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晨

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

□ 南 晨

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十年，也是清朝的最后十年，堪称“暗杀时代”。但总体说来，在暗杀这种事上，革命党人才是真正的主角。百年前的那一批中国的“恐怖分子”，几乎囊括了20世纪中国的所有名人：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陈炯明……在他们的策划和实施下，“暗杀”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因为暗杀，清朝加快了倒台的步伐；因为暗杀，它在民国开创后得到了延续，成为解决政敌的手段；因为暗杀，我们再看百年前那场革命时，对革命党人有了新的认识。

1913年，肩负着宪政使命的同盟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两日后身亡。这不禁让人又想起辛亥革命爆发前那个令人振奋又惊悚战栗的暗杀时代。暗杀作为辛亥革命的手段之一，是很值得人玩味的。首先，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暴力暗杀是恐怖行为，是草莽武夫之作为，而辛亥年间的赴死义士，基本是文人学士；其次，中国人素来以为南方人秀弱，不如北方人威武慷慨，而辛亥年间的暗杀烈士，70%以上都属于南方人士；再次，一般的看法，以为采用极端暴力的，多为底层贫民，是暴民革命，而辛亥年间的烈士，绝大多数出身富家，并且多数为海外留学归来的精英。

他们的恐怖暗杀，虽表面针对的是清朝独裁者的肉体，但实际指向的却是专制政体；暗杀的目的不在于个人复仇，他们与暗杀对象之间并无个人恩怨，甚至素不相识，他们的目的是追求共和宪政与人权理念。也正因此，辛亥年间的暗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也不是一般人的作为，暗杀者的主角不是暴民而是追求民主、人权、宪政的革命党。

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的革命志士

革命党为何热衷暗杀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鼓吹暗杀之风非常强烈。最早约在1902年冬，留日学生、湖南人杨毓麟在《新湖南》撰文，声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3年拒俄运动后，革命运动正式进入了新阶段，各种革命团体纷纷成立，所创办革命刊物的基调明显激进起来，而暗杀活动也有了新的变化。1903年5月，留日学生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中，一部分激进分子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暗杀团，通称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参加者有黄兴、陈天华、龚宝铨、杨毓麟等人，会则规定“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1904年10月，龚宝铨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组织暗杀团，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支部，即上海暗杀团，也是光复会的前身。

同时，这一时期的《苏报》、《江苏》、《浙江潮》、《民报》、《中国白话报》等革命报刊，也大肆提倡及鼓吹暗杀。其中《民报》在舆论宣传上尤为出力，它自1905年创刊后短短几年之中，有关暗杀方面的图片、文章、译件就达45处之多，占全部图文的20%。“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等几乎成了当时青年志士们的口头禅。

首开暗杀先河的是1900年史坚如刺杀两广总督德寿。史坚如是广州人，青年时期经常批评时政，对当局政行尤为不满，也曾经变卖家产资助革命。1900年，孙中山派郑士良前往惠州，联络会党发动起义，并派史坚如至广州策动响应。由于广州起义时机尚未成熟，策应郑士良并不现实，因而他谋划刺杀两广总督德寿，以牵制广州军队，缓解惠州义军压力。德寿原为广东巡抚，升任总督后仍住在巡抚衙门。巡抚衙门后面有一条巷子，巷子的南边是衙门的最后一进，也就是德寿的卧室所在，北边则是百姓聚居之所。

史坚如在巷子北边租下一间房子，从这房子下面掘了一条地道，直至距德寿的卧室仅十余丈，而后埋炸药两百磅。由于对爆炸技术并不谙熟，炸药并未完全爆炸，威力大打折扣，仅炸毁围墙十数丈，德寿本人被炸得从床上摔出数尺，并未受伤。爆炸发生后史坚如还雇轿亲自去现场察看，在找出暗杀失败的原因后不顾劝阻坚持进城，计划再行暗杀。他一进城便被侦探认出继而被捕，但始终没有供出同党姓名，备受刑杖后惨遭杀害，年仅22岁。

