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华

(华侨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华人新移民社会资本构建与基督教会

——美国P州P市本土教会与华人教会的比较分析*

张华

(华侨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宗教研究；基督教；华人教会；新移民；社会资本理论；闭合型

论文对美国当地两家基督教会进行长达一年的实地研究，考察了其社会网络的特点及其对华人新移民构建社会资本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基督教会对华人新移民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的影响。认为华人教会将发展出紧密的闭合网络，有利于华人新移民发展出科尔曼式的闭合型社会资本，从中获得归属感、情感慰藉以及更加实际且有执行力的帮助。本土教会将形成富于结构洞的稀疏网络，有利于华人新移民发展出波特式的结构洞型社会资本，从中获得异质性信息、多样化的观点以及潜在的创新机会。

构建社会资本是新移民来到美国后面临的头等大事，这关系到移民后续的社会参与和文化融合。传统的观点认为，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华人社团是华人移民发展社会网络的有效途径。然而，随着大批新移民的到来，美国华人走出唐人街构建多种社会资本的变化趋势愈发明显，其中基督教会已成为华人新移民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美国基督教会不仅是传播宗教的场合，社会服务功能也使其成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交场所。甚至有学者认为，基督教会在帮助华人新移民群体、整合华人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作用已经超越了传统华人社团。[1]因此，对华人新移民社会资本构建的研究，需要将基督教会纳入考察视野。

基督教会既是宗教活动的场合，亦是社交的场所。以宗教为纽带，华人新移民突破了地域和血缘的限制，结识了更多朋友，拓展了生存空间，迈出了融入主流社会的第一步。对于美国华人基督教的研究，尽管已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但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对教会服务功能的介绍，很少研究探讨基督教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对华人新移民社会资本构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当前绝大多数研究只聚焦于华人教会，对美国本土教会以及两者对新移民社会资本构建的影响，还很少关注。刘权通过实地调研探讨了华人教会组织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并分析了其对美国华人社会的影响；[2]岳志强与王邵励认为杨凤岗的美国华人宗教研究低估了教会潜在的社会和经济功能，提出随着传统社团组织的衰落，华人教会将成为华人新移民积累社会资本的替代者；[3]李爱慧基于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族裔性分析认为，华人教会有选择地继承了某些中华传统价值观，维系了华人信众的中华文化认同；[4]万晓宏对大波士顿地区的华人基督教会现状进行了总结，认为华人教会的功能包括解决信仰问题，团结、服务、教育华人，帮助华人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同时保持中国传统文化；[5]何绵山研究了福州人在纽约的宗教信仰活动，认为除了宗教功能之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帮助福州新移民建立新的人脉关系，融入美国社会；[6]何绵山亦研究了美国最大的福州人教会——纽约基督闽恩教会的崛起与发展，认为功能的多元化是闽恩教会能长期保持活力的主要原因；[7]万晓宏等人基于大波士顿地区的华人基督教会的调查研究表明，语言易沟通、文化背景相似与交流感受更深切是华人多参加华人基督教会而不是白人教会的主要原因；[8]陈燕研究了美国K大学包括华人教会在内的几家教会为中国留学生提供的多种生活服务，认为中国学生在受到美国宗教文化冲击的同时，也在积极体验异域文化，并从中体现出民族特色。[9]

华人新移民加入基督教会不仅仅是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慰藉，更是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努力。不同的教会由于其服务对象、活动组织、传教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参与其中的华人新移民发展出不同的社会网络形态，构建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华人新移民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本土教会已成为很多华人新移民，尤其是不断扩大的留学移民与技术移民的社交选择。本文通过对华人教会与本土教会的比较分析，以期更全面地探讨华人新移民构建社会资本、融入美国社会的情况，从而丰富华侨华人研究的这一领域。

笔者利用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在美国P州P市做访问学者的机会，选择P市O区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华人教会和一家本土教会作为个案进行研究。P州为美国最先独立的十三州之一，基督教的影响深入人心，教会对所有华人新移民提供帮助。本文采用实地研究、现场观察、访谈、参与研究等方式，考察这两家基督教会的社会网络特征及其对华人新移民构建社会资本的影响。在构建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基督教会秉持的价值观与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华人新移民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其提供的社区参与的机会，亦对华人新移民的法制观念、公民行为、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基督教会与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资本构建

