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西德尼·吕美特热衷于表现犯罪和战争题材，善于在这些故事中表现男人们的智慧或错综复杂的情感，导致了其电影之中推动叙事的主要为男性。也正是吕美特在塑造男性形象上的卓越，亨利·方达、理查德·伯顿等男星才在与吕美特的合作之中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值得为人们铭记的表演。文章从富有智慧与理性思辨的男性形象，压抑、具有心理创伤的男性形象，践踏、漠视法律与规则的男性形象三方面，分析吕美特影片中的男性形象。

[关键词]西德尼·吕美特；电影；男性形象

对于一部电影而言，能否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对于全片的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美国已故导演西德尼·吕美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吕美特本人可以说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电影是以感性而非技术取胜的。在吕美特的电影之中，观众很难看到当代电影中层出不穷的特效、枪战或飞车场面、蒙太奇镜头和华丽的剪辑等，甚至连对电影叙事有巨大辅助作用的配乐也往往被吕美特弃之不用。然而观众还是能从吕美特电影之中感受到激动、气愤、欣慰、紧张等复杂的情绪，这实际上就是吕美特在叙事上高超功力的体现。[1]在完成一个个流畅、扣人心弦的叙事的同时，吕美特也为观众塑造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角色，而由于吕美特热衷于表现犯罪和战争题材，善于在这些故事中表现男人们的智慧或错综复杂的情感，导致了其电影之中起着推动叙事的主要作用的往往为男性，也正是吕美特在塑造男性形象上的卓越，阿尔·帕西诺、亨利·方达、理查德·伯顿等男星才在与吕美特的合作之中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值得为人们铭记的表演。

一、富有智慧与理性思辨的男性形象

吕美特最先登上影坛的作品是《十二怒汉》（12 Angry Men，1957），电影汇集了12位男性在一个燥热、单调的空间之中，彼此只有代号而不提名字。在这样的条件下，吕美特依然将一个极具智慧和思辨力，以一己之力彰显着法制公平、正义的可贵的男主角形象刻画得令人难忘，整部电影也因此而洋溢着发人深省的人文关怀情感。[2]男主人公陪审团的8号成员在讨论男孩涉嫌谋杀生父的案件时，先是表现出了惊人的责任感和勇气，敢于以1比11的劣势为男孩进行辩护，随后以他审慎而严谨的探讨将另外11人的根据一一推翻，如刀子、女性证人的目击以及老人的证词等。即使在11人对他的固执表示不满时，他也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依然不放弃继续为男孩争取一线生机。可以说，8号成员是吕美特初次亮相影坛便塑造出来的光芒四射的男性形象，他也意识到了在剧情片中这样一位男性形象能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又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1974）中，吕美特较为出色地再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波洛在意外中登上了原本满员的豪华列车东方快车，被卷入了一次奇异的谋杀案中，并且谋杀就发生在他的包厢。在大雪阻挡了列车前进之时，一场关于密室犯罪的推理便在波洛精细的思索中展开。吕美特还原了原著之中波洛的外形特色，如外表看起来貌不惊人甚至有点滑稽，因为来自比利时而说话时带有浓重的口音，但是语速极快，因为其能够进行快速的思考等。在调查案件时，波洛先是细致地询问了12个人有关案件的种种细节，并结合自己当时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发现了关键的线索（烧掉的写有遇害小女孩黛西名字的纸片），最后将所有人集中到餐车，当着12个凶手的面揭穿他们看似天衣无缝的谎话，并一一指出他们的真实身份。波洛的形象至此已经呼之欲出：记忆力、逻辑推理能力以及情商惊人，但是电影的高潮在于波洛最后选择默许了这一次谋杀。就波洛的理性思考来说，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决定。与《十二怒汉》相比较便不难发现，《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审判是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进入陪审团的只能是与案件无关的人，而不应该是12个一心复仇的“怒汉”，然而波洛首先对死者也不无憎恨，其次他根据头脑风暴提出的推断也未必能成为法庭上有效的证言，第三则是当时的情况下波洛无法以寡敌众。波洛无疑是一个智商过人且能审时度势的智者形象。

