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宇翔，李根生

(1.江南大学北美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2.皖西学院金融与数学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路径及应对策略

涂宇翔1，李根生2

(1.江南大学北美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2.皖西学院金融与数学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基于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文章从国内、国外经济两个角度剖析人民币纳入SDR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路径，并对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民币纳入SDR将从内部和外部给中国经济带来正向溢出效应，特别是有助于当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等。然而，加入SDR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着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更大的汇率波动性以及更大的系统性风险等挑战，这需要制定长期和短期规划并采取一系列应对策略。

关键词：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溢出效应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讨论并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货币篮子。特别提款权，是IMF基于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可用于偿还IMF的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因其重要作用而被称为“纸黄金”。如表1所示，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后，SDR篮子货币将由美元、欧元、人民币、英镑和日元5种货币构成，其中人民币所占权重为10.92%，处于第三位，这是首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经济发展将具有积极作用。

表1　SDR货币篮子构成比例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取得了惊人成就。总的来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2 119.3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13 322.5亿美元，增长约6.3倍；第二阶段是2001年加入WTO至2015年人民币加入SDR，2001年成功加入WTO，是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腾飞，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 096.5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 015.27亿美元，增长约8.4倍。而加入SDR，将会对中国的对外开放、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有可能像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加入WTO那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后SDR时代，人民币的国际需求与供给将出现新的变化，将促进资本双向流动，将增进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的话语权，将会对中国内外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中国经济又要面临来自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波动等金融领域的风险。因此，需要基于中国当前新常态的背景，结合中国当前正在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剖析人民币加入SDR后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以找准后SDR时代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进行有效应对，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人民币加入SDR对于中国对外经济的溢出效应

(一)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按照IMF规则，一种货币要进入SDR货币篮子，至少需符合以下两条标准：一是该货币发行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规模必须位居世界前列；二是该国货币能够自由使用，是“自由使用货币”，这是加入SDR的前提和基础。而人民币能够加入SDR，说明人民币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一种货币，已经完全符合了上述国际储备货币的标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2013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首次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2014年，中国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为12.4%，高于美国的8.6%。另一方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截至2015年5月末，中国人民银行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这说明人民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则有进一步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交易、支付和储存财富的基础。

人民币加入SDR，表明在SDR篮子中，人民币取得了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同等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从而人民币加入SDR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增强了国际居民和机构持有人民币的信心，人民币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从而，无论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还是在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以及资产多样化避险投资中，人民币的使用频率与规模必然会持续扩大。

(二)有利于促进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帷幕，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带来中国外向型经济腾飞的契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GDP总量从1978年的2 119.3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10.42万亿美元，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正是中国这种持续的改革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必将是另外一个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契机，必将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话语权，必将带动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和国内资本走出去，加快中国对外开放步伐。

而且，在后SDR时代，除了已进行的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外，进一步的金融市场改革还需要实体经济的配套改革，包括要素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如果没有综合配套的改革措施，金融要素价格改革速度就有可能超出市场承受能力，从而引发市场风险，因而在后SDR时代，进一步改革开放势在必行。

(三)有利于中国、世界减轻美元“依赖症”

众所周知，美国无论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居于世界领先位置，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造就美元在所有SDR货币篮子中一家独大的局面，同时由于美元的流动性、安全性和便利性的特征，全世界的投资者和政府几乎都患上了“美元依赖症”，2015年全世界央行的官方美元储备占比就接近63%。然而，近年来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向世界其他国家无限输出流动性，进而向全世界人民输出通货膨胀和征收铸币税，特别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国货币市场失灵，引致人们开始对美元的安全性产生置疑，近年来各国都有减轻对美元依赖的倾向，只是苦于没有可替代美元的具有高流动性的资产。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世界经济版图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动态演变，这为世界各国规避风险的资产投资多样化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行的选择。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和货物贸易的总量在世界经济占比中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机构愿意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的需求量将会不断增长，人民币将会逐步取得与美元相对等的经济地位，有利于缓解美元“依赖症”，而这既为新兴经济体和众多发展中国家改革并受益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也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掌握话语权创造了条件。

(四)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是长期而宏伟的中国对外发展的战略，它的实施与推动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仅靠中国现有的可用于对外投资的外汇储备额度显然是不足的。而人民币入篮后，基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人民币币值将以稳值(乃至升值)趋势迈入国际货币市场，这将会使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乐于接受、使用人民币。因而，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相关项目投资和金融运作可以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展开，这既能缓解投资建设资金的不足，也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该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区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在后续的丝路基金的扩大、推广与使用中，必然会更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支付，这既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有助于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