华人移民初到美国，人地生疏，有人甚至举目无亲，在短暂的兴奋后会有较为强烈的孤独感和压抑感，因此会有构建社会资本、融入当地主流生活的强烈愿望。[10]社会资本源于二元关系与社会网络结构。二元关系指的是两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链接，学者们通常从互动频率、情感投入、亲密与互惠四个维度来衡量关系的强弱。[11]以往研究认为，强关系将带来支持、互助与情感慰藉，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12]而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的研究表明，弱关系有助于得到多样化的信息，是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资本。[13]对于何种类型的社会网络结构产生社会资本，科尔曼和博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科尔曼认为，闭合网络(cohesive network)是社会资本的来源。[14]嵌入在相同的圈子里，成员间的彼此信任有助于资源的转移。同时闭合网络也有助于规范(norm)的形成，这会促进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从而对成员的不道德行为与群体所不期望的行为产生较强的抑制作用，人们可以放心地转移资源、促进资源的组合和交换。而博特主张，信息的价值在于其稀缺性，非冗余的异质信息是最宝贵的资源，因此结构洞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15]稀疏网络(sparse network)中成员间大多为弱关系，意味着个体能连接到各种具有不同观点、持有不同观察视角的人，这就使得个体能够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机会。同时，结构洞亦带来了结构上的控制优势，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信息的筛选，从而具有优于他人的社会资本。

一般来说，这两类社会资本都会出现在移民当中，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强关系、闭合网络引发的科尔曼式社会资本，而对弱关系、结构洞型的社会资本的构建关注不够。传统的华侨华人研究认为，以“五缘”关系为基础的华人社团是华人移民构建社会资本的重要场所。[16]由于相同的语言与文化背景，华人移民依托社团较为容易地发展出强关系并嵌入在闭合的圈子里，从而构建出科尔曼式的社会资本。美国各大城市里族裔单一的华人移民社区——唐人街就是这类社会资本构建的例证。而随着近年来新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大批留学移民、技术移民的到来，美国很多地区的侨情发生了新变化。新移民已不满足于仅在华人社团里构建社会资本，他们产生了拓展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融入美国主流文化、成为当地多样化社区一员的强烈愿望。[17]如在旧金山湾区，华裔移民聚集在某一集中地的局面已经改变，[18]这意味着华人新移民将构建出大量的弱关系以及结构洞型的社会资本。因此，当前对华人新移民社会资本构建的研究，需要我们扩展以往基于华人社团的研究视角，更深入地考察华人新移民的行为特征与社交场所。

二、美国P州P市本土教会与华人教会的比较

美国是当今世界宗教色彩较为浓厚的国家，遍布全美的数十万基督教堂，显示出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强大影响力。对绝大多数宗教教育和宗教经验基本为零的华人新移民而言，基督教会具有天然的新奇感和较强的文化吸引力。[19]更重要的是，在宗教的纽带下，华人新移民通过基督教会突破了地域、宗亲等限制，有助于其发展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

本文选择P市O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两家基督教会作为观察对象：一个是P市华人教会的O堂PCCO(下文简称“华人教会”)，另一个是本土基督教会所属的P市国际学生组织PRISM(下文简称“本土教会”)。这两家教会距离大约5个街区，地处P市人口非常稠密的最著名的两所大学的主校区，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两者都对P市的新居民——新移民、留学生、访问学者敞开怀抱。不同的是，华人教会的来访者主要来自于中国，而本土教会则囊括全世界的新移民，包括中国新移民在内。

两家教会存在一些共性，如都有圣经学习班、英语角等活动，但在人员构成、组织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以下从五个方面来介绍两者的情况，并总结其发展出来的社会网络特征及其对新移民构建社会资本的不同影响。

(一)工作人员与志愿者

两家教会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都是当地美国人，不同的是华人教会的志愿者都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本土教会中只有负责人S先生有过访问中国的经历。华人教会志愿者的中国背景无疑给中国新移民带来亲切感。

