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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之白鹿洞书院聚讲

2016-08-18吴国富

博览群书 2016年5期
关键词:王守仁心学朱熹

吴国富

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阳明先生王守仁,一生与江西关系密切。他的心学理论,亦从江西开始大力传播,其中在白鹿洞书院举行的一次聚讲,是他传播心学的一次标志性活动。

南宋之时,朱熹兴复了白鹿洞书院,此后这里一直是程朱理学的“老巢”。王守仁想在江西传播心学,非得攻克这一堡垒不可。正德十三年,王守仁巡抚赣南,特意书写了《大学古本》《中庸古本》全文,派人送到白鹿洞中,欲“求正”于朱熹。其用意是借恢复古本之名,重新解释《大学》《中庸》,以便阐明心学要义。朱熹说《大学》不但讲“诚意”,也讲“格物致知”,而在王守仁看来,两者乃是一件事。一切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何必去“格物”?但在当时环境下,王守仁反对朱熹及其后学的理论,当然要遭受巨大压力,他把《大学古本》《中庸古本》送到白鹿洞,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以南昌为据点,公开发动叛乱,七月初率舟师东下,攻打安庆,欲取南京。时任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的王守仁闻变,立即传檄各府县,举兵勤王,于七月二十日一举攻克南昌。朱宸濠闻讯,回师救援,二十四日与王守仁军相遇于南昌东北的黄家渡,一战而败,再战又败,在最后一战中全军覆没,朱宸濠本人也成了王守仁的俘虏。王守仁一战成名,朝野瞩目。

宁王叛乱平定之后,江西一片混乱。官场几乎扫荡一空,兵马成群,转运不绝,而正德皇帝又派兵万余人来讨伐“宸濠余党”,更弄得江西鸡犬不宁。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应付朝廷,收拾残局,整顿秩序,安定民心,实际上掌控了江西的一切军政事务。就在这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王守仁召集门生,大开讲坛,大力推广心学理论。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六年正月,王守仁在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说明王守仁在平定宁王之乱后,始高举“致良知”的大旗。而一旦揭起“致良知”的大旗,王守仁便重新关注起白鹿洞书院,企求重圆与朱熹“商榷”的梦想。

然而迅速变化的时局,实在出乎意料。王守仁平定叛乱、收拾残局的功勋不但得不到嘉奖,反而招致多如牛毛般的谤议,将他卷入政治旋涡之中。王守仁感觉到心力交瘁,很想就此归乡隐居。此时湖南湘阴人吴嘉聪来担任南昌知府,欲修《南昌府志》,想请王守仁担任主编,又适逢王守仁的弟子蔡宗兖刚刚入主白鹿洞。于是王守仁便想在白鹿洞开馆修志,借机在那里讲学,以了与朱熹“商榷”的夙愿。吴嘉聪不知就里,欣然同意,王守仁便令弟子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马上前往白鹿洞,又催促弟子邹守益从速赶来相聚。《王阳明年谱》云:

五月,集门人于白鹿洞。是月,先生有归志,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适南昌府知府吴嘉聪欲成府志,时蔡宗兖为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开局于洞中,集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同事焉。先生遗书促邹守益曰:“……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

王守仁在《与邹谦之》中说,自己想在白鹿洞开馆修志,但“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召集弟子不光是为了修志,而是别有用意。他又说,考虑到自己“归遁有日”,所以众弟子应当从速赶来,不宜拖延时日。

根据资料推测,蔡宗兖担任洞主,乃是王守仁刻意谋划的一个结果。据毛德琦《白鹿书院志》记载,江西巡按唐龙于正德十五年来到南康府,拜访白鹿洞,看见洞中师生早因宁王之乱而逃散,书籍、田亩无人管理,就奏请朝廷任命原兴化府教授蔡宗兖为南康府教授,专主洞事。“事下部议,从之。明兴未有以白鹿洞主为请者,兹异数也。”任命白鹿洞主从来不需要朝廷审批,所以唐龙奏请朝廷任命蔡宗兖为白鹿洞主,乃是一种特殊情况。而这一情况就与王守仁的介入颇有关系。

蔡宗兖,字希渊,一字希颜,号我斋,山阴进士,王守仁的得意门人,曾任太学助教、南考功郎,后擢四川提学佥事。王守仁于正德二年作《别三子序》,说自己求师而难得,求友亦难得,幸而近年来得徐曰仁于余姚,得蔡希颜、朱守忠于山阴。又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二年王阳明在越,常与学者讲授,但愿意接受其理论的人很少,而同举乡贡的徐爱(曰仁)、蔡宗兖、朱节(守忠)毅然拜其为师,令王守仁倍感欣慰。正德八年,蔡宗兖去参加科举考试,王守仁作《送蔡希颜三首》相送。又《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二年,王守仁听说蔡宗兖等人同举进士,教导蔡宗兖等人要牢树根基,勿为一时功名所动。蔡宗兖中进士之后,说自己“家贫亲老,愿就教职”,于是授任福建兴化府(今莆田市)儒学教授,正德十五年告致仕而去。估计当时蔡宗兖从福建来江西拜见老师王守仁,说自己打算辞官归去;王守仁考虑再三,就想把蔡宗兖安插到白鹿洞书院。在巡按已经到位的情况下,王守仁不便再“姑从权宜,暂行管事”,便向巡按唐龙、江西督学邵锐提出建议,请他们定夺。

