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发自北京

“为什么只过了十多年，我们就变得如此疲惫？”出生于1982年的作家张悦然不解。她说的是和她年龄相仿的80后。“一方面，在精神上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另一方面，肉身已经疲惫不堪，有一种中年人的状态。”

以韩寒的《三重门》为标志，80后作家在2000年左右进入市场，2004年大规模进入文坛。

那时，“韩寒、春树等作家作品还会批评一些社会现象。现在，尖锐的青春文学已经找不到了。”而三十来岁、本应富有朝气的80后，“好像失去了好奇心和斗志”。

很多80后作家已经不再写作。张悦然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开设小说鉴赏、创意写作等课。

在张悦然眼中，80后更在意个人的世界，对外界“有一种漠然和不关心”。她的小说一度也如此。

张悦然正在将自己的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改编成电影，还将亲自执导。小说里，主人公璟是位作家，自幼遭到母亲仇视：怀上她之后，母亲产生了美貌逝去的危机感。璟11岁，奶奶、父亲先后死于心脏病，母亲改嫁。她爱上继父，后来被母亲送去寄宿学校。后来继父又车祸身亡。在《人民文学》刊载时，张悦然在小说开篇有句引言：“我常常陷于无爱的恐慌中。”

2016年7月刚出版的《茧》，是张悦然的第四部长篇，主人公还是80后。书中也有灰色，人物也依然疏离、缺爱，但故事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更紧密。她想通过写这本具有“更大的主题”的小说，也更多地了解父辈。

父亲竟然也写过小说

2001年获得“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后，张悦然密集出版了一批作品。

第三部长篇小说《誓鸟》，故事背景是郑和下西洋。“我对那段历史没有个人观点，只觉得很迷人、很浪漫。”写明代历史，张悦然延续了自己一贯的风格。“把我那种抒情、华丽的辞藻推到了顶峰，看起来特别华美，又特别虚幻。”

她也尝试其他题材，但总是写着写着就“虚”了，沉湎于抒情，“感觉特别不对”。她想抛弃这种风格，“用一种更朴素的方式，去写更大的主题”。

小说《茧》就是这种尝试——80后程恭和李佳栖同在一个医科大学家属院长大。程恭的祖父遭人毒手，成了植物人，他的奶奶、父亲无助而暴躁，仇恨几乎是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李佳栖的祖父则隐藏行凶秘密，成为名医、院士。18年后再相遇，虽有家族仇恨，两个年轻人却越走越近。

《茧》的故事是张悦然从父亲那里“偷来”的。

张悦然的祖父母都学医，父亲在医院家属院长大。13岁时，隔壁楼一位相熟的医生叔叔遭到批斗，慢慢失去行动能力，成了植物人。医生在他脑袋里发现了一枚铁钉，长度超过8厘米，凶手一直没找到。

张悦然的父亲是文学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山东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以这件往事为基础，写出第一篇小说《钉子》。小说投给上海的一家文学杂志，没过多久编辑来信，稿子采用，并表示赞赏。一个月后，编辑部再度来信，说小说调子太灰，没法用。再写几篇，结果也是：调子太灰，发表不了。毕业后，他留校任教，结婚，生了女儿张悦然，不再写小说。

张悦然写作后，才知道父亲也写过小说。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她很想把过去的故事写进小说。父辈、祖辈的真实遭遇，也被她编织进了小说。

张悦然小时候，母亲常带她去外公的故居——一套完好的院落，全家人曾一起住在那里。张悦然去时，那里变成了居委会。母亲告诉女儿：“以后再把这些事讲给你听。”

外公早早去世。他做过银行家，性情温和，受过批斗，有时一个人去饭馆，点一份糟熘鱼片，坐下来慢悠悠地吃。“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生活的尊严。”张悦然设想外公的心境。

动手写《茧》时，母亲已经遗忘了很多，没了怨愤，也不再着急讲往事。

祖父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偶尔还能回忆起一点往事。他坚称自己与孙立人将军合过影，虽然找不到照片，但引以为荣。他在齐鲁大学读书，以学生身份入缅作战，负责翻译和医护。在张悦然的印象里，祖父独善其身，专心医学，对政治、做官都兴趣不大。

起初，张悦然不太知道怎么把故事讲完整。直到2011年，多年以后她再次回到父母居住的山东大学家属院。

家属院相对封闭，她记得，老师从前经常告诫，“不要跟社会上的孩子玩”。院里新盖了很多高楼，但“变化非常慢，不像城市的其他部分”。往日的树木、平房、垃圾站，甚至看水果摊的女孩和卖报的男人都还在。她突然意识到，那些是自己的童年痕迹。

童年并非一直如此珍贵。不到20岁，张悦然就迫不及待离开了济南——“一个面目模糊的北方城市”。接近30岁时，她想真实地书写故乡。小说的背景，就设在济南。

“躲进你爸爸的时代”

张悦然决定这样讲述故事：先返回自己的童年，再返回父辈的童年：父辈童年经历“文革”，人生受到影响，继而又影响了下一代。

199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对面，以三株口服液闻名全国的三株集团成立，一天天“日新月异，像一个大帝国”。一些老师无所适从，怀疑起学问的价值。张悦然记得，有些老师瞬间成了商人、餐厅老板，有些人公派出国，再也没回来。张悦然的父亲，则一直留在学校。

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一部分来自张悦然自己的父亲。小时候的张悦然，经常兴致勃勃地画画、剪纸，父亲总是表示不屑，让她顿时觉得“一盆冷水浇下来”。

“那时我对一切充满希望，特别有热情，但身边有个很幻灭的人，对我童年的触动非常大。”张悦然认为，这样的经历使80后缺乏爱的能力，“不会表达感情，或觉得得到的爱不够多”。

刚写小说不久，张悦然就创作过女孩弑父的故事。女孩父亲是画家，长期让她一动不动做模特，态度粗暴。男孩想邀请女孩参加舞会，但直言她的嘴唇太苍白。女孩没口红，想找父亲的红颜料代替，发现父亲根本没有红颜料。她最后杀死父亲，用他的血涂红嘴唇，出门参加舞会。

张悦然经常写到弑父。弑父之外，还有炽烈的恋父。“她们爱的这个父亲，其实不是真实的父亲，而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像一个蜡人的存在。”张悦然形容道。

《茧》里，李佳栖的教授父亲和张悦然的父亲不同，最终离开校园和家庭，去了北京，成为往返于中国和东欧的国际“倒爷”。“倒爷”存在于特定年代。他们一夜暴富，用大麻袋装卢布，航空运输兴起后迅速没落。

“倒爷”的故事，是张悦然跟一位表姑聊出来的。表姑当年去俄罗斯做生意，还记得火车上有很多狗在跑。1990年代，人们喜欢的贵宾犬、贵妇犬，许多是从莫斯科运到北京的。

小说《茧》中，施害者、李佳栖的祖父一直逃避罪责。李佳栖则执著于探寻往事。男友指责她：“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

很多朋友告诉张悦然，自己认同李佳栖的男朋友。他显得更正常，而李佳栖有点“作”。

张悦然更认同李佳栖，“做一些无用功，但清晰地去走一遍父亲的路，了解他们的历史。”

《茧》首发在文学杂志《收获》2016年第二期。有人觉得，她应该用更大篇幅去写李佳栖男友那类人——无视历史，轻巧活在当下：“他们才是真实存在的80后主体。”

但也有90后读者给张悦然微博留言：不会忘记过去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