华人教会：R夫妇是华人教会圣经班的讲师，丈夫负责每周三晚上的旧约，妻子负责每周六下午的新约。夫妻俩在韩国生活了很多年，对东方文化非常了解，具有一定的中国历史知识。B夫妇是华人教会的志愿者，主要担任英语角的讲师。他们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但是女儿正在北京做交流。F小姐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也作为志愿者在华人教会工作。她的母亲来自香港，第一次见她的人大多误认为她是大陆新移民。K先生也是活跃的志愿者，他的太太来自香港，他们在关岛相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由于强大的沟通能力和丰富的肢体语言，K先生每次都负责和初到美国、口语基础薄弱的华人新移民进行交流。K女士也是华人教会热心的志愿者，她每年都会到中国旅游，拜访好友，她的房子也租给了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本土教会：负责人S先生曾在欧洲传教7年，拥有丰富的宗教知识和广博的阅历。他主持每周三的圣经学习，组织各种活动，并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华人新移民。除此以外的两位次一级负责人K先生和M女士以及实习生C小姐都是P市当地人；实习生M小姐的先生在大学做博士后，她是本土教会组织者中唯一的非美国人。志愿者几乎全部是P市当地人，职业多种多样，也有退休的老人，他们与中国几乎都没有联系(但都表达了想去中国看看的意愿)。

(二)圣经学习与传教

华人教会的圣经学习注重基督教知识的传授，知识点密集，学习强度较大；相比之下，本土教会的圣经班气氛更加轻松，组织者鼓励大家联系各自的人生经历，交流心得感受。

华人教会的圣经学习班更侧重于对知识点的讲解，尤其是在旧约的学习中，组织者会详细地从历史和人物讲起，在讲新约的时候联系实际会较多。除了正式的圣经学习之外，R夫妇也比较关心华人新移民的思想动态，在一些聚会场合会主动询问华人新移民对圣经的学习进展、接受程度以及相关的困惑，耐心地鼓励华人新移民跟随主的脚步。华人教会还鼓励华人新移民参加细胞小组。每周小组的聚会都安排在华人家里，组员也基本上全是华人。本土教会的圣经学习更多地关注人的内心，更多地采用启发式教学。相比于历史知识与宗教知识的传授，本土教会更希望华人新移民能更多地参与讨论，发表看法。除了每周的圣经学习班以外，本土教会还会不定期发布由热心志愿者组织的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持续数周(基本每周一次)，开放式讨论，大家一起来思考圣经中的知识与启迪。参与者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笔者曾经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两家教会每周都提供礼拜服务，本土教会参与者大多是附近的美国居民，而华人教会的参加者基本上全是华裔。两家教会都有专门针对女性的圣经学习，同时有看管孩子的服务，都有专供儿童娱乐的房间。华人教会的圣经学习结束后，牧师会安排车辆送回家，且周末下午的圣经学习之后，还会载着学员去P市最大的中国超市购物。

(三)英语角

两家教会每周都组织英语角活动，华人教会的英语角有生活口语以及圣经知识；本土教会讨论的话题更加广泛。

华人教会的英语角实用性强，帮助新移民尽快熟悉P市，话题从如何在地铁餐厅点餐到美国各种习俗不一而足。华人教会提供的口语学习更为基础，从交通、医疗、购物等方面口语的学习来促进华人新移民融入城市。暑期的英语角则更多地是和圣经联系在一起，总结圣经中句子的语法和单词来学习英语。在一些基督教节日，志愿者还会展示一些圣经中提及的人物模型以及场景道具，以便人们加深对圣经的学习。华人教会根据华人移民的口语水平进行分组，在轮流发言时会照顾口语较差的华人新移民。华人教会英语角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每次结束前都有一个中文成语或俗语的英文翻译，志愿者兴致勃勃地向华人新移民介绍中国文化。本土教会的英语角则开放得多，操着不同口音的全世界移民都来到这里。话题也更加广泛，规则是：1.每个人用一句话回答屏幕上的问题(譬如上周末你做了什么；十年之后你希望做什么)；2.就一个话题和身边的伙伴(不能是同一语系)进行交流，互问互答；3.随机分组，每个小组指派一名志愿者领导话题讨论，大家轮流发言；4.活动结束后会学习一些美国俚语，大家竞猜俚语的含义，并由组织者讲解其来龙去脉。本土教会的英语角更为鼓励参加者的相互交流，但没有像华人教会那样，根据华人新移民的口语能力进行分组。因此，口语较好的华人新移民会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我、结识新朋友，而口语一般的人则会沉默一些。