史坚如

吴 樾

彭家珍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职业革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

1903年到1905年，是暗杀活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南方发生了著名的“甲辰三暗杀”事件(即黄兴指使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湖南人易本羲行刺满族大臣铁良，湖北人王汉刺杀铁良)，而北方发生了吴樾刺杀考察宪政五大臣事件。“甲辰三暗杀”事件中万福华不谙枪械错失良机，易本羲因消息走漏而中止，王汉因平时缺乏射击训练，致连发不中，为逃避追捕仓促投井。王汉死时年22岁，结婚仅月余。

“三暗杀”事件并未成功，但对吴樾震动很大，他决议暗杀铁良，既鼓动国民，也是完成王汉未竟之志。于是吴樾着手准备，在众多暗杀手段中最后选择了炸弹，并求教于在这方面颇有造诣、也热衷于暗杀的革命党人杨毓麟，自行研制了撞针式炸弹。准备就绪后，吴樾按计划刺杀铁良，进京后发现铁良警卫森严，一时无法下手。

在京挨过数月之后，也即1905年6月，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绍英五人出国考察宪政。吴樾认为五人考察归来帮助清廷施行的必是伪宪政，借以迷惑民众，真正目的仍是维护清朝的统治，于是他转而刺杀这五人。五大臣在北京车站上车后，吴樾借机混入车站并冲入专车前段的夹道中，不想此时车身与火车头刚好撞接发生震动，其藏在怀中的撞针式炸弹受此震荡，当即爆炸，吴樾当场身亡，年仅26岁。载泽、绍英受轻伤，伍廷芳两耳被震伤，端方亲属被炸死。

准备刺杀“五大臣”之前，吴樾在《民报》增刊发表《暗杀时代》一文，“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欲言革命者，不得不前以暗杀，后以复仇(革命)”。

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其几位最重要人物也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

孙中山在此阶段至少部分认同暗杀。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史坚如是辛亥革命前第一个使用炸弹的刺客，可惜他因技术不过硬未中目标，只将附近楼房炸塌8间，压死6人，伤5人。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则记载，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回国至南京，谋炸两江总督端方(1906年，端方改任两江总督)。冯自由又记载，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克强(黄兴)，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铁 良

良 弼

黄兴是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二号人物，他对暗杀更加热心，可说是身体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学时，黄兴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1911年广州起义前，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他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给冯自由写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人拦住，他真可能去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也力倡暗杀。汪精卫本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曾说：“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二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但因革命党数次起事失败，同志惨遭屠戮，汪精卫开始转为激进，成为一个有志“流血以溉同种”的暗杀主义者。他决心进京刺杀摄政王，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都曾劝阻。1910年胡汉民写信给汪精卫，认为“暗杀之事不可行”，汪却说：“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热血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同年3月，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密谋用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汪被捕，并在监狱里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由于同盟会主要领导者均支持暗杀，相应的机构也就层出不穷。比较重要的有：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暗杀团，同盟会组织的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暗杀部)，推方君瑛为部长，主要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和曾醒等人。此时，黄兴还在横滨设立一个秘密制造炸药的机关，聘请俄国人为教授，以擅长化学的喻培伦为主，进行研制。方君瑛与当时著名的女革命党人秋瑾、陈撷英、林宗素、唐群英、蔡蕙、吴木兰等皆加入学习；1910年在香港成立的支那暗杀团，成员有谋炸李准而受伤被捕的刘思复等；1911年在广州成立的成记洋货店暗杀团，由支那暗杀团梁绮神协助开设，并于10月炸死前来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京津同盟会的暗杀机构，主要领导是汪精卫，包括先后策划谋刺袁世凯的北京暗杀团，谋刺张怀芝的天津暗杀团等。彭家珍其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终于单身刺杀良弼，成为辛亥革命中的最后刺客。