(五)有利于中国参与、融入并改革现行不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

SDR是IMF所创设的一种辅助的国际储备资产，是由IMF所担保而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然而，SDR 设立至今，由于美国刻意维护美元霸权地位而无意推动SDR进一步发展，加之世界各国的利益博弈，其设立初衷应有的作用在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并没有发挥，到目前为止SDR仅仅只有28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2014 年SDR 在 IMF 成员国储备资产中所占比例依然不足4%。此外，SDR货币篮子结构比例失衡，加入SDR 篮子中的货币均为发达经济体，不能反映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金融新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到2009 年，美元的国际地位再次受到“次贷危机”冲击，深受美元霸权危害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提出建立单一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改革诉求，以减轻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利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加入SDR，可以助推SDR未来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作用，其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以提高SDR的全球代表性和公正性，因为中国在 2010 年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代表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加入了“精英俱乐部”。第二，SDR 增加了新的币种，会增加SDR 的价值稳定性。当前，SDR货币篮子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相似的发达国家货币，篮子内货币的相关性较强，所以在遭遇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时，SDR价值波动幅度就会过大。而人民币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货币，经济结构、发展周期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异质性特征，将其纳入SDR货币篮子，可以降低SDR价值在发生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期间的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进而有助于发挥SDR在外汇储备中的保值、稳定功能。第三，增加了成员国储备资产的选择范围以满足资产投资多样化的需求，据统计，目前全球已经有 50 多家央行把人民币纳入储备资产。

因此，中国应该以加入SDR货币篮子为契机，响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推动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塑国际金融新秩序，而这将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分享国际金融改革的红利，对中国和世界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二、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国内经济的溢出效应

(一)有助于中国国内居民海外求学、旅游和投资

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公信力必然持续增强，人民币的接受度、使用频率和适用范围必然进一步扩大，这有利于中国国内居民持有人民币到境外消费、投资，这样可以降低汇兑成本和规避货币风险，并且居民在世界各地旅游、求学都将更加便捷。同时，国内投资者未来也可以在全球配置资产，以满足国内居民多样化投资偏好，提高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

(二)有助于倒逼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

为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以推动人民国际化进程，中国已经启动了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在利率市场上开启三个月期国债的常态发行机制，在外汇市场上推动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但是，人民币尚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其在国际货币储备中所占的份额还很低，中国在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与修改中的话语权极为有限，国家层面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因而，即使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并没有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国际金融地位，是经济强国下的“金融弱国”。目前中国亟须快速地建立起与经济地位相符合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同时，在后SDR时代，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不得不遵守更高的国际金融市场标准，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将肩负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1]。这将会倒逼中国主动披露相关市场信息以增加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性，并制定一系列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市场规则，让中国的金融市场秩序与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相一致。而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首推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中国改革的实验区——上海自贸区已经展开在深化利率市场化上的改革，比如不断放松存款利率管制，推动本外币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但在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等深化改革问题上，还需给予金融企业更大的自主权限[2]。

(三)有助于推动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优化，不断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市场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引领和决定作用，可以将生产要素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从而促使企业经营者在资源成本约束下主动创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供给效率与质量。

然而，中国金融市场存在着显著的金融资源错配和所有制歧视[3]，即金融资源没有按照效率原则分配，而是首先分配给了具有政治背景和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其资金成本不仅低于民营企业，甚至低于市场利率[4]。许多研究发现，拥有软预算约束和资源优先分配特权的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都低于民营企业[5][6]。尽管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银行体系仍偏好大型国有企业，信贷行政干预仍然存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融资难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7][8]。可见，由于所有制属性导致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与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背道而驰的，所有制歧视导致资金流向效率低、创新能力低的国有企业，同时低于市场的融资成本延长了本来即将倒闭的僵尸企业的存活时间，阻止了生产要素向新供给转移，导致了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和浪费，助推了过剩产能的不断累积。

中国为满足加入SDR的条件，已经启动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允许存款利率在一定幅度内波动，并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随着后SDR时代的中国金融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利率必然进一步市场化，不同经营主体的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必然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从而能够推动资本要素从供给过剩、供给老化的行业向新供给形成的产业转移，矫正要素配置错位，培育出新供给，形成新动能，从而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创新驱动力，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加入SDR对中国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尽管加入SDR可以从内部和外部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正向溢出效应，但是加入SDR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在享有SDR带来的收益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承受一定的风险。

(一)资本市场面临进一步开放的压力

在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即将显现的情形下，中国将继续拥有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同时面对美元加息的外部环境，从而不得不以“贸易顺差+资本逆差”的模式向国际社会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人民币自由兑换压力将逐渐显现并日渐增强，这对资本市场开放提出了要求。

根据克鲁格曼的“三角悖论”，在后SDR时代，中国将不得不在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三个选项中做出“三选二”的抉择。其中，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面临两难困境：若完全开放，则因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尚未完成，以及国内金融体系发展不健全而导致的地方债、影子银行等积累已久的问题，我国金融体系可能会出现巨大的金融风险；若不开放，则外汇储备资产由于估值效应造成巨额损失，且人民币申请加入SDR和跨境贸易结算都对资本账户开放提出了现实需求。面对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可能带来的金融危险，中国应该继续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审慎地开放资本账户，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二)汇率面临更大的波动性和风险性

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必须更好地履行国际货币的职能，满足各国自由使用人民币的要求。中国必须减少资本项目管制，扩大资本开放的步伐，允许资本双向流动，提高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性。因而，在后SDR时代，人民币汇率将主要由国际收支状况、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决定，只有出现极端异常的升值或贬值，政府才可能干预汇市。