唐龙(1477—1546),字虞佐,号渔石,浙江兰溪人,所著有《渔石集》四卷。邵锐(约1480—1534),仁和(今浙江余杭)人,字思抑,号端几,别号半溪,正德十五年起为江西督学佥事。唐龙、邵锐两人都反对心学,一意守旧。《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五年九月以后,王守仁与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等聚集在一起,大讲心学,轰动一时,而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皆守旧学相疑,唐复以彻讲择交相劝”,实际上就是威逼王守仁驱散弟子、停止讲学。在他们的压迫下,“人多畏避”,不但退避三舍,还指指点点,说王门师生是“异端”,只有少数学生坚持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向巡按御史唐龙推荐弟子蔡宗兖担任白鹿洞主,唐龙自然不会轻易答应。但王守仁以白鹿洞书院急需洞主为由推荐蔡宗兖,唐龙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对付王守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托词宁王之乱后,情势复杂,任命官员不敢自专,蔡宗兖是否可以担任白鹿洞主,还是请朝廷裁决为妙。因为从未有朝廷任命白鹿洞主的先例,所以唐龙将这个“皮球”踢到朝廷中,十有八九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结果。为此唐龙正儿八经地写了一道奏疏,于正德十五年八月将此事上奏朝廷。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之后就得到了批准,于是蔡宗兖名正言顺地入主白鹿洞。

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收录了蔡宗兖的《白鹿洞谕士文》,起首云:“近荷宠命,起主白鹿洞事。”文章作于正德十六年五月,可知五月稍前蔡宗兖才到任。王守仁的《与邹谦之》作于正德十六年五月,书中敦促邹守益等人尽快来洞中讲学,说“蔡希渊近已主白鹿,诸同志须仆已到山,却来相讲”,据此亦可知蔡宗兖于正德十六年五月之前到任。

唐龙奏请朝廷任命蔡宗兖为白鹿洞主,本意不过是推诿,没想到朝廷很快就批复同意了,这等于将了唐龙一军,弄得他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不仅如此,对朝廷任命的洞主,唐龙、邵锐还真的不敢怠慢,表面上不得不给予大力支持。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收录了蔡宗兖的《申明洞禁榜》及《巡抚邵锐依提学道所拟禁约》,两者完全相同,一字不改,可见江西官方对蔡宗兖所拟是照批不误。

在王守仁的授意下,蔡宗兖初到白鹿洞,即高举“钦命洞主”“奉官府之命行事”的大旗,他在《申明洞禁榜》前面戴上了一个大帽子,详叙“承奉本府帖文,抄蒙钦差提督学校江西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邵案验,抄蒙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朱批”等反复申报、屡次批复的过程,表明他的“洞禁”条约是通过南康府逐级上报的,得到了江西提学、提刑按察司佥事邵锐的批示,又得到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唐龙的批示,江西布政司的照会。这样一批、二批连三批,就使得蔡宗兖有了牢固的立足根基。其间蔡宗兖遭受到不少阻力,一度要求辞官归去,王守仁出面劝阻,又在《仰南康府劝留教授蔡宗兖》中用“奉檄”二字来压住江西布政司及南康府,迫使他们出面挽留蔡宗兖,要求他们对蔡宗兖稍加礼待。一旦蔡宗兖甩手不干,江西官方难免就有轻视朝廷之罪。在老师的斡旋下,蔡宗兖继续主持白鹿洞,为王守仁在白鹿洞传播心学创造了条件。

一切就绪之后,王守仁于正德十六年五月来到白鹿洞书院。他稳坐盟主高坛,指挥诸弟子互相唱和,大力阐明心学,十分快意。五月的匡山,草木呈现出异样的光彩,而书院中的朱熹塑像则显得黯淡无光。参与这次白鹿聚讲的人物,除了洞主蔡宗兖,还有王守仁在书信中提到的弟子于中、国裳、汝信、惟浚以及邹谦之等人。

于中即夏良胜,《明史》传云:“夏良胜,字于中,南城人。”国裳即舒芬,《明史》传云:“舒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十二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汝信即万潮,《明史》传云:“万潮,字汝信,进贤人。正德六年进士。”惟浚即陈九川,《明史》传云:“陈九川,字惟浚,临川人。正德九年进士。从王守仁游。寻授太常博士。”夏良胜、万潮、舒芬、陈九川都是江西人,在朝志同道合,因劝谏明武宗南巡一同被贬责,合称“江西四谏”,回到江西后,又一同皈依王守仁,成为推动心学在江西传播的中坚力量。