以分析案情的方式来凸显男主人公的智慧是吕美特热衷采用的方式，与之类似的还有如《伦敦间谍战》（The Deadly Affair，1966）之中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来探寻外交部高官费农死亡真相，揭开一个惊天秘密的调查员查尔斯等。

二、压抑、具有心理创伤的男性形象

对于绝大多数的观众来说，他们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遭遇压力和焦虑，但是极少有人拥有缠绵一生的心灵剧痛。而吕美特却能够为观众入木三分地揭示出这一类人的心理创伤成因和他们的生存处境，让并不为麻木、痛苦所困扰的观众也能够理解剧中人。[3]

以《典当商》（The Pawnbroker，1964）为例，这是20世纪60年代较早出现的讨论二战后“集中营后遗症”的影片。主人公索利是一个从德国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幸存者，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他在纽约哈莱姆生活，尽管他已经成为一个当铺的老板，过上了看似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曾经的集中营回忆却依然对他造成深重的困扰。吕美特在电影之中有意运用了大量精彩的闪回，并且闪回镜头的速度极快，甚至快到了需要进行逐帧播放才有可能捕捉到具体画面的程度。如当索利的家人贝丝在早上兴致盎然地跟他讨论他们劫后余生25周年纪念日，想让整个家族一起去欧洲旅游的时候，索利却一脸麻木地躺在躺椅之上，脑中出现的是战前自己家庭女性的形象，但这画面一闪即过，索利本人的脸上也毫无表情，继续不动声色地应付温柔的贝丝；又如索利面对着已故好友的妻子——后来自己的妻子特西时，脑海中多次出现特西的丈夫鲁本趴在集中营的铁丝网上，满身鲜血惨死的画面等。吕美特使用这种手法并非想让观众看清索利想起了什么，而是希望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索利内心的痛苦。对于一般人来说，意念的出现和消失都是在刹那之间的事，其速度远远快于人们主观的逻辑思维和语言，但是意念又是不由人控制的。对于索利来说，二战和集中营经历带给他的就是挥之不去的痛苦的回忆，尽管年深日久却顽固地停留在他的意识之中，而他作为一个当铺当家人和家庭的主心骨，又已经习惯了在应付他人时不流露任何情绪。

即使已经生活在和平年代，但索利却没有能从往日的回忆中解脱。他的当铺老板身份也暗示了这一点。这份维持他生存的工作却把他禁锢在一个狭小、阴暗的空间之中，当铺的铁条栅栏也与监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里比喻的是索利的身体离开了集中营的阴影，但是他实际上一生都没有脱离集中营。而吕美特并没有将索利当成一个绝对正面的、软弱的角色来塑造，恐惧对他终生的如影随形可谓是残酷的，但是他又在恐惧之中以不断追逐、攫取金钱的方式来安慰自己，整个人变得愈发冷酷、无情和自私，如他灌输给年轻人耶稣“金钱就是一切”的理念，耶稣正是在信奉这一理念之后才决定打劫当铺，最后饮弹自杀。而索利不为所动，耶稣对他敬为师长但他却将耶稣视作渣滓。在这一方面，他自己也如纳粹一样沾染了罪恶，并且在进行着罪恶的传递，而由无数个索利这样的人组成的现代都市生活，也就沦为一辆不停歇地开往集中营的列车。整部电影之中，吕美特并没有直接描写纳粹集中营的恐怖生活，但是这种间接的表现反而更加有力，对于电影的叙事手段来说也更加新鲜。吕美特的与《典当商》类似的这种塑造拥有痛苦回忆，为“心魔”所困的男性的电影还有《突击者》（The Offence，1972）、《恋马狂》（Equus，1972）等。

三、践踏、漠视法律与规则的男性形象

如前所述，吕美特喜好拍摄犯罪题材的电影，这显然也就造成了其作品中有诸多违背了法制或规则的男性形象。违法犯罪是人恶行的极端状态，一件罪恶的前因后果带有天然的戏剧性，并且有着向人物心理层面进行深度挖掘的价值。