从1900年史坚如炸两广总督德寿未遂，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同盟会员的暗杀事件(或谋划)不下几十起。大约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为配合武装起义而行刺清朝大臣。如1906年杨卓霖谋刺两江总督端方，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同年蒋翊武谋刺鄂督瑞澂等，都是以个人的孤注一掷为集体起义开路，多半带着“擒贼先擒王”的味道。

二是武装起义失败后，暗杀“罪魁”以泄愤。如1908年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范传甲留在城里要孤身与清军协领余大鸿拼命；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也是因为多次起义失败，要用一己肉身搏杀满族摄政王；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林冠慈等炸伤广州提督李准，而李沛基又炸死了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

三是与具体起义无关，因政见采取极端的宣泄方式。如1910年陈与燊谋刺在他眼里“欲借外债而图私利”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同年邝佐治在旧金山持枪谋刺在美国考察军政的海军大臣载洵。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手枪、炸弹喊出最响亮的口号，以唤起麻木民众，砥砺同志士气。

还有就是考量大局而必须除掉的障碍物，如1912年三烈士刺袁世凯未遂，以及稍后彭家珍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1877—1912)。他们希望通过除掉“元凶巨恶”而使自己理想中的革命成功。

同盟会的暗杀行为非常复杂，其思想根源却大致可归结于两方面。一是西方尤其是俄国传来的虚无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二者常被混淆，但绝非一物)，一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两者之结合，则是充满血性的个人英雄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最残酷政权的愤怒，进而促成对后者的完全颠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武装起义屡屡受挫，致使革命党人在绝望中选择了极端形式的报复或者与满族大臣同归于尽。

2.1 两组孕妇入院时及产后1个月的HAD 评分比较 两组孕妇入院时焦虑和抑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产后1个月观察组孕妇焦虑和抑郁评分显著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心理干预对孕妇的焦虑和抑郁有改善作用。见表1。

蔡元培

陈独秀

革命党中的文人杀手

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和海外有数十个暗杀团体，最有名的当属1903年由黄兴、杨毓麟等人成立于日本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随后设总部于上海。值得一提的是，其主要成员还包括后来在教育和学术上有大成就的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人。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后为名义上的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但同样是蔡元培，却少有人知道这位“学界泰斗”曾在辛亥革命前后组织过秘密暗杀团。

蔡元培17岁考取秀才，1890年中进士，1894年授翰林院编修。留心新学，同情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杀害了他所崇拜的谭嗣同，令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断然离开翰林院南下，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让蔡元培萌生反清思想。1902年他与章太炎等创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亲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提倡民权，宣传反清革命。后与另一浙江人陶成章(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等组织光复会，任会长。

蔡元培痛恨清廷的腐败，迫切期望革命党人的反清早日成功。1903年6月29日，“苏报案”(上海《苏报》连续发表鼓吹革命的文章，大骂光绪皇帝和清政府，为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等逮捕)爆发，蔡元培之前得到风声避走青岛，章太炎被捕，邹容自首，吴稚晖脱逃。“苏报案”的爆发促使蔡元培从以教育、新闻开启民智为主的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转型为主张暗杀的激进革命家。

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他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蔡元培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光复会，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在急于求成和对腐败清廷的愤怒情绪推动下，不少留日学生都乐意接受这种反清的革命方式。蔡元培承担了上海暗杀团的组织接待工作，其他成员从日本陆续来上海，均由他接待。

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其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而同盟会对于光复会从事暗杀的活动，不仅给予人才和器械的支持，对具体的暗杀策划也给予指导。据蔡元培自写年谱可知，新会员加盟，要写一纸“黄帝神位”的横幅，供在上方，杀鸡取血，滴于酒中，跪而宣誓，并饮鸡血酒。另据俞子夷《回忆蔡元培和草创的光复会》，起草的光复会章程类似间谍传递情报的方法：“用氯化钴液誊在六行二十格的老式文格上。章程在行间，格内另有墨笔抄写一篇古文。氯化钴写时带红色，烘干即无色，喷水受潮，又现淡红色。”暗杀成员之间通讯多用暗语，成员各有代号。光复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扩大组织，为武装革命做准备。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根据这些想法，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钟宪畅、俞子夷两位化学教员吸收入团。俞子夷说：“我配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

