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姸

从1996年到2016年，作为中国唯一一家长期放映院线外影片的艺术影院，位于文慧园路三号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在这二十年中始终在做一件事：让爱电影的人有电影可看

丁勇至今仍记得他第一次发现“文慧园路三号”的情形。

那是2005年，他刚从沈阳调来北京工作，住在文慧园路东口附近，那儿立着一个古色古香的朱红牌坊，靛青匾额上写着“小西天”。每到周四的晚上，牌坊下都会排起长队，时髦的年轻人高声喧哗，蹦出一长串导演的名字；板着脸的老头拿着一份报纸等另一个老头。甚至，每个周四的晚上，丁勇都会在排队的人群中跟同一位阿姨打上照面。

又是一个周四，丁勇决定探究一下这里到底藏着什么。正想着，几个黄牛围上来问：“要电影票吗？”

花了不到25元，他从黄牛手里换来了两指宽的浅色纸片，上面写着“中国电影资料馆内部学术放映”，没有片名、没有座位号、没有时间。他顺着指点，沿牌坊直走，右拐，再左拐。一个不显眼的街角，出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影厅，门口一块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今晚放映胶片电影《小城之春》。

他回头看了一眼大院门牌，黄铜牌子上有一行黑色小字：文慧园路三号。

秘密基地

“文慧园路三号”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门牌号。

这里的主要职能是保存胶片。在电影资料馆位于北京小西天和百子湾的两个库区，有三万六千部电影的胶片拷贝和数字母版存放在5摄氏度35%湿度的库房里。每部电影一式两份，另一份藏在西安骊山脚下一个地下战备库里，属于能防核武器打击级别的。

资料馆自1958年建成之后，一直都有内部放映的传统，观众也大多是“内部人士”。也对外售票，但知道的人不多，常常被电影专业师生包了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料馆内参片观摩全北京有名，放的都是普通影院里看不到的胶片电影。现任馆长孙向辉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后改名传媒大学）念书，学校在东边，也常和同学结伴跨越20公里来资料馆看片，她回忆道：“那时候，年轻人拿着资料馆的观摩票是可以找到对象的。”据说张艺谋、陈凯歌也常来看片，看完放映拿着道具模仿打斗，观察怎么打才能打出片里放的样子。

1996年，电影资料馆建了一座900座放映厅，取名“艺术影院”。里面有迄今为止仍是全北京最大的35mm常规银幕，9米高21米宽，跟现在的imax差不多。

每周四晚上6点半，“艺术影院”都会连放两场胶片电影，排片随性，中间不暂停、不亮灯，也没有广告宣传，现场售票，25元一张。最早几年没有字幕机，碰上没有中文字幕的外文片，一个资料馆工作人员家属就会友情客串同声传译，荧幕上演员念一句法文，她在下面说一句中文。观众主要是附近大学学生和居民，老影迷花800块左右能买一张年票，检票特别松，工作人员都能认脸，打个招呼就进去了，进厅随便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慧园路三号一直都是北京影迷心中的“秘密基地”，无论墙外的商业影院萧条或是兴旺，它都在那里，每周固定放映别处没有的艺术片。观众不多，但黏性极强，他们传抄排片单，收集资料馆电影票，每周像怀揣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样来到这里，享受一种小众的优越与自娱自乐。

丁勇对此深有体会。

自从发现了文慧园路三号，几乎每个周四晚上，他都泡在那里。资料馆每年都会搞两三次影展，集中放一些系列片，这些片子几乎部部是精品：2005年法国电影展映放了几乎排名前一百之内所有拿得出手的法国片，其中还包括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1895年卢米埃尔的《火车进站》。让·雷诺影展时，丁勇还和让·雷诺撞了个碰头。一次放1963年的意大利影片《豹》，“胶片画质特别好，大屏幕随便截个图，都是一幅油画。”