邹谦之即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正德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逾年告归,王守仁在江西时,他长期跟随在王守仁身边。邹守益教人以王守仁的“致良知”为根本,成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著作有《东廓文集》《诗集》《学豚遗集》等。王守仁对邹守益颇为青睐,于白鹿洞聚讲之前,王守仁就写信催促邹守益赶快赴会,邹守益于是奉命如期赶到白鹿洞中。

颇有意思的是,江西巡按唐龙也参加了这次聚讲。他不但反对王守仁在江西传播心学,而且反对蔡宗兖入主书院,又曾作《小学集解序》攻击心学中人“嘐嘐于朱子之言是病,抗颜而攻之,若讼若仇然”(见唐龙《渔石集》)。王守仁将这位反对心学的人物邀来一起聚会,表面看来是添乱,实际上应该是拿他做挡箭牌,以抵挡别人对心学的非议。而唐龙也不甘示弱,想在这次聚讲中与心学派一较高下。

王守仁与诸弟子在白鹿洞讲学、唱和,成为一时盛会。王守仁作《白鹿洞独对亭》云:

五老隔青冥,寻常不易见。

我来骑白鹿,凌空陟飞巘。

长风卷浮云,褰帷始窥面。

一笑仍旧颜,愧我鬓先变。

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

海灯照孤月,静对有余眷。

彭蠡浮一觞,宾主聊酬劝。

悠悠万古心,默契可无辩!

“长风卷浮云,褰帷始窥面”,应该指洞中供奉的朱熹像。“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是说天地如同驿站,一站接一站,而今已传到我王守仁这里,朱老夫子已经过时了!

王守仁的《白鹿洞独对亭》,引起诸弟子纷纷唱和,如舒芬的《过白鹿洞次韵》说:“咫尺濂溪水,源流许谁辩。”邹守益也有《次阳明韵》:“皇皇白鹿规,逸驾竟相劝。”点出这次聚讲的重点是对付朱熹的《白鹿洞规》,说朱子教条出现了偏差,犹如脱缰的野马,现在我们要将它驯服,调整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王守仁师徒对付朱熹《白鹿洞规》的意图,集中体现在蔡宗兖的《洞规说》中(文章见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洞规说》对朱子教条进行重新解释,用以传播阳明心学,与王守仁于正德十年作的《紫阳书院集序》如出一辙。

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说朱子教条的“五教之目”“为学之方”“处事、接物之要”,看起来互不相关,流于“支离琐屑”,学者因之而不得要领,有必要对它进行重新阐释,将一切都归结到“心”字上面:所谓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无非是“求得其心”“求其放心”而已。而蔡宗兖的《洞规说》,也把上述理论又演绎了一番,说“博学之”就是事事用心,“审问之”就是非常专心,“慎思之”就是扪心自问,“明辨之”就是心思缜密,“笃行之”就是事事留心,“君臣有义”就是心生敬畏,“夫妇有别”就是心存庄重,“长幼有序”就是心存礼让,“朋友有信”就是心地诚实;诸如此类,一言以蔽之,讲的都是一个“心”字,于是朱子教条也就成了阳明心学的教条。这些解释不无道理,当然也有明显的曲解痕迹。

作为反对派,巡按唐龙一进白鹿洞,就陷身于无形的硝烟之中。他对王氏师徒充满挑衅意味的诗作甚为不满,作《次阳明韵》云:“坠续尚可寻,流风尤足劝。何如隐峰前,图书嗣讨辩。”说朱熹理论不失为正统,你们这些人何必说三道四?王门师生曲解朱子教条,更令唐龙不满,他在《又次韵》中云:“驻迹望冥冥,永怀中眷眷。鹿去主不归,酒热客自劝。焉得抱尘游,居吁息妄辩。”说王守仁与朱熹“商榷”乃是“妄辩”。然而在王守仁师徒的鼓噪声中,唐龙的力量显得如此微弱,他也只好长叹了。白鹿洞聚讲后的第二年(嘉靖元年),王守仁离开江西,唐龙作有《送阳明先生还朝序》(见《渔石集》卷二),再次劝导王守仁恪守程朱理学,“效法古训”,不要老是想弄点新花样出来。然而对于王守仁来说,这种迂腐的劝告没有任何思想力度,也不起任何作用。

王守仁这次聚讲对白鹿洞书院的影响很大。它确立了心学在书院的牢固地位,此后五十多年间,在书院讲论心学便具有了“合法性”。王守仁离开江西之后,蔡宗兖还在白鹿洞坚守着,在洞里安心待了两年,而后任职于南京国子监。王守仁的弟子邹守益,不忘老师的教诲,在这次聚讲的多年以后又来到白鹿洞,再一次宣讲心学要义,郑廷鹄《白鹿洞志》收录有邹守益的《示洞生四说》。之后如罗洪先、王畿等心学大家,或在白鹿洞书院聚会,或在这里讲学,把这个“朱熹家的菜园”变成了“王阳明家的后花园”。

(作者系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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