是我人生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