最舒服的是人少，丁勇记得2005年到2007年，影院上座率好的时候，也就坐满一半到三分之二。放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900人的大厅只有不到50个人。一部黑泽明片子放完深夜12点多，看着稀稀拉拉的影迷在深夜牌坊底下一个个散去，丁勇觉得挺感动。“这些片子如果现在公众号一预告，肯定提前一周就被抢光。”

因为人不多，影院里基本都是熟脸。偶尔有人嗑瓜子大声、手机屏幕亮了，那位每周四都会出现的阿姨就会大声呵斥：“把手机关上！”没人敢反驳。阿姨是银行退休员工，1996年就开始观影的“老资格”，在影院里有口耳相传的权威。她说自己“不管刮风下雨，只要不是进了医院下不来床，就一定会来”。丁勇喜欢坐在她附近，那一块的空气都有点不怒自威。

2007年底，资料馆申请到了一笔资金修缮影院，资料馆决定暂时闭馆进行影厅改建。影迷间开始有小道消息盛传：艺术影院将加入商业影院放院线片。

丁勇看了资料馆闭馆前的最后一场电影——《v字仇杀队》。立体声喇叭里响着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英国议会大厦在荧幕上炸成一朵朵礼花，他心里“多少有点小伤感”。

馆长孙向辉说，的确有人建议她把艺术影院外包，平时放商业院线片，留出时间段放艺术影片。但这个建议最终被否决了，她觉得：“资料馆还是应该只放艺术电影。”

2008年奥运官方纪录片放映的前一天，资料馆修缮完工。900人大厅银幕大小不变，拉开行间距，减少到625个座位；2009年又外扩了两个42人和85人的小放映厅。

奇爱博士

《激动影迷献上法式见面礼——北京小伙热吻苏菲·玛索》——这是2015年9月17日出版的《北京娱乐信报》娱乐版刊登的一则新闻。

新闻讲的是苏菲·玛索造访电影资料馆的事。活动现场，一位资料馆的研究生作为“托儿”上台献礼物。“众目睽睽之下，我在各种男士的口哨和嘘声中嬉皮笑脸地小跑着上场了”，主持人问他此刻心情怎么样，他说：“很开心，我是此刻世界上距离苏菲最近的男人。” 苏菲·玛索按法国礼仪对他表示感谢，“被亲了一大口”。

这位北京小伙名叫沙丹，他后来更为人知的称呼是：奇爱博士。

沙丹原本在广播学院学戏剧影视文学，后来因为一位来代课的资料馆老师，他开始觉得“电影比电视好玩”，并知道了一个“能看特别多片”的叫做资料馆的地方。2004年大学毕业，他放弃了电视台的合同，去资料馆念了一个“未来会是怎么样，并不太清楚”的专业。

2007年，沙丹研究生毕业，留馆工作。本想从事电影研究，却被分到了经营管理部门，专跟观众打交道。“80后特别喜欢找一个电影名当网名”，他喜欢库布里克，想叫“发条橙”，被人家占了，就挑了一个没人用过的“奇爱博士”。后来，北京影迷提到“奇爱博士”，大多数人会先想到沙丹，而不是库布里克。

上任之后，沙丹便开始用年轻人特有的方式，通过网络寻找观众。他在时光网发影讯，把排片单复制粘贴到附近高校的论坛，还打算在豆瓣成立一个小组——只是这项工作，已经有人在他之前完成了。

徐元是附近北师大的学生，2000年起在资料馆看片，每个月打资料馆电话听语音播报本月放映。为了方便其他影迷查片，2006年，他在豆瓣上成立了一个名为“文慧园路三号”的小组，定期发布放映清单。“这不是官方组织，那就用地址命名，懂的人自然就懂了。”徐元说。

小组创立之初有几百名组员，每条片单下，都有二十多条留言。有的表示感谢，有的求人带票，有的议论电影，有的抱怨片单《生于妓院》（born into brothels）的英文搞错了一个字，成了《生于兄弟》（born into brothers）。