(四)组织活动

华人教会的很多活动充满了中国元素。在春节、中秋、端午等中国的传统节日，华人教会组织大家到教会或华人家里包饺子；还有华人基督教音乐会的巡回演出，这几乎成为全城华人移民的大聚会；周边的郊游则是以细胞小组为单位；华人教会还会和P市的其他华人组织合作举办活动，如P大的孔子学院举行活动时，华人教会组织大家去参加，教会的很多志愿者也会参与活动并提供帮助。相比之下，本土教会的活动更加丰富一些，且对外联系更加广泛。如拜访郊区教会，去周围著名景点旅游，参与当地的活动，组织大家去P市著名的音乐厅观看管弦乐团演出，观看乡村乐队在本地的巡演、露天电影节以及P市著名球队的比赛等。在美国传统节日时(如土拨鼠节、圣帕特里克节、独立日等)，本土教会还会组织大家参加游行庆祝活动，在志愿者家里开派对，讲解美国节日的由来。如果旅游的距离很远，本土教会会组织参与者食宿在当地的基督徒家里，华人新移民在这里能接触到更多的美国人。

(五)基督教氛围

华人教会的基督色彩比本土教会更加浓厚。同是基督教会，本土教会的“基督色彩”却没有华人教会那么浓厚。笔者在访谈本土教会的二号负责人M女士时得知，本土教会的组织者没有绩效考核，没有关键绩效指标(KPI)，基督徒做事情都是追随自己的内心，传播主的福音。本土教会对其他宗教信仰也持包容的态度。有一位土耳其的访问学者，他信仰伊斯兰教，由于宗教信仰他从来不参与圣经学习和基督教的仪式，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英语角等其他场合成为最受欢迎的人，这归功于他开朗的性格和丰富的肢体语言。

三、社会网络差异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

(一)两家基督教会的社会网络特征

基于上述社会资本理论，笔者从格兰诺维特的关系强度、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博特的结构洞理论来分析两家教会形成的社会网络特征及其对华人新移民构建社会资本的影响。

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强度的影响维度在两家基督教会中都得到了体现：每周一次的圣经学习以及各种活动，使得参与者有了频繁互动的机会，而互动程度将影响后续的关系投入。但考虑到语言是影响亲密度与情感投入的重要因素，[20]因此，相对来说华人新移民在华人教会更容易发展出强关系。

再从闭合网络来看，无论本土教会还是华人教会都出现了聚集的小圈子，但性质却有较大差异。华人教会分成不同的细胞小组，小组成员每周在一起进行圣经讨论，逢年过节举办各种聚会，频繁的互动使得每个细胞小组都成为了闭合的小圈子；由于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小组成员之间会非常方便地交流与沟通，所以也会以较大的概率建立连接。因此，华人教会构建出小圈子内部连接紧密同时圈子之间亦存在强关系的社会网络(如图1A所示)，体现了典型的科尔曼式的社会资本模式。而本土教会的参与者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新移民。虽然教会没有指定固定的小组，但在各种活动中，同一语系或相同地理区域的人们喜欢聚在一起：中国人与中国人聚在一起，日本人与日本人聚在一起，俄语系的人们喜欢在一起，西班牙语系的人们喜欢在一起。但这种圈子显然不如华人教会那么紧密，因为首先没有共同的活动，互动的次数并不频繁，大家只是停留在见面点头寒暄的层面；其次，来这里的华人新移民都是口语较好，抱着更多接触异域文化的心态参与进来的，没有去华人教会那样有明显的乡音乡情需求。因此，本土教会的圈子内部也以弱关系居多。

大量的结构洞出现在本土教会的社会网络中。虽然本土教会通过各种活动(如组建国际乐队、志愿者团队等)促进不同语系、不同国家的人们的交流和互动，也有个别活跃的新移民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成为联系多国人士的中介者，但这种联系各方的节点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参与者由于缺乏语系所带来的天然的亲密性，无法结成强关系，即在不同民族和语系的人们之间，存在大量的结构洞。因此，本土教会的人们通常会发展出内部松散、同时整体上富有结构洞的网络结构(如图1B所示)。

图1　华人教会和本土教会在构建社会网络方面的差异示意图(虚线代表弱关系、实线为强关系)