而据另一重身份为老资格的刺客预备队员陈独秀回忆，他也参加了上海暗杀团，在上海学习暗杀手段一个多月，几乎天天与蔡元培在实验室里学习制造炸药，俩人常常聚谈，相处亲密、融洽。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忆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杨毓麟)、何海樵、章行严(章士钊)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实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实验室练习、聚谈。”

其实，陈独秀与革命党人吴樾为安徽同乡好友，他们为争相刺杀清朝考察宪政五大臣，还曾动手，甚至扭作一团，满地打滚。打累了，吴樾问：拿性命同满人相拼与艰难缔造共和，哪个更容易些?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对陈独秀说：那好，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决定暗杀行动由吴樾实施。

宋教仁遇害后正装遗照

暗杀计划离不开北方暗杀团创始人杨毓麟的支持。杨毓麟的另一个身份是五大臣宪政考察团的翻译随员。他要随五大臣同行，所以了解考察团乘车的行动细节，这样就能为吴樾的行动提供指引。为吴樾提供炸弹的杨毓麟，是蔡元培暗杀团的成员，因恨制造炸弹技艺不精，而留学英国，研究物理学。他想在武器制造方面有所突破，彻夜补习，因脑力不济而患有剧烈的头痛症，有心回国杀一二满人，以求死刑，未果。后闻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致痛心不能自持，最终于1911年8月在利物浦大西洋海湾蹈海而死，两个月后武昌起义成功。

需要补充的是，革命党人鉴于炸弹的威力，更多的是倾向于混在人群中等待时机投掷炸弹。因此，同盟会和其他反清革命组织往往从海外偷运炸弹到国内。比如后来成为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后领得第一份重任回国，他与随行的赵戴文怀揣的除了学校文凭，还各自携带了一枚炸弹。但是从国外偷运毕竟不是容易的，所以大部分还是自己研制，当然技术就不能保障了。所以才出现了黄兴在长沙明德中学操场边的小屋里试制炸弹引来官府；吴樾藏在怀中的撞针式炸弹受此震荡而爆炸，刺杀“五大臣”失败；革命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导致武昌起义提前，等等。

与暗杀有关的另一位文人就是浙江人鲁迅。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曾加入光复会的反清革命活动。光复会热衷于搞暗杀，浙江同乡秋瑾、徐锡麟皆是其中豪杰。鲁迅也曾接受这样的任务，在准备动身时，他向指派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但是这是那些革命者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他们怀疑鲁迅是因为胆怯而找借口，遂把他的任务取消了。

吴樾失败后的1907年，正是在安庆，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击得手，举国轰动。

汤化龙

陶成章

暗杀后遗症：死于非命的国民政要

不可否认，革命党人采取的极端主义暗杀推动了清末的改良(立宪)进程，也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正是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革命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特别是徐锡麟成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满族大臣都如惊弓之鸟，谈虎色变，时时有戒心。据陶成章《浙案纪略》，“徐锡麟事起，铁良、端方惧。铁良遣安徽人程家柽来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铁良甚至还愿意出巨资购买革命党报纸《民报》正准备刊发的一篇文章《勉励革命党人完成徐氏未尽之志》——所谓“徐氏未尽之志”，在铁良的角度理解，就是徐锡麟未完成的暗杀。因为徐锡麟在被捕后写的供词中说：“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端方在给铁良的电报中也曾忧心忡忡地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此时北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草木皆兵”；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

