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静

塔式罐，有的报告中也称为塔形器、塔形罐，多发现于唐墓中，其独特的造型，华贵的装饰，不仅是唐代社会辉煌繁荣的见证，也是墓主身份地位及个人风格的体现。因此，塔式罐的相关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学者的青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一种普遍出土于唐墓中的随葬明器，塔式罐多见于发掘报告中，其中包括比较系统对某一地区出土塔式罐进行类型学研究的，有《西安郊区隋唐墓》和《偃师杏园唐墓》；除此之外，综合性的研究：最全面的是程婷的《唐代出土塔式罐研究》，作者从塔式罐的考古类型学方面、与宗教关系、各地出土塔式罐的对比以及唐以后塔式罐发展情况等，全方位地对全国各地的塔式罐进行研究；袁胜文的《塔式罐研究》主要根据塔式罐的形制进行类型学分析研究，并提出塔式罐来源于一种金属佛教器具；付春玲的《唐代黑釉塔式罐浅议》是从黄堡窑出土的黑釉塔式罐出发，对塔式罐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在研究陶瓷器或者综合分析墓葬等方面涉及到塔式罐：有李知宴的《西安地区隋唐墓葬出土陶瓷的初步研究》和李雨生《山西隋唐五代墓葬析论》；赏鉴类有李知宴的《大唐盛世的艺术瑰宝——彩绘荷花塔形罐赏鉴》等。

馆藏“种类丰富”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丰富，塔式罐共计约72件（套），基本造型由塔形顶盖、圆腹罐和喇叭形底座三部分组成。装饰特点绝大多数以灰陶白衣彩绘装饰为主，少量有贴塑，此外还有三彩塔式罐、白陶塔式罐等。根据具体时代以及地域的不同，其造型及纹饰又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下面选取馆藏几组精品进行介绍。

一、灰陶彩绘塔式罐

1985年户县甘亭镇南河头出土两件塔式罐。标本“八六30”（图一），高62厘米，口径9.5厘米，由盖、罐、座三部分组成，灰陶质地，通体白衣彩绘。罐盖上部为常见的塔形多层钮，子母口；罐为重沿，口微侈，直颈，肩和上腹微鼓，下腹斜收，平底。罐身由凸出的弦纹将其分为六个横向带状区域，第一区，为黑彩线条彩绘；第二区为覆莲瓣彩绘；第三区，团花；第四区面积最大，为盛开的牡丹造型；第五区为云纹；第六区彩绘脱落殆尽，不可辨识。底座由凸出的横弦纹将其分为四个稍狭窄的横向带状区域，第一区为黑彩线条，第二区为几何三角纹；第三区为水波纹；第四区为连续的花骨朵造型。标本“八六29”（图二）与标本“八六30”造型纹饰相似，略有区别。高63厘米，口径9.5厘米。

1955年薛莫夫妇墓出土塔式罐，标本07802（图三），通高66.5厘米。盖：口径11.5厘米，高23厘米，圆形，子母口，中空，口沿处有一圈波浪形花边装饰，上部为多重塔刹，每阶塔刹又由多级重檐塔刹构成，顶端为一水滴状钮。罐：口径11厘米，底径12厘米，高32厘米；重唇，直颈，圆鼓腹，平底，最大径在腹中部。装饰极尽繁缛。周身贴塑丰富。在罐的肩部塑有一圈动物造型，分别有展翅飞翔的瑞鸟、鱼、狮子、猴等，姿态生动活泼。在罐腹部由泥条围成的椭圆形将其分为六部分。在每个椭圆的上切线部位竖起五组莲花蕊叶各3枚，枝干粗壮，高出口缘；每个椭圆的下切线部位贴塑五组花叶，已经不甚完整。此外，在每个椭圆的中间部位贴塑铺首衔环或象头各3组。座：口径13.7厘米，底径18.5厘米，高15.5厘米，座呈罐形，平沿束颈，鼓腹，腹呈莲瓣形，喇叭圈足。中空且无底，整个贯通。标本“07803”，与标本“07802”造型纹饰基本相同。通高66.5厘米。

1975年陕北靖边白城子唐墓出土塔式罐两件。标本“七五197”（图四），一套3件，高40厘米、口径12厘米，分罐身、底座、盖三部分通体白衣彩绘。罐口微侈，短颈，颈部一圈有锯齿状凸起，肩和上腹微鼓，下腹斜收，平底，腹部彩绘四组联珠纹。底座顶部为莲瓣纹，下呈喇叭足，镂空云纹。标本“七五196”，一套2件，通高44.5厘米，口径13.5厘米，分为罐与底座两部分，其余部分与标本“七五197”相似。