(二)教会社会网络差异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

1.信仰与行为方面。闭合网络对华人新移民的皈依决定产生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华人教会中圈子带来的群体压力。组织者有意识的引导以及每周细胞小组对圣经的讨论，促成了追随主的脚步这一集体行为,某位成员的受洗也会促成圈子里其他成员的皈依，但也有一些留学与技术移民圈子对基督信仰持观望与怀疑态度。以笔者的经验和访谈来看，原因主要有祖国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难以让基督教在道理上站住脚，而多年的科研经历又让人很难相信主的存在，“先信再求证”的方式也不符合大家以往的认识论。当这些认知在圈子内成为主流，华人新移民就难以轻易地成为基督徒。相比于耶稣的神迹，基督教倡导的一些价值观，如诚实守信、时常反省、婚姻忠诚等反而更受华人新移民的欢迎。在华人教会的闭合网络中，很多华人新移民虽然没有最终皈依，但在长期的互动中也养成了一些基督徒的生活习惯，如祈祷、冥想、追问自己的内心，等等。

本土教会中富于结构洞的网络及其较为轻松的传教氛围，使华人新移民没有感到太大的皈依压力。同样地，基督徒的一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得到了华人新移民的接受。更重要的是，弱关系与结构洞的大量存在为华人新移民展示了多样性的价值观：网络成员持有的法制观念、公民行为、政治参与意识等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华人新移民的认知与行为。这体现在华人新移民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传统节日前的扫除、教会的募捐与宣传、为流浪汉及其他城市新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等公益活动中。因此，虽然本土教会在基督教信仰上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对华人新移民认知视野的拓展与提升等方面的影响却积极而又深远。

2.情感、互助与机会挖掘。从两类教会社会网络的形态上看，华人教会的优势在于情感的慰藉、归属以及生活上的互助；而本土教会的优势在于多文化的视角、异质信息以及对异域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

闭合网络带来情感支持、归属感以及执行上的优势。P市是所在州的大城市，华人比例没有特大城市那么多，也没有明显的华人聚集区。因此，华人教会成为华人新移民情感的归属地，乡音乡情使得华人教会发展出典型的闭合网络结构。从笔者的观察来看，华人教会社会网络的闭合性还体现在，在宗教的纽带下，华人新移民超越了地域与行业的限制而团结在一起。杨凤岗认为，华人基督徒在北美形成了新的宗教群体和叠合身份认同，保持了传统文化和华人身份。[21]这在P市华人教会的闭合网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华人新移民在这里得到情感的慰藉、归属感以及各种生活帮助，如租房、房产经纪、博士后工作机会等更加实际且有执行力。

富有结构洞的稀疏网络意味着异质性信息、多样化的观点以及潜在的事业机会。本土教会的开放性，使得华人新移民在这里可以结识更多国家的朋友，会深刻地体会到这个世界之大、观点之繁杂。华人新移民可以在这里和不同国家的人就中国的污染问题、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中美关系等交换看法，并惊叹于原来对方是这样想问题的，这将促进参与者之间的理解和反思。在基督教包容的心态下，华人新移民可以尝试不同的文化，体会更多的生活乐趣，有助于对异域文化理解力的培养。而结构洞更是蕴含着更多的事业机会，如在学术研究层面，不同国家同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可以在这里获得更多的交流和合作；也有华人新移民在本土教会相识的美国朋友中获得商业信息的例子。

四、结语

本文实地研究表明，由于参与者、组织活动以及理念上的差异，本土教会和华人教会形成了风格迥异的社会网络，使参与其中的华人新移民构建出完全不同的社会资本模式。华人教会方面，由于语言文化的相近，新移民在华人教会能较为顺畅地交流和沟通；细胞小组的存在更是促进了成员间的频繁互动及小圈子内的紧密联系，因此，华人新移民在这里构建出科尔曼式的闭合社会资本模式，从中获得了归属感、情感慰藉以及更加实际且有执行力的帮助。本土教会方面，由于参与者的多样性，人们发展出内部松散、同时整体上富有结构洞的网络结构，华人新移民在这里构建出了博特式的结构洞社会资本模式，从中获得异质性信息、多样化的观点以及潜在的事业发展机会。