“你想看什么片，请留言。”旁边一个笑脸——2009年的一天，“文慧园路三号”小组的组员发现了一则有点特别的帖子。发帖人叫“奇爱博士”，此人用民国女星黄柳霜做头像，不明身份，不知男女。

那段时间，影院播放失误频出。导演波兰斯基访问，他的《钢琴师》却出了播放事故，放映机声音解码芯片坏了，重复放了四遍声音也没完全放出来。放曹禺的《艳阳天》，结果片头一个农村合作社排长站在一片麦田里，原来放成了浩然的《艳阳天》。观众们屡屡受惊，但资料馆的服务却还是内部观摩的配置，放错了就灯一关，通知观众取消放映。每次出错，沙丹都会觉得“可难过了”，回去在自家阳台上郁闷地坐到十一点。

这则帖子收获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回复，将近一百条。影迷们列出长长的片单，少的列个十几部，多的分门别类，根据导演和国别，写了几页，建议不少，批评质疑更多。

在进组后很长一段时间，沙丹都忙于回应各种各样的批评，排片不好，片子不好，灯泡不亮，“那时候天天在豆瓣里跟影迷吵架，互相删帖。”

豆瓣上的气氛剑拔弩张，微博上则要舒缓很多。

2010年底，沙丹用“奇爱博士”的名字通过微博发布了第一条观影消息：“周四放映，18点40。德国影片《英雄教育》和美国爱情影片《麦田守望的女孩》，欢迎参加。”很快，他就不只是报幕员了：“超级精彩、卖得非常惨淡的李翰祥《雪里红》，专门从台湾运来，比外国电影可稀罕多了。”

他成了话痨，每天要发六七条，不少新观众都是先知道微博上有一个用女星夏梦做头像的奇爱博士，再知道有电影资料馆这个能看艺术片的地方。北京大学教授李洋形容这种风格“夸张，但有分寸；幽默，却不令人讨厌”。

2011年11月，资料馆在每周三增加了“国片放映”。放映前，沙丹都会上台做一番片前讲解。电影片前讲解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新浪潮时期的亨利·朗格卢瓦和安德烈·巴赞，李洋觉得“在北京这个行路成本很高的城市，这种讲解让观影过程增值了”。

沙丹有专业知识，又喜欢插科打诨，自称“葛格”（哥哥谐音），解说方式很俗，内容却学术。一次片前讲解，有观众急着往外走，经过讲台，对沙丹说：“你能多讲会儿吗？”“我讲得特别有意思吗？”沙丹问，“我想上个厕所，不想错过片头。”观众大笑。

“奇爱博士”的出现，拉近了电影资料馆与影迷的距离。在这个网络时代，他给了电影资料馆一个外化的形象——这个形象顶着夏梦的头像，又搞笑，又渊博。

2013年，沙丹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名字沿袭之前的豆瓣小组，还叫“文慧园路三号”，目前固定粉丝有七八万。随着观众数量越来越多，电影资料馆的放映场次也在陆续增加，除周三周四外，又增加了周末放映，还在百子湾影库加开了150座的影院，主打放映好莱坞热门片，例如《华尔街之狼》《末路狂花》等。

2014年，资料馆两个影院除周一外，每天放映，一周有12场不同的影片。“文慧园路三号”已经不再是令小众们自得的秘密基地，而成了北京城文艺青年们的文化地标。

每月月底，沙丹都会在“文慧园路三号”公众号上发布次月的详细片单，他会用不同颜色注明不同类型的场次。“每一种片子的类型几乎都被关照到了，许多都是豆瓣上点了好久‘想看的。”有影迷说。

斜视美学

让“文慧园路三号”日渐为人所知的并不只有社交网络。

2015年，资料馆开通了网络售票，彻底告别一小撮人自high的状态。影迷李一毛在资料馆大厅发现了格瓦拉网络取票机，开始还觉得新鲜，但取出的票却有点令她失望。长条形的电影票上印着橙色的“格瓦拉”字样，跟商业电影院的票没什么区别。