1972年西安市郊区出土的象座塔式罐（图五），红陶白衣，由盖、罐、莲瓣及底座组成。盖钮塔形，平沿，子母口；罐腹部为椭圆凸起，罐身被泥条等分为四部分，每部分正中贴塑象首，象鼻长伸，大耳张开，怒目圆睁；莲瓣由一层仰莲瓣及三层覆莲瓣自上而下捏塑而成；底座为双目圆睁低首行走的大象塑造。

西安市郊区出土的塔式罐，标本“塔1”（图六）。通高70厘米。通体白衣彩绘，由三部分组成：盖、罐和座。盖为圆形，盖底层为镂空，即三个拱形开窗和三组镂空交替装饰，塔形顶；罐为直口，鼓腹，平底，腹部对称四组铺首口衔环贴塑，肩部绘莲瓣纹，腹部绘宝相花；底座为束腰喇叭状高足，束腰部分堆塑五莲瓣，座底镂空。其中在盖顶庙宇建筑房檐、盖口沿、罐口沿、束腰喇叭座上部均有波浪形捏塑。

二、三彩塔式罐

西安中堡村唐墓中出土了两件三彩塔式罐，标本“M2：3”（图七），通高54厘米，为白色高岭土胎，本来可分为四部分，顶盖遗失，现在由喇叭状底座、莲瓣装饰和圆腹罐组成。底座为喇叭状，底上端为一扃球体。通身饰数道凸弦纹。球体施黄釉。喇叭状下座施黄褐色彩釉，中间夹有黑色斑点及少量绿色流彩。中间一层为圆形凹底托盘及附在托盘上的三层仰莲花瓣。托盘凹底朝上放于扁球体上，上托上层罐体，罐体底部四周莲瓣簇拥，犹如盛开莲花。侈口圆唇，束颈，鼓腹，在腹上部近颈处，腹下斜收，平底。从颈外到肩部饰四瓣莲花，花瓣由白、黄、蓝三色饰染，有垂流釉。标本“M2：4”，造型与标本“M2：3”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圆腹罐的肩部贴塑有象首及兽首各三。

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西郊小土门村三彩四孝塔式罐。标本“九一734”（图八），通体施黄绿釉，由两部分组成，其中罐和底座连为一体。圆形盖，中空，最上部呈迷你塔形，下部呈半圆形，上贴塑山川造型。罐为鼓腹，高圈足，腹部堆塑二十四孝人物图，同时腹部刻有：“曾子口渴口水，曾子至孝教得枯井出水潭其母渴孝也，曾子父乐恒口口曾子恕口悔志口口悦父之情，郭巨为母生埋儿敢得天赐共黄憎之也。董永至孝得口口口下常债了却口口口去也。”即：曾子汲水济母、曾子抚琴悦父、郭巨埋儿养母以及董永卖身葬父四则故事。腹底部堆塑覆莲纹，覆莲纹上部吊挂四个花结纹。标本“1380”与标本“九一734”类似，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四则故事占的位置相对大一些。

三、白陶塔式罐

标本“7768”（图九），口径11厘米，通高43厘米，由盖，罐，座三部分组成。盖为圆形，顶部凸起，塔形钮；罐口微侈，圆唇，短直径，上腹微鼓、下腹斜收，平底。喇叭形底座呈束腰状，中部为凸起的扁球形，上部的喇叭形将罐体套和，保持整体的稳定性。通体为白陶素面，可见制作痕迹。

造型“极尽繁冗”

塔式罐的基本造型为三大部分：塔形顶盖、圆形罐身、喇叭形底座。馆藏塔式罐中，绝大多数为三部分组成，此外还有两件组、四件组的。其中两件组的主要是三件组的简化，在制作的过程中将圆形罐和喇叭形底座塑造为一体，如标本“八六30”和标本“九一734”，圆形罐身和底座喇叭形联结为一。

