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通过分析大理国段氏军事力量之遗留爨僰军在元朝时期的归属关系，探讨元代中央王朝与大理段氏的互动关系。在元初中央政权倚重段氏，保留这种以军管民的特殊管理体制，设大理国段氏军事力量之遗留爨僰军为乡兵，成为巩固和维护元朝在云南地区统治的重要力量；元建立云南行省后对段氏权力加以削弱和限制，原由段氏直接带领的爨僰军成为云南行省直接统率，段氏则作为大理路总管参与征伐；元末政权衰弱和段氏的兴起，爨僰军不再服从中央的随时调遣。

【关键词】 爨僰军；乡兵；元代

爨僰军是元代乡兵之一，乡兵是元代所设的地方性少数民族军队。爨僰军也称寸白军，关于寸白军，夏光南先生考述“‘寸白一名，出于《元史兵志》，而《本纪》、《列传》、《地理志》中亦杂见之，盖即全滇土司军之总名也。其名与爨僰二字，同音相转，取其笔画简略，便于记载，不如爨僰之繁重难书而已。”[1]夏光南先生认为寸白军为全滇土司之军总名，但蒙元一代云南乡兵不仅仅有寸白军，根据《元史》的记载，还包括摩些军、徭兵、白衣军、和泥军、罗罗斯军等。同时，大理国亡后而爨僰军尤能存在，且规模大、数量较多，应当是大理国时期的常备军。所以本文所探讨的爨僰军，是投降蒙古后段氏军事之遗留改编而成的乡兵。

追溯爨僰军的历史渊源，张锡禄先生认为“其源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乡兵制度。”[2]军队闲时务农，战时征伐，同时自备兵器。百家设一总佐，千人设一理人官，制督统领万家，自上而下递相管理的严密的军事制度，具有寓兵于民、军民合一的特点。[3]蒙元初年制定“斡腹攻宋”的军事计划，视云南为攻打宋朝的根据地。元宪宗三年，忽必烈率10万大军兵分三路进攻大理国。元宪宗四年，大理国王段兴智投降蒙古贵族，爨僰军便成为跟随蒙古统治者征讨云南各地未降部落的重要军事力量。随着云南逐步纳入中央版图，蒙元政权在云南建立起健全的统治体系，中央政權在对爨僰军以及其它少数民族军事建置上，基本沿袭了南诏、大理国成熟的乡兵制度及建制，同时乡兵也有力配合了元初帝国的统治方略。

一、爨僰军之军权归属

“天下既平，尝为军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4]作为辅助蒙古军平定云南的爨僰军自然也要定为军籍。关于爨僰军之军权归属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分而论之。

1、为元蒙大军入主大理国，云南行省正式建立前的时期

忽必烈征大理后为稳定云南的局势，以军事管理为目的，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和百户所。这种军事设置是照其旧主之地域以军管民的特殊管理体制。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蒙元统治者派遣宗王坐镇云南，云南境内各种军队都在宗王统率范围内。此时期大理段氏归降元统治，宪宗照段氏之旧地以及其军事的统领权都归段兴智总领。大理上下万户府以及所属的十七个千户所主要是军事管理的机构，爨僰军也归属于此机构。大理段氏持虎符统率其旧国之军事力量，拥有较大的兵权，爨僰军由其直接带领。但云南之各种军队又属宗王统率，具体表现在战时的调遣和统率。所以爨僰军又在段氏统领下听随调遣，并随蒙古军出征。

2、云南行省正式建立以后的时期

随着云南局势基本稳定，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控制，至元十一年，建立云南行省，将原来段氏所领大理二万户府合并为大理路军民总管府，同时任命段实为大理总管，自始之后，大理段氏后裔世袭大理总管之职共十一代。[5]行省作用为“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6]行省建立后对段氏的兵权是有所限制的，原来由段氏直接统领的爨僰军成为元代行省直接统治。值得注意的是，云南行省成立后云南宗王仍有军权，除有自己军队而外有权力调度行省的军队，爨僰军也在其统辖范围之内。“但最终统率境内军队之权的归属，则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7]

