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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方小说对话性缺失下的女性自我困囿

2016-08-15王庆全辽宁大学文学院沈阳110036

名作欣赏 2016年30期
关键词:方方话语道德

⊙王庆全[辽宁大学文学院,沈阳 110036]

论方方小说对话性缺失下的女性自我困囿

⊙王庆全[辽宁大学文学院,沈阳 110036]

在方方的部分小说作品中,女性形象在家庭物质和精神双重困境的压抑下,往往以言语甚至是身心自戕的方式向既成的男权话语体系发起挑战。然而,这些女性形象在“挑战”过后并未获得自身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力,反而,其带有“挑战”性的实践行为的意义在身心自戕中被自我消解,其自身亦在身心的挣扎和彷徨中逐渐陷入个体生命的本体论困境和社会道德评判体系的困囿之中。这种女性自我困囿现象的背后的主要内在动因之一,就是在方方小说文本叙事话语和社会话语语境中的对话性的深度缺失。

女性 自我困囿 对话性 “唯我型”独白

在方方的一些带有女性意识的小说作品之中,我们不难在其文本和叙事体系的背后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往往在略显偏颇的女性意识的驱动之下,以僭越社会既成的道德评判体系底线为代价,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用多样性的方式向男权话语体系进行冲击和挑战;然而,这些女性形象最终不仅没能获取自身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话语主导权,抑或是仅仅在显性意义上的话语权之争中略胜一筹,却在隐性意义上的实际话语控制权争夺中全然落败,而且其用以挑战男权话语体系的实践行为也在生命体验、话语意义和道德体系等层面上陷入自相矛盾的悖论之中。这种具有很强的消解意义的话语悖论直接将这些女性人物推入自我困囿的身心困境之中。

一、挣扎与彷徨后的本体论困境在方方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类隐含的两性关系叙事模式,即在家庭中代表话语主权的男性形象背弃自身家庭责任和社会道德规范,自身全然陷入不义之中,使得家庭尤其是家庭中的女性形象的生活处境趋于恶化,女性在生活压力之下陷入身心挣扎与犹疑之中,继而以对抗性的姿态向男性话语体系发起挑战。然而,这些女性人物发起的对男权话语的挑战最终并未取得实绩,往往陷入自身生命体验的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

在《万箭穿心》中,李宝莉在婚姻中一直相信丈夫马学武不会背叛自己,而其在家庭生活中也对马学武采取相对“强硬”的相处态度,其夫妻关系呈现出表面上的“女尊男卑”和深层次上的“男尊女卑”的特殊结构关系。当李宝莉发现丈夫马学武出轨之后,她在痛苦万状之中选择了以“计谋”压服马学武的应对方式,而最终却间接地将马学武逼上绝路,直接导致了她与家庭成员关系的恶化,促使李宝莉陷入了其父所预言的“万箭穿心”的谶语式的现实困境之中。从《万箭穿心》中李宝莉的命运走势,我们不难总结出方方笔下女性人物命运及家庭成员关系的发展、演变线索,即平静下暗流涌动的夫妻关系——男主人公背叛——女主人公痛苦与彷徨——女主人公挑战男权话语——挑战失败——陷入困境。这样的女性人物与夫妻关系的发展线索体现出了方方笔下女性人物的生命体验的无奈与沉浮。如果抛开道义层面的思考,单从人物生命体验的层面对这些女性人物的命运发展过程进行探究,我们就会发现在上述的这一命运线索的背后,这些女性人物形象作为生命体验的本体,她们在经历了“西西弗斯”式的抗争之后陷入了“挣扎也无用”的人生本体论的困境。

二、身心自戕后女性话语意义的自我消解在方方的女性意识比较明显的小说作品中,当自身的生活状态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其中的女性人物往往力图以身心自戕的方式与男权话语体系进行博弈,她们试图以此使家庭的男权话语言说者陷入言语、生活和道义上的多重被动中,进而占据家庭话语博弈的相对主动权。然而,这些女性在实施了诸种略带极端性的身心自戕行为之后,她们并未真正获得话语权的自主和生活状态的改善,反而,这些女性为自身话语言说权利和家庭地位所作出的诸般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被近乎荒诞地消解殆尽。

在小说《落日》中,当丁家老太意识到自己一生中含辛茹苦地为家庭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并未换得儿孙的宽容和孝顺,本身亦失掉了在家庭中存在的空间和余地的时候,丁老太选择了自杀这一极端化的方式来进行抗争。丁家老太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全然是为了取得在家庭中的话语和地位,篇中对丁老太真实心理诉求的呈现更是显现出这个女性角色内心深处的令人痛心的、近乎卑微的心理境遇。小说开篇部分对丁老太的心理活动有这样一段描写:丁老太在服毒之后想:“到明天看你还心安不安!一想到明天,祖母似乎感到一些宽慰,不觉生出几分快感。她咧了咧嘴笑了一下。”如果结合这段话的语境进行分析,这段描写几乎触目惊心到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步。丁老太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并未感到恐惧,而是感到一丝快慰,她用生命的代价所要求得到的不是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只是让儿孙们感到良心上的自责与不安。可是,从丁老太服毒后其子丁如虎和孙子成成的表现来看,他们起初确实感到了不安,但是从其后全家人的反应来看,人性之恶被扩大化地、极端化地表现出来,丁老太连这最微茫的诉求亦未能全然达成。如果这种以命为筹的博弈最终连相关男性责任人的良心自责亦未能获得,那么这种博弈的代价是生命所不能承受的,其实际意义也被更深层次地、无情地消弭了。