老影迷多少都有点伤感。他们抱怨资料馆有了商业电影院的观影风气。吃爆米花，玩手机，拍摄银幕，让他们难以忍受，他们十分怀念退休阿姨在资料馆管纪律的日子。“现在阿姨也不怎么管事了，去的次数少了，打盹的时间长了，毕竟年纪大了。” 一名影迷感慨。他又补充道：“还是以前神秘一点好，知道的人不多。”

丁勇已经有好久没有再去过资料馆，“票不好抢，人多难免杂。以前的片子更文艺，现在基本是豆瓣高分片。”徐元觉得现在的资料馆“很追求经济效益。虽然也放学术片，但总在抱怨票房” 。

事实上，随着“文慧园路三号”的走红，这种关于排片的讨论一直都在。

沙丹不止一次在豆瓣小组中遭遇过这样的质疑：“资料馆就该有资料馆的样子，老放《哈利遇上莎丽》《我为玛丽狂》，实在无法理喻。难道这么大一个国家唯一有胶片的地方，还要这么庸俗吗？”但事实上，这些电影并不能算商业片，《哈利遇上莎丽》还入围了纽约大学电影学者专业评选。

其实，并不是资料馆口味变庸俗了。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放映版权也从随便应付的小事变成了必须遵守的规则。版权不清的影片不能公开放映，片源大大受限，一些以前能放的片子也不能放了。一些小众的大师电影没有拷贝，也无法放映。

这种状况直到近几年才有所好转。电影版权的一一确认让不少大片重新与观众见面；影片的数字化以及老片修复水平提高，又使资料馆有了硬资本，能跟外国交换来更多好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各国电影非常顺畅地一起运转，而不再是今天我偷着放哪国一部片子，大家搞得剑拔弩张。”馆长孙向辉说。

来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资料馆也要有所调整。625人的大厅减少了小众影片的排片数量，增加了通俗片和故事片，有影迷对此不满，沙丹只好在跟帖中向影迷保证小众艺术片会安排到小厅放映：“这几天查了查，（资料馆）还真是有不少大师作品，只是很多没有字幕，我们会陆续把字幕烧制上，奉献给大家。”

这是文慧园路三号无法回避的矛盾——在法国，除了资料馆，全国遍布各种类型的艺术影院，一个月有1000部不同种类的电影同时播放；在日本，每年有几十部经典被电影行会挑选出来，在各个城市的影院循环播放。而在中国，长期放映院线外影片的影院只有资料馆一家，中国电影资料馆需要负担比外国资料馆更重的启蒙任务。

“推广国产片也是每个国家电影资料馆的基本功能，很多外国电影资料馆其实很少放非本国电影。”馆长孙向辉说。

资料馆在2007年之前基本只放外片，从2012年开始，资料馆开始推出国片策划。相对于如数家珍的经典外片，中国观众对于国片的了解和兴趣都有限。为了吸引观众，沙丹给每个月国片定出不同主题的影展，给民国恐怖片鼻祖马徐维邦做一个cult片系列，鲁迅诞辰八十周年又计划做一个文学作品影展，“组成一个主题，就比散在每个月有意思多了。”

孙向辉把所有国片一律定价10元。商业院线票房一般的《喜马拉雅天梯》，在资料馆625人厅次次满场。资料馆放贾樟柯《山河故人》后，贾樟柯在微博上开玩笑：“前些日子观众都去哪儿了？”

“每当有朋友问我，北京有雾霾、有沙尘暴、有堵车，北京有什么好啊？我都会笃定地回答，可是北京有电影资料馆、有人艺、有北海公园啊。”对于李一毛这样的影迷，位于“文慧园路三号”的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许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北京的理由之一。

在电影放映时，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第一排最左边的座位，有时候能看到沙丹，他一面看着屏幕，一面兼顾观众，体验一种特别的斜视美学，每每这个时候，他都会“觉得很奇妙，荧幕是巨大的、变形的，会觉得电影好伟大，我们好渺小，渺小的我们却可以跟电影有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