元初继承和沿袭了大理国亦兵亦农的乡兵制度，对爨僰军进行军事编制。有元一代，爨僰军一般是由旧主大理段氏直接指挥，段氏有签军从征的义务，由云南行省和宗王统率来调遣、出征，总而言之其是受元朝中央政府的节制的。

二、从爨僰军看中央与段氏关系之互动

纵观有元一代，对于爨僰军的管理和利用，本质上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大理段氏地方势力之间互动的关系。将其互动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不同时期在大理地区，中央政府与大理段氏此长彼消的关系。

1、元初平定大理国对段氏之倚重

元宪宗四年，忽必烈大军攻灭大理国，其疆域纳入蒙元版图。蒙元大军在平定大理国过程中，军队长途奔袭，兵力损失严重。同时蒙元统治者面临的问题是，在蒙元力量进入这片原本相对独立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拥有独特体系后该如何治理，以及如何平定云南其它地区。正如僰僧舍利畏起义所言“蒙古处北，吾等处南，声教所不及，何以服从之！”[8]

而此时期的大理国旧主段氏政权虽被攻破，但段氏对大理地区有主导作用，除大理总管段氏直接管理的大理地区外，其周围广大地区也大多为大理国贵族故旧直接控制。入滇之初的蒙元军队对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及“斡腹攻宋”行动则不得不依靠段氏在大理地区的影响力。元对大理段氏采取的措施是“设大理都元帅府，降段氏为总管，仍录其子孙守故土，赦兴智，封为‘摩诃罗嵯，管领八方。”[9]再从段氏角度来看，经历蒙古大军破大理国之后，深知蒙古大军之实力，元蒙破南宋统一中原已成定势，毅然归顺蒙军。同时虽大理国已破，元朝对段氏并未诛杀，而是积极招降以礼相待，“以段兴智主国事，诏赐金符”。段氏自然感激，不仅“献地图，奏治民立赋之法”，而且还“请悉平诸部”，积极拥护元朝的统治。

所以蒙元统治云南初期，用军事体制统治云南是主要方针，“元灭段氏而有其国，仍资其兵力以制诸蛮。”[10]蒙元采取积极拉拢段氏，命其领大理、善阐、威楚、统矢、会川、建昌、腾越等城，对万户以下的中下级将领拥有军事领导权力，仍延续大理国君主对于整个云南地区的广泛影响力。沿用大理国 “兵民合一”这一管理体制的特点，纳爨僰军以补军力，借段氏之势力平云南，对稳定云南局势和为维护蒙元统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元建立云南行省后对段氏权力的控制

蒙元统治者在云南实行军事统治近二十年，云南局势基本平定下来。至元十一年，在云南建立行省，形成一套完整的行政设置，任命段氏为大理总管，并为后裔世袭。一方面因地制宜“以土治土”，让熟悉大理地区情况的段氏治理本地，以达到维护全国统一，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地方的目的。另一方面将土官土司纳入中央政府的职官体系中，削弱其地方势力，加强控制，巩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11]

首先就其行政区域的设置而言，由万户府—千户所的体制转变成为路—府—州—县的体制。至元十一年云南行省下设的“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所管辖的范围较前期有所缩小，“贵族段实为大理总管，明升暗降，收回段实统辖云南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限其权于大理地区一隅。”[12]历代大理总管直接统领地区仅剩大理畿辅。行省的建立使大理地区管理体制摆脱了单纯军事管理体制。

其次行省對段氏的兵权加以控制，行省建立后，原由段氏直接带领的爨僰军成为云南行省直接统率，段氏则作为大理路总管参与征伐。中央政府对爨僰军的治理方针为：由于爨僰军对首领段氏的认同和信任，由段氏直接指挥爨僰军，能够抗勇杀敌，积极发挥土司武装力量在保国卫疆中的贡献。同时，则消弱段氏的军事权力，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签发大量爨僰军扩大兵源，用于对外作战和稳定云南的局势，并在战争结束后在则签发为军屯户。爨僰军在屯田后与大理段氏的依附关系逐步松弛。