三、既成道德评判体系下的道德困囿在方

方的笔下,很多女性角色的行为是以反传统、反道德的姿态出现的,她们的言行对已有和现有的道德体系有着很强的解构意味。在《奔跑的火光》中,文堂与英芝调笑并说英芝是“淑女”,而英芝的回应竟然是“觉得把自己同‘淑女’这样的词联系起来,是一件很好笑的事”,“便说:‘去他妈的淑女’”,虽然说当女性在面临生活的困顿和理想的不可实现的生命困境的时候,任何人无权与无力以道德的制高点去评判其言行,但是英芝对“淑女”这一称谓的国骂式的回应彰显的是女性自身道德评判体系的全然瓦解和迷失,这一回应的背后隐现的是文学创作主体在当代道德体系滑坡的语境之下对文本道德指向性的无意识视盲。正如“解构主义者所针对的目标是所谓‘元叙事’或‘原话语’”,创作主体在创作中体现出的道德意识的薄弱和缺失直接消解和颠覆了“天地君师亲”“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英芝一类女性人物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击穿了人类共有的真善美的道德底线。英芝一类女性在以言行冲决了家庭、社会中的既成道德体系之后,她们并未真正获得身心的解放,亦并未获得自己曾经设想的生活,反之,她们逐渐脱离原有的本就琐屑难耐的生活轨道,在生活、情理、法律、道德的多重考量之下日益迷失方向、迷失自我,陷入了自我否定的道德困境之中。

四、方方小说叙事话语背后的对话性缺失与“唯我型”独白式思维对话理论是俄国文论家、哲学家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小说作品的过程总结得出的一个文艺理论。巴赫金认为,小说创作主体、小说中的人物之间并非处于孤立的状态,而是存在着内在或外在的对话性联系。小说话语对话性的基础在于人物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人际之间的彼此独立和相互需要,一个人的意识不足以产生话语(文本),人的思维成品(即话语或文本)必须是在依托别人并在对话中才能产生,这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了的”。然而,在方方小说叙事话语中,不仅人物之间的话语趋向于独白性,而且构成对话性的先决条件——人物之间的平等、独立与需要也相对薄弱。例如:在《万箭穿心》中,如果说李宝莉、马学武、小宝、万小景等人物相对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必须有关联的需要,那么,人物之间的平等地位则是非常薄弱的。李宝莉与马学武之间的夫妻关系其实一直没能实现平等,李宝莉起初一直自恃自身的优越条件和泼辣的个性在家庭生活中占据话语上风,而马学武在成为厂办主任后其个性和在家中的话语地位也悄然改变,而此时李宝莉对他的相对忍让竟然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也就是说,两者的关系在家庭生活的动态变化中一直未能实现平等。由于人物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方方小说中的人物话语对话性的先决条件也就没有了,这就导致了方方小说中话语对话性的匮乏和“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独白性思维的显露。

方方小说对话性思维的缺乏的背后是创作主体“唯我型”独白式思维在文本中的呈现。在巴赫金看来“独白思维主要包括唯我型和唯他人型两大思维倾向”,在方方小说的叙事话语中,以己度人的“唯我型”思维倾向相对明显,这使得文本呈现出一定的话语对抗性。在《万箭穿心》中,李宝莉与茶馆服务员发生口角,好友万小景在劝慰李宝莉的过程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跟她闹什么?她不过一个做粗活的下人,你莫失了身份。”这句话的背后所隐含的不仅是封建等级观念的沉渣泛起,而且还体现出创作主体投射于人物言行中的“唯我型”对白式思维,即人物一切以自我为言说和思考出发点而忽略他人感受的独白性思维。

五、社会话语语境背后的对话性思维的缺失

关于“对话”这一概念,俄罗斯出版的《文学百科辞典:术语与概念》从七个方面进行了解释,这七点解释分别从言语、言语体裁、美学、思维等层面入手解析了“对话”的各个层面的意义,其中后两点分别是:“生活的、哲学的、审美的立场”和“与独白相对立的精神构形原则”,如果从对话一词的反义进行反向思考,方方小说中的对话性缺失也意味着其审美立场和创作思维构形中的独白性思维凸显。在方方小说中,很多文本故事发生的社会话语语境都潜隐着人物对话的缺失和对抗的泛化。不论是《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落日》《纸婚年》这一类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女性意识明显的小说作品,还是《风景》一类并未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略带女性意识的小说作品,其中人物所处的生活环境都有某种共性:即经济上困顿、人际关系的恶化、言语交际的“零和”对抗化、社会道德失范,这种预设的话语语境的共性使得人物之间的正常交流变得非常难于进行。方方小说中社会话语语境的对话性思维的缺失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白思维的显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说,方方小说无疑具备了艺术和生活双重意义上的真实性。然而,即便以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融合了现代主义甚至是后现代主义流派的很多因素,但是如果还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意味,其道德指向性就不应该被模糊,即便是社会大环境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了独尊式的独白性思维的泛滥,文学在表现生活尤其是表现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女性的生活的时候也还是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具有一定建构意义的道德和价值观指向。

对话性的缺失与独白性思维的泛滥使得方方笔下的两性言语沟通显示出极强的对抗性。这种两性于家庭生活中的零和对抗,最终不会为女性在既成的男权话语体系中谋得平等的地位,反而只会使得她们在庸常的家庭生活中陷入更加无法自拔的悲剧性境地,家庭中的每一份子都只会在无休止的爱恨交织中苦苦挣扎。只有两性共同打破“唯我型”的独白式思维定式和两性对抗的话语结构模式,两性话语才有可能真正达到互敬、互谅、互爱的平等、良性的关系状态。

[1]方方.落日[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

[2]方方.纸婚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3]阎嘉主编.文学理论读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凌建侯.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王庆全,辽宁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空间叙事研究[ZJ201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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