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修铁

吴三桂亲统大军投降李自成。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初，军至永平（河北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四月四日，抵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吴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被捕。吴三桂没有在意，说：“此胁我降耳，何患！”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与此同时，吴三桂派往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他父亲正在被拷打追赃。

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农民军在北京提拿大批勋戚文武大臣，拷掠追银，吴襄也在其中，“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还有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秘密出京，“将京中一应大事”，向吴三桂“一一诉禀”。并说：“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三桂听了这些情况，“不胜发竖”，尤其是陈圆圆被掠，对他刺激更大，深感奇耻大辱，好像挖了他的心头肉，不由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他不假思索，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挥师返山海关，一改“秋毫无犯”的保证，一路“纵掠”，直奔山海关而来……正是：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襄被捕，圆圆被掠，这都是事实。此事还须从头说起。

李自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就采取一项重大行动，即对京中各级官吏实行追赃派饷，予以无情地打击。从三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五、二十六日，农民军“遍街提士大夫”，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追赃助饷，是从翰林官开始的。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发现一翰林家藏巨金，便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其后，明官吏“被刑拷”，追赃银，向农民军助饷，即由此而起。二十七日，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起用的，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自刘宗敏寓所以下，各处兵营、勋戚名官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

刘宗敏捕捉和拷打吴襄，除了追赃，还勒令交出陈圆圆。

陈圆圆之美，京中尽人皆知。刘宗敏据田弘遇宅，当然不能放过她，必搜求而后已。田弘遇下江南时，同时以重金买来陈圆圆、杨宛、顾寿等名妓。刘宗敏一入田宅，就把她们挟为己有。杨宛曾对人言：她与圆圆同时被宗敏所执。杨宛不甘心，化装成乞丐，携带田家妇女离京南下。到了南京近郊，遭到强盗污辱，抗拒不从而被杀害。陈圆圆、顾寿也与男优“私约”潜逃。但事行不密败露，刘宗敏大怒。将七名男优提回一并处死，但顾寿已逃，刘宗敏没有抓到，而陈圆圆“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吴梅村《圆圆曲》：“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形象地道出了陈圆圆被劫持的事实。

农民军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过早地追求享乐，腐化了本身的战斗力，他们整天追赃派饷，搜求财物，抢占女人，忙于登基大典的筹备，却不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急待处理。误了时间和机会，招致迅速地覆亡。

农民军严重伤害了吴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他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他年岁正轻，血气方刚，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怎能忍辱再投向李自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追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却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至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而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

吴三桂降而复叛，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而这个恶果又直接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悲惨的结局。

（摘自《两面王吴三桂》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