吕美特电影之中有着较为纯粹的、并无意引导观众同情的恶人形象。以《东方快车谋杀案》为例，电影中的被害人雷切特无疑是最先践踏法律的人，早年他曾经伙同其他绑架集团的成员一起绑架了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女儿黛西并残忍地撕票，直接导致了阿姆斯特朗夫妇的自杀，然而他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毫无疑问，雷切特是罪行累累的，他最后的结局也正如12位旅客组成的“陪审团”所认为是罪有应得的。电影之中的雷切特无论是表情抑或眼神都带着明显的邪恶和阴骘感，这也是波洛一开始拒绝保护他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吕美特对于那些犯法之人并非全部将其塑造为反面的、供观众批判的形象。从《十二怒汉》和《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就不难发现，吕美特始终关心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非冰冷的法条，人心人情是远远要比法律复杂得多的东西，而这正是吕美特要剖析的对象。《东方快车谋杀案》之中用私刑处死雷切特的12个人中，安德烈尼伯爵、阿巴斯诺特上校、司机福斯卡雷利等也全部为践踏了法律的男性，但是他们的言谈举止等却与雷切特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对法律的漠视来源于法律首先漠视了黛西一家的生命（如上校就曾倾向于通过法律来制裁罪犯，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私刑），故而他们愿意精巧地布置一个复仇仪式，让整列东方快车车厢成为法律未能惩治之人的末日地狱。

吕美特对于这一类边缘人物的复杂态度从他在82岁高龄时所拍摄的《判我有罪》（Find Me Guilty，2006）之中可见一斑。影片根据真实的美国司法史上的重要事件改编而成，主人公的原型就是20世纪80年代臭名昭著但颇有传奇色彩的黑帮头目杰基·迪诺西奥，而电影中的情节甚至台词也几乎全部来自于当时的庭审记录。[4]主人公身为美国黑手党之中的新泽西头目，在面临有可能遭遇长达30年监禁时拒绝担任污点证人出卖伙伴，也拒绝聘任律师，而宁愿以一己之力来挑战整个法庭，为自己以及家庭成员辩护。在电影中，恶棍出身的迪诺西奥无疑是践踏法律了的，但是吕美特本人偷换了道德视角，从观众的角度看来，检方为了将黑帮一网打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反倒是主人公显得有情有义，坚守着西西里男人保护家庭的传统道德，他的忠诚、幽默等特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打动了陪审团。这让人不由得联系起30年前吕美特同样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1975）。在电影中，主人公桑尼成为一个倒霉的银行抢劫犯，将一次犯罪变成了长达12个小时的拉锯闹剧。桑尼和同伙塞勒先是在没有计划好的前提下准备抢劫纽约的布鲁克林银行，在发现银行没有足够的现金后又劫持人质，结果长时间的对峙反倒使人质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症状，围观者也开始崇拜桑尼。桑尼作为越战退伍士兵，回国后又没有找到工作，且一直受到家人不公正的对待的经历让他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电影中还特意表现了桑尼给自己的妻子、母亲以及自己想做变性手术的男友里昂等人留下的情真意切的遗嘱，更是让人为桑尼的善良唏嘘不已。

时代在不断进步，电影早已告别了西德尼·吕美特大放异彩的黑白片时代，但是电影艺术之中的核心部分是不会过时的，对于故事片来说，塑造出个性鲜明、能够唤起观众内心情感的人物永远是必要的。这也是为何一些经典的电影在问世多年之后观众已经遗忘了具体的情节，却依然有可能对个别人物印象深刻的原因。吕美特在其电影生涯之中为观众贡献了多个有血有肉的男性形象，吕美特不仅借助着这些人物来梳理公义、人性、制度等颇为宏大而沉重的概念，将他本人对人的到位理解与深度关切传递给观众，同时也显示出了他对于在艺术上如何对人物进行表现有着深入、透彻且系统的了解。

[参考文献]

[1]王铎.落幕 西德尼·吕美特（1924.06.25—2011.04.09）[J].电影世界，2011（05）.

[2]袁庆锋，淮艳梅.论《十二怒汉》的话题控制及语用推理艺术[J].电影文学，2012（03）.

[3]毛美娜.西德尼·吕美特电影对人性的透视[J].电影文学，2015（11）.

[4]姚睿.正义与情感的银幕书写——美国法庭片的叙事与文化价值观[J].当代电影，2015（07）.

[作者简介]关长平（1978— ），男，陕西西安人，硕士，西安航空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