从现实观察来看，华人新移民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其教会选择并影响了后续社会资本的构建。选择华人教会的新移民主要由于语言障碍和性格的原因，这在来美的第一代移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年龄普遍较大，对当地的文化与政治制度缺乏了解，兴趣点与主流社会不一致，这些都导致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困难较大。有个别“农转商”型的新移民还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在华人教会中使用和家乡一模一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通行着具有明显地缘特征的处事准则。而性格开朗、更具好奇心与进取心、语言更好的华人新移民则超越了华人教会的闭合网络，更喜欢加入本土教会中结识更多的朋友，发现更大的世界，从而发展出更多的机会。年轻的留学移民以及技术移民已经展现出了多元文化积极参与者的形象，他们热衷于参与本土教会的活动，与世界各地的移民打交道，学习并积极融入主流社会。以往的研究中，华人不热衷于参与政治的特点总是为人所诟病，而P市本土教会的华人新移民展现出来的这些特点体现了侨情的新变化。同时，笔者也观察到一些游走在两家教会的新移民，他们在华人教会获得情感慰藉，在本土教会开阔视野，并善于将潜在的机会转化为实际行动，成为边界跨越者(boundary spanner)。

本文研究虽然具备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依然存在如下不足以及未来可供扩展的空间。首先，本文虽然建立在一手资料基础上，但一年的观察参与时间仍属管中窥豹。未来希望能有继续关注的机会，并在更长的纵贯时间数据的支持下进行跟踪研究(尤其是对边界跨越者的研究)；其次，本文仅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对基督教会、华人新移民的社会网络构建进行了解读，未来可考虑从多种理论视角深入剖析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入现象；最后，Facebook、Twiter、微信等社交工具的普及，一方面大大方便了华人圈的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也导致华人新移民线下聚会的兴趣和热情出现下降。新的社交工具如何影响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资本构建，也是未来非常有趣的研究方向。

[注释]

[1]周敏、林闽钢：《族裔资本的分析与探讨》,周敏著、郭南审译：《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2006年,第217～243页。

[2]刘权：《美国华人教会的社会功能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岳志强、王邵励：《杨凤岗的美国华人宗教研究述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4]李爱慧：《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族裔特性探析》,《暨南学报》2009年第5期。

[5]万晓宏：《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研究: 以大波士顿地区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

[6]何绵山：《福州人在纽约的宗教信仰活动初探》,《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7]何绵山：《美国最大的福州人教会——试论纽约基督闽恩教会的崛起与发展》,《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

[8]万晓宏、孟凯旋：《美国大波士顿地区华人基督徒基本情况调查及分析》,《八桂侨刊》2015年第3期。

[9]陈燕：《既“来学”,则“往教”:美国教会接触和影响中国留学生的个案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0]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8期。

[11]M.S.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 78, No. 6 (May, 1973), pp. 1360-1380.

[12]D.Krackhardt,“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 The Importance of Philos in Organizations”,NetworksandOrganizations:Structure,Form,andAction, Vol.44, No.2(Oct, 1992), pp. 216-239.

[13]M.S.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 91, No. 3 (Nov, 1985), pp. 481-510.

[14]J. S.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 94, “Supplement: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tructure (1988)”, pp. S95-S120.

[15]R. S. Burt,StructuralHoles:TheSocialStructureofCompet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6-60.

[16]沈永林、黄凯锋：《“五缘” 文化研究二十年述评》,《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17]周敏、刘宏：《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8]王志章、陈晓青：《北美地区华侨华人族群研究》, 丘进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第85～123页。

[19]李崇新：《宗教信仰对美国华人移民的认同与整合作用——俄勒冈州塞勒姆华人福音教会考察札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0]陈勇:《华人的旧金山: 一个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38页。

[21]杨凤岗著、默言译:《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1～24页。

[责任编辑：乔印伟]

American Christian Church’s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Social Capital

ZHANG Hua

(Faculty of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a 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religious study； Christianity； Chinese churches； new immigrants； social capital theory

Based on one-year-long field study on two Christian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American and Chinese church’s social network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social capital.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Christian Churches on the living and thinking styles of new immigran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ese churches are developing closed and cohesive networks with strong ties, which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Coleman-style social capital. This enables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to gain a sense of belonging, emotional comfort, and essential support, share diverse opinions and create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While American church is forming a sparse network rich in weak ties and structural holes, which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hinese immingrants′ Burt-style social capital. This enables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to obtain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diverse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on.

2015-12-21；

2016-01-27

张华(1981—)，男，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华商社团、华商网络。

D634.371.2；B978

A

1002-5162(2016)01-0047-08

*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5C109)与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专项经费资助项目(HQHRYB2015-01)成果。感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为拙稿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