四件组可分两种类型，一类是除了基本造型盖、罐和底座之外，在罐和底座之间多了一层莲瓣。如标本“M2：3”和标本“M2：4”，除了塔形顶盖、圆形罐身和喇叭形底座外，在喇叭形底座和罐身之间多了一层莲瓣由三层莲瓣叠压装饰，还有标本“七二305”，在底座和罐身之间也有一层莲瓣装饰。这种莲瓣造型将罐体烘托出，既保证塔式罐整体的稳定性，又突出了美观的特点。第二类是在喇叭形底座之下还有一个底座（也可称为盆托、覆盆）。如馆藏薛莫夫妇墓出土的塔式罐，由上至下为：喇叭形座、盆托、陶罐、塔形盖的四部分组合。这件特殊造型的塔式罐，尺寸极高，据墓志记载，薛莫曾经被封雁门县开国伯、开国公，且在雁门县时间较长，即“景云元年至十三年”长达十三年之久，期间屡建战功，受到皇帝的不断封赏，“宴设赐马”“金银器皿”“丹青图为”“将以功最”等。他墓中的随葬品就与山西大同地区塔式罐在造型上相似。以此类推，薛莫夫妇墓出土的塔式罐应该也是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特点的继承和反映，从而体现出“礼失而求诸野”的味道。与之类似的还有节愍太子墓出土的塔式罐，共四件。均由座、身、罐、盖四部分组成。座呈覆盆状，底周边略外卷。座身一周等分成8格，格内贴有模制的浮雕象头及怪兽相间排列，各占四格。座上为束腰形，外饰仰覆莲瓣，并贴饰三个浮雕象头。其上为罐。罐口微侈，束颈，鼓腹，平底。罐身上同样八等分，分布有象、怪兽浮雕头各四。罐上为塔式盖，盖顶为塔形钮。节愍太子墓的塔式罐造型豪华，主要原因在于李重俊属于皇室贵族，其墓葬是依礼而葬，随葬品自然比较豪华。

塔形顶盖，一般是圆形子母口罐盖上装饰塔形螺旋向上的盖钮。也有例外，标本“塔1”，罐盖上方为完全模拟殿堂的形制，中空，圆拱形门，顶部又结合中国古代建筑塔的形制制造成简化了的螺旋上升的钮。也有博山炉式的顶盖，主要为三彩塔式罐，如标本“九一734”，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顶端又塑造出庙宇的形象；标本“1380”罐盖上装饰除了博山炉形外，最上端为一般常见的螺旋形塔钮的简化。还有完全模仿塔的形制，盖顶呈塔形建筑屋檐逐层上升的造型，如标本“七五196”和“七五197”，盖呈三层中空塔式。此外，还有简化了的完全成一宝珠钮造型的，如1958年西安市西郊三桥南河村出土的塔式罐。

塔式罐底座多见平顶喇叭造型，还有束腰喇叭形的。标本“7768”，底座为束腰喇叭形，而且束腰部分塑造出凸起的造型。薛莫夫妇墓出土塔式罐的底座，类似于高足罐，罐腹凸起，下呈喇叭形。除此之外，还有动物造型的，如标本“七二305”，这件塔式罐的底座由一头低首行走的大象取代，大象低首，象鼻下垂、象牙前伸、双目圆睁，一幅任劳任怨，活泼亲切的姿态。与之相类似的有刘自政墓出土的塔式罐，罐底座是由一只乌龟的造型塑造。

总之，塔式罐造型独特，一方面体现出“万变不离其宗”的特点。无论怎样变化，塔形顶盖、圆形罐身和喇叭形底座的基础造型不变；另一方面，也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在基本造型基础上工匠们又别出心裁，塑造出了束腰喇叭形和动物造型等各种特殊的底座，体现了唐代活泼多样的精神面貌。

装饰“变化多端”

塔式罐的装饰素材，根据目前可见的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大类：一是动物装饰；二是植物装饰；三是几何纹装饰；四是文字装饰。

动物装饰以大象为主，馆藏塔式罐中，西安市中堡村唐墓和薛莫夫妇墓出土的塔式罐上，罐腹部均装饰有象首贴塑，象鼻长伸，象目圆睁；标本“七二305”，可谓将象形运用到极致，不仅底座为大象造型，在罐身也贴塑出象首。标本“塔1”，在罐身贴塑的为神兽，兽口中衔环。薛莫夫妇墓出土的塔式罐罐身除了贴塑象首外，还在罐肩部贴塑有其他动物造型，主要有鸽子等。还有标本“M2：4”，罐肩部贴塑有象首（图十）及兽首（图十一）各三。除此之外，在陕西铜川黄堡窑发现的黑釉塔式罐上，还发现有猴子的造型。

