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诗言志”作为中国文论一个古老而又具有起源性质的命题，一直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品评。当然，他们对“诗言志”的审美阐释也多种多样，各具特色。从先秦诸子百家经典到两汉经学研究下的经典诗学理论代表《诗大序》，对“诗言志”的审美阐释是从伦理诗教到个人情性的滑动过程，这既是继承，又是超越的过程。

【关键词】诗言志；审美阐释；先秦；《诗大序》；经学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8-0011-02

《尚书·尧典》中仅仅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并没有对什么是“诗”、什么是“志”、“诗”怎样言“志”、“诗”言的是什么“志”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的阐释，换句话说，这个命题在《尚书·尧典》的出现并不是为了阐释“诗”的功能、性质、作用等问题，在此，它重点强调的是“言志”的作用。首先，“诗”在先秦典籍里的出现大都指的是《诗经》这部专著，而在《说文解字》的《言部》中对“诗”解释道：“诗，志也。从‘言，‘寺声。”[1]142此外，从《左传》昭公十六年韩宣子“赋不出郑志”[2]1381这句话也可看出：“郑志”即“郑诗”。所以杨树达先生总结道：“古‘诗‘志二文通用，故许（慎）径以‘志释‘诗。”①其次，“志”在此应主要是指社会集体之志，因为《尚书》是儒家的经典之一，众所周知，儒家主要崇尚的是出世进取的学说，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3]250的宏伟之志，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志”主要是渴望功成名就的社会伦理之志。先秦的其他典籍也有关于“诗言志”的诸多详细描述，如在《庄子·天下篇》一文中明确说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阴阳，《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4]1062在《荀子·儒孝》中也有提及并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5]133当然，《论语》中也有对“志”的大量描述，《公冶长》篇云：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公之，朋友公信之，少者怀之。”[6]59《先进》篇中也有记子路、公西华、冉有各“言其志”。此外，还有许多典籍也有记载，在此不一一赘述。从以上的对“诗言志”的描述来看，除《庄子·天下篇》外，基本上都是主张的儒家对“诗言志”的看法：重点在“言志”，重视其政治教化功能和育人功能。此外，对于“诗”本身的创作和创作者或者对于“诗”的客观存在的问题，他们是不关心的。在他们眼里，“诗”只是一种抒发经世之志，充当教化之用的工具。当然，这些都是从先秦诸子对《诗经》的阐释或者对它的接受角度来谈论的，而至于《诗经》本身是否这样，是需要仔细考察的。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诗”的产生肯定包含了作者自身的个人情感，这种情感是对外界事物所产生情绪的一种内化过程的结果，“诗”就是作者这种情感的外在表现。从先秦对“诗言志”审美阐释来看，主要将对其审美的范围局限在世俗功名和伦理教化的范围内，因为在他们眼里对“志”的定义主要是出世进取的社会集体之志和伦理道德的教化之志。如果说对“诗言志”的阐释是一个从社会功名和伦理道德之志到个人主观自然情志的滑动过程，那么以孔子为主的先秦诸子就将“诗言志”是言受道德理性节制而具有教化功能的社会集体之志，而并非个人主观自然情志的观点发展到了高峰。

《诗大序》是中国文学理论批判史上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后代关于诗歌的创作和欣赏理论的探讨最终可能都要回归到《诗大序》关于诗的经典阐释。它对《诗经》作了最权威的序，其中对于“诗”的性质和功能进行了经典的阐释，也涉及了“诗”与“志”的关系。首先，如果说先秦关于“诗言志”的阐释重点在于“志”的话，那么《诗大序》关于“诗言志”的阐述则重点在于“诗”与“志”的本体关系，以及讨论它们是怎样发生关系的。其次，《诗大序》中的“志”相对于先秦经典里面提及到的“志”的含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对于“诗言志”的审美阐释具有重大意义。