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朝廷产生了一种革命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尤其以两江总督端方为甚。一次，江宁布政使陈伯陶有事求见端方，正赶上天气燥热，陈伯陶俯身从靴囊取折扇，端方虎跃而起，大叫：“你要做什么?”陈抽出扇子，愕然道：“取扇子乘凉而已，帅座何故惶恐如此?”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曾被四批革命党人试图暗杀，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并率先向革命党投降，这不能不归功于暗杀的震慑之功。

1912年1月26日，同盟会员彭家珍完成了民国鼎革之际的重要一击——刺杀清末“宗社党”之胆良弼。数日后，清帝退位。孙中山称赞彭家珍：“我老彭收功弹丸”。事实上，“老彭”不止“收功”，也是“收官”。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所主持的一个暗杀时代宣告结束，而彭家珍也成了同盟会历史上的最后刺客。

但暗杀毕竟不是实现民主共和的主流手段，单靠恐怖暗杀也不能使帝制崩溃，共和建立。而且，在民国初年，暗杀手段也并非是革命党对付满族亲贵的专利。宋教仁、廖仲恺、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的遭暗杀，也充分表明，暴力暗杀的“正义限度”是很脆弱和很容易被超越的。

民国成立后，暗杀虽然已被大多数革命党人所摈弃，但是由于内部派别的分立和利益之争，暗杀的恶习和遗风依旧充斥，直至蒋介石时代。不同的是，针对的对象不是满人，而是政敌。革命党人也因此尝到了这种极端革命方式带来的苦果。

第一个尝到暗杀苦果的革命党人就是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民国元年）凌晨，陶成章(陈其美揽权起杀机，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被受陈其美指使的蒋介石、王竹卿(帮凶、光复会叛徒)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之后，蒋介石奔赴日本。在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本是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没什么建树的革命小卒，因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使得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极端主义的第二个受害者就是主持缔造民主宪政的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上，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廖仲恺、于右任、吴乃文、冯玉山、陈玉生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谋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定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是应夔丞、吴乃文、王金发、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1932年，张宗昌本人也被暗杀于济南火车站。

1915年，年仅31岁的名记者黄远庸被革命党人狙杀于美国旧金山都坂街上海楼菜馆。

1918年2月，海军总长程璧光在广州长堤码头被两名枪手射杀。这是又一宗政治暗杀谜案，到底是谁杀了程璧光?资料显示由大元帅府(孙中山)主使，暗杀行动由孙中山得力干将朱执信主持。1917年12月，朱执信还秘密布置了对驻粤滇军师长、大元帅府卫戍司令方声涛(同盟会旧人，关键时刻没有支持孙中山)的暗杀，只是没有致命。

1918年9月，一度做过民国众议院院长、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的汤化龙被革命党人王昌刺杀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唐人街途中，年仅45岁。凶手无路可逃，饮弹自尽。不过，在国民党美洲支部的革命党人看来，包括刺杀黄远庸在内，“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1921年，王昌的遗体用玻璃棺运回国内，以党礼厚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号称国民党党葬第一人。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设于惠州会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被暴徒刺杀，经调查后确认，暗杀是国民党右派所为，而胡汉民被认为有重大嫌疑。

南北统一后，蒋介石政府隶属的特务组织继续沿用了暗杀这种恶习。对共产党、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日伪政要等等都采取过极端的手段，数不胜数，不过已渐渐为世人所不齿了。

从1900年史坚如首开革命党人暗杀之风至辛亥革命胜利，其间有史可查的暗杀不下20次。这些刺客多为知识分子，有的甚至连武器都不会使用，但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毅然挺身而出，以身涉险，抱着必死的决心挑战和对抗腐朽的清廷，不惜用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热血去换取民族的出路。站在历史的今天，不论他们采取的方式有何值得商榷之处，都值得后人尊崇与敬仰。但是民国开创后的极端行为，则与文明社会的发展渐行渐远，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摘自《文史博览》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