植物装饰中，莲瓣纹最为常见。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塔式罐，在罐身肩部，喇叭形底座底部都呈现出莲瓣造型。还有标本“八六30”，罐身有黑、红彩描绘出的卷叶荷花的一部分，与之类似的有李知宴先生《大唐盛世的艺术瑰宝——彩绘荷花塔形罐赏鉴中》提到的塔式罐，灰陶，表面施洁白化妆土，上面彩绘荷花，白色垫底，黑彩勾边，矾红填绘细部。荷花艳丽夺目，姿态天然。还有团花，1957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的彩绘塔式罐（底座缺失）（图十二），灰陶质地，白衣彩绘，团花由两层四瓣花朵组成，中心圆形花蕊用黑彩，外面一层花瓣用红彩，最外面花瓣为白彩，黑彩在边缘处勾勒，仅用三种颜色，却形成绚丽的色彩。标本“八六29”，由六瓣花瓣组成的小团花，用黑彩点缀，其余部分用红色涂满。

1985年户县甘亭镇南河头出土标本“八六29”和“八六30”可谓是将几何纹和塔式罐完美结合的代表。在两组塔式罐上，为了体现几何纹装饰的特点，工匠专门将塔式罐分隔成横向的条带状，每条区域用不同的几何纹和花朵纹装饰。归纳起来，主要有“W”、“X”、“//”等类型。几何纹装饰陶器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等出现了装饰丰富多彩的几何纹彩绘陶罐；在唐代的纺织品中，经常会出现以同类的几何纹样装饰花边的例子。如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描绘的地毯上，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纹样。有人曾对敦煌壁画地毯上的几何纹样进行整理，将地毯纹样分为毯心和边饰两种纹样，其中“边饰纹样的构图形式为几何形二方连续，骨法构成单一，采用一或两个带有连续性的单位纹样向左右做有条理的反复排列，没有方向性。”根据以上的总结，塔式罐身所装饰的几何纹样，应该是地毯边饰纹样的简化。

文字性装饰，即两件三彩塔式罐。标本“1380”，罐身由凸起的山峦分隔成四部分，分别书写二十四孝中的四则故事，分别为：曾子抚琴悦父（图十三）、曾子汲水济母（图十四）、董永卖身葬父（图十五）和郭巨埋儿养母（图十六）的故事，前两个故事发生在周朝，是说明曾参（孔子学生）对父母的至孝；后两个故事发生在汉朝。标本“九一734”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文字占的空间略小，完全成为一种点缀。在中国陶瓷史上，唐代长沙窑首创在瓷器上题写通俗的诗句与民谚，后来被磁州窑继承。在塔式罐的装饰中，刻写“四孝故事”与长沙窑可谓异曲同工，是一个不小的创举，同时也丰富了塔式罐的文化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所见的塔式罐均以繁复迤逦著称，在馆藏众多造型独特，装饰华丽的塔式罐中，一件白陶塔式罐独树旗帜，让人眼前一亮。虽然没有复杂的装饰，绚烂的色彩，其胎质细腻，造型端庄大气，也不失为唐代塔式罐中的一件精品。与之类似的是陕西省铜川市黄堡窑黑釉塔式罐，通体施黑釉，不同之处是这件黑釉塔式罐在造型上又显得特别复杂，似乎为了弥补在装饰上的简朴。

用途“万法归一”

关于塔式罐的用途，之前学者也多有讨论。袁胜文的《塔式罐研究》提出塔式罐来源于一种金属佛教器具，是传统丧葬观念与外来佛教文明杂交的产物，其功用在于帮助亡人在冥界的饮食以及来世的超生，也可以称为五谷仓。付春玲认为塔式罐的用途一是陪葬明器，二是高僧死后，为了使灵魂能早日升入西方极乐世界，而将遗骸装入罐中埋于地下，即骨灰罐。

实际上，无论是五谷仓还是骨灰罐，塔式罐都是与佛教有关的器物，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首先，塔式罐的命名，是因为器形类似于佛教的塔形建筑而来。盖顶普遍存在的螺旋状钮，象征着逐级上升的塔檐；有的盖顶为庙宇建筑模型，是仿照寺庙建筑而成。圆形的罐身，是率堵坡的象征。其喇叭形或者动物造型的底座，将整个罐体支撑起来，其中的动物造型也多用佛教动物大象等。同时，从塔式罐的装饰上来看，塔式罐装饰华贵，题材丰富多样，其中运用最多的莲花以及大象的造型是佛教文化的体现。其次，上述塔式罐多出土于唐墓中，作为随葬明器，是传统丧葬文化的体现。多变的团花、独特的几何纹样符合中国传统装饰特点，还有别具一格的诗文故事装饰。

以上这些都说明塔式罐的风格既是佛教文化的体现，又大胆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既给人以视觉上美的享受，又从中感受到文化的无穷魅力。

（责任编辑：耿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