《诗大序》中对于“诗”与“志”的关系描述道：“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7]6这对于“诗言志”命题是一个全新而又有突破性的解释。宇文所安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国文论：音译与评论》一书中，对这句话是这样理解的：“‘诗言志是根据过程或活动下的定义：诗就是其活动或过程。而‘诗者，志之所在也则是一个等式定义：该定义所说的不是一种活动，它再次陈述了诗的本质，该本质得益于诗的本原。在《诗大序》中，诗被解释为一种‘运动，也就是诗的进程的空间化，它与那个得到充分确立的内外范式相符。”[8]41他接着又说：“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事物，一个‘X，它也许是‘志，也许是‘诗，是‘志还是‘诗，取决于它在什么地方。这确实迥异于《尚书》中的那个说法：诗不仅仅是‘志之‘言，它就是‘志。这个在空间运动中的变形模式还有另外一个意味：当‘X从其“志”的状态进入‘诗的状态时，必然暗示着‘志的转移，‘志所包含的张力同时也被消耗了。”[9]41-42宇文所安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句话作了一番非常细致的描述，强调了“诗”与“志”其实是同一个事物在一个活动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诗就是从审美意象的形成到表达的一个过程。“在心为志”就是“胸中之竹”，就是审美意象在心中的生成；“发言为诗”就是“手中之竹”，就是审美意象的表达，就好比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是一个艰难而充满活力的审美意象的创造过程一样，[10]248“在心为志”到“发言为诗”也是一个十分不易的诗歌审美意象的“生成—表达”过程。

再来看看“志”的具体意味。《诗大序》里明确说道：“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1]6，此外，也说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12]7以及“故变风发乎情。”[13]15明显可以感到，相对于先秦典籍，《诗大序》中对“诗言志”的审美阐释所涵“情”的因素明显增多了，所以《诗大序》里的“志”渗透了一种个人主观情志的因素，它第一次将诗人的个人情感与诗人的创作联系在了一起，这在“诗言志”的审美阐释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或者说在人们对“诗言志”的审美接受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引进‘情来谈诗是《毛诗序》的一大贡献，对于诗卸下沉重的政治负担，进入人们的审美领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4]85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主观情志占“志”的内容比例是很小的。从先秦到汉代，儒家思想正式确立了在中国的主导思想地位，由此而来的是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的兴起和发展，所以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即：讨论汉代《诗大序》对“诗言志”的审美阐释，就不得不讨论汉代的诗学理论以及汉代诗学产生的大背景，即经学的兴起。这里所说的“经”，是指由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著书籍的通称。作为儒家编著书籍通称的“经”这一概念的出现，应在战国之后，而“经”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则应该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以后。[15]15顾名思义，“经学”就是指历代知识分子对“经典”的批判阐释。诗学作为古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分明显地受到了经学潮流的巨大影响，只是不同的朝代的诗学所受经学影响的程度各有差异而已。②在汉代经学当中，经过孔子删定的《诗》，已经上升到“经典”的地位，而《毛诗序》是汉代对《诗》研究的重要成果，必然也是汉代经学的内容之一，那么，它对“诗言志”的审美阐释肯定就带有一种很具有官方政治色彩的经学意味，这种经学意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志”限定在“礼”的范围内。在这种大背景下，“志”的主要内容是儒家倡导的政治教化作用，如《诗大序》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6]10在此，“志”虽有“情”，但终究囿于“礼”之中，所以《诗大序》又言：“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17]15其次是“诗”拘泥于对《诗》的研究中。应该看到，这里讨论的诗歌创作的问题，只是将“诗”局限在《诗》的范围内，并没有把这个具体的《诗》上升为具有文体意义的“诗”。在后者的意义上讨论诗歌的创作理论问题，主要体现在西晋陆机的《文赋》关于“诗”体的探讨中。

总的来说，《诗大序》对“诗言志”命题的审美阐释上，在先秦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变化或者发展，对“志”注入了先秦阐释中没有的个人主观之情，虽然占据主导的依然是儒家倡导的“礼”，将“情”局限于“礼”的范围之内，并受到“礼”的“限制”和“规范”，但是这始终代表着一种迹象，即：对“诗言志”的阐释已经开始从社会功名和伦理道德之志到个人主观自然情志滑动，虽然这种趋势还远远没有达到突破“礼教功名”和“政治功用”的程度，从理论上来说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束缚，但是这必将成为对“诗言志”审美阐释的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从“志”到“情”，从“言志”的外形与用途到“言情”的本质与结构，从审美接受阐释到审美创造阐释，这一切无不在昭示着在对“诗言志”的审美阐释已经在从社会功名和伦理道德之志的狭隘阐释过渡到以个人主观自然情志为主的宏大阐释，这种巨大的改变对后世的诗歌审美鉴赏和审美创作必将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注释：

①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一，二十一至二十二页。

②见吴建民先生《汉代经学与诗学》一文。

参考文献：

[1]臧克和，王平.说文解字新订[M].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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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王先谦.荀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11][12][13][16][1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9][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0]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邹其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5]周予同.经学与经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王建清，男，四川宜宾人，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