元代自云南行省建立后，随着元政权在云南统治的巩固和深入，元统治者对大理总管段氏从依靠改为对其权力加以削弱和限制，同时继续拉拢和利用的两手政策。大理段氏在云南行省建立后，尽管在此时期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和限制，难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作为大理总管的段氏，仍然拥有管理一路军民的权力和相应的政治地位，而且此时元政权是强大兴盛的，因而段氏对中央政府是持恭顺态度的。

3、元末政权衰弱和段氏的兴起

元中期帝国政局动荡，国势日渐衰微，“天历建元以来，云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闻。”[13]随着元后期帝国日趋衰落，兵力已不足以镇慑各地方势力，无力有效控制云南地区和限制段氏的权力。具体来看，以往元代宗王出镇云南，通常是云南王驻在大理，而梁王驻在中庆，但天历兵变后两个担任云南王的阿鲁和孛罗，驻地皆由大理迁至中庆。从两王驻扎地点的变化可以看出，云南王在大理地区的势力减退乃至不能插足大理之事务，反映了元朝中央政府的势力已无法直接影响到大理。最为重要的是元末元蒙政权与段氏的矛盾逐渐突出起来，因段宝之父段功被梁王所杀，梁王和段氏关系恶化，“梁王复听谗言，诛除段族，梁王竟结仇，数数构兵，鹤庆知事杨升调和二家，自金鸡庙分界，南属梁王，北属段氏，力劝息兵”。[14]可见此时二者关系已恶化至兵戎相见，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大理。

在如此政局下，原本就拥有深远影响力的大理段氏总管得以将自己的势力扩大，乃至可以左右整个云南行省。[15]特别是元后期段氏权力借助红巾军进入云南的契机，与镇守中庆路的元帝国代表梁王形成分立之势。《滇载记》云： “未几明玉珍复侵善阐，梁王遣叔铁木的罕借兵大理”，段宝不许，而且“贻书丑低之”。[16]实际上反映了段氏势力有所增长，足以和中央政府的统治相抗衡。

三、结语

元朝国势之兴盛与衰微，是元中央政权和大理段氏关系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对爨僰军控制力松弛的决定因素。从中央王朝来看，元初忽必烈征大理，大理段氏投降归顺。但此时期云南地区尚未完全平定，中央政府需借段氏之势力完成统一和稳定局势，爨僰军在段氏统率充当前锋，引导蒙古军队继续平定尚未归附的地区。[17]随着蒙元政局稳定，国力强盛，中央政权强固的大前提下，大理段氏一切听从元中央政权的指令，爨僰军之统率权由中央所掌，中央政府对大理地区的统治更为直接、深入。元蒙从忽必烈征大理起，直到天历兵变之前，能在云南保持一个较为安定的局面，根本的前提是元政府拥有强大的兵力作后盾。元中后期，元帝国日趋衰落，兵力已不足以镇慑各地方势力，无力有效控制云南地区和限制段氏的权力，段氏乘机坐大一方，与行省分庭抗礼。再看元代的段氏，直接承袭南诏大理国的段氏血统，在大理地区有稳固的统治根基，所以段氏持续对大理地区具有主导影响，甚至对整个元朝云南行省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注 释】

[1] 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35.117.

[2] 张锡禄.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279.

[3] 邓承礼.南诏大理国军事述略，林超民，杨政业，赵寅松主编.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6.115.

[4][6] （明）宋濂.元史》卷九十八《兵志一》，2508. 2305.

[5]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8.327.

[7]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73.

[8] （雍正）《云南通志》卷十六《师旅考》.载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集·云南.凤凰出版社，2009.279.

[9][14] 林旅芝.南诏大理国史[M].大同：大同商务有限公司，1984.378.399.

[10] 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128.

[11] 周芳.元代云南政区设置及相关行政管理研究，148.

[12] 方铁.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策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回族研究，2004.02.

[13]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题萧从道平云南诗卷后[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12年蜀本影印：905.

[15] 戴辉.大理地区元代帝国构建中地方社会的作用.

[16] （明）杨慎：《滇载记》，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762.

[17] 段玉明.大理国史，79.

【作者简介】

肖丽琴，北京师范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