同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周期性的下调，这对于即将正式加入SDR的人民币的来说，增加了币值的非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非理性预期。在此情况下，“唱衰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2016年1月21日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宣称：“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唱衰中国”意图谋利的机构和游资会不断涌现，将会对汇率的稳定性造成冲击。此外，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也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冲击，研究发现“在岸市场的远期汇率会受到离岸市场的即期汇率的影响，而且这种效应会随着离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增强[9]。”由于中国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汇率形成机制不同，随着进入后SDR时代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规模的扩大，两市场之间必然存在更多的套利机会，这使得施加在离岸市场的汇率压力可以间接地对在岸市场产生影响。

并且，金融市场参与者对汇率波动的反应有别于商品贸易企业，金融机构往往对汇率变动更敏感，当反应过度就会出现汇率严重偏离其长期均衡水平的“超调”现象，这将会进一步放大汇率波动幅度，加剧汇率波动风险。

(三)人民币国际化之路面临曲折性

从其他币种国际化的经验来看，加入SDR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途还很漫长。一国货币是否国际化，加入SDR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澳大利亚货币、加拿大货币虽然没有加入SDR，但是国际化水平都较高。而且加入SDR并非一劳永逸，IMF还要进行五年一次的例行审查，这需要一国经济必须保持持续健康增长，才能保持或提高货币在SDR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世界政治经济版图重新划分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博弈的过程，也是中美利益冲撞与协调的过程，必然会有压力和阻力。为此，中国应该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与交流，以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为契机，以扩大IMF的影响力与作用力为目标，与其他国家共同推动SDR改革与发展，扩大SDR的使用范围，使之真正成为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这样可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当然，这会与美国“要确保美元头号储备货币地位”的目标有冲突，因而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SDR作用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会一帆风顺。

(四)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由于SDR是IMF成员之间在IMF储备的记账单位，因此SDR不可避免的会要求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所有篮子货币尽量减少波动，尽量减少政府干预。从利率角度看，将要求人民币利率更加市场化，这意味着政府对利率调控的空间更加有限，这会限制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从汇率角度看，汇率波动可能引发世界以邻为壑的竞相贬值竞赛，不利于外贸、投资的稳定；从经济系统性角度来看，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以后，跨境资本必将更大规模的流动，境内股市、汇市、房市、债市等必然会受到境外资本冲击，可能会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从监管角度看，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不够完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与当今世界日益普遍采用的混业经营模式并不完全适应，监管的科学性、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因此，在后SDR时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可能引发的系统性经济风险不能低估，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改革时所引发的汇率波动、股市震动乃前车之鉴，揭示人民币汇率风险需要正视。2014年10月30日，美联储宣布彻底结束第三轮QE政策，美元开始走强，进入强势美元时代，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升息25个基点至0.25～0.5%，美国启动了近10年来的首次加息，这意味着美国进入了2008年底以来接近于零利率基础上的新一轮加息周期。这对于2016年正式加入SDR的中国来说，面临着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的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压力，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大中国资本开放的风险，放大中国汇率的波动频率与幅度。因而，中国需要建立和完善金融宏观管理政策，加强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一行三会”监管协调力度，增强金融机构抵御流动性风险和跨境金融风险传染的能力，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中国金融市场可能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

资本逐利的本质致使国际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脱实向虚”问题[10]，国际机构投资者历来善于利用股市、汇市、货币市场以及期货市场之间的资金联动关系，抓住货币在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的利率、汇率差异出现的套利机会，凭借积累多年的多次实践获利的操纵高杠杆套利的经验和技巧，大肆做空或者做多，导致资本无序流动，攫取高于一般情况下的资本收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始终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搞西方式的资本自我循环和虚拟发展。加入SDR后，随着人民币实际使用频率和规模的提高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迅猛发展，中国金融机构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联系会加强，有可能沾染国际金融市场高杠杆运作以及金融衍生品过度创新、脱离实体经济的弊病。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然而，中国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无论从制造业创造和累积的物质财富存量来看，还是从制造业技术水平来看，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仍然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为此，2015年5月8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要使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转变。因此，在后SDR时代，更需要中国的金融体系支持制造业向技术高端化攀升，以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四、结论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重要标志，其增强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将对中国对内、对外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和现实作用。

首先，人民币加入SDR对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中国、世界减轻对美元的依赖，并且让中国有机会参与、融入并改革现行不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人民币加入SDR对国内经济发展也有正向积极影响：加入SDR有助于中国国内居民海外求学、旅游和投资，有助于倒逼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其次，我们也要认识到，尽管加入SDR可以从内部和外部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正向溢出效应，但是加入SDR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在享有SDR带来的收益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承受一定的风险，比如：中国资本市场面临进一步开放的压力，汇率将会面对更大的波动性和风险性，宏观经济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并且金融市场可能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这将会给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因而，在后SDR时代，从长期看，中国要把加入SDR作为推进中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新起点，当作倒逼自身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助力器，全面提升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从短期看，面对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中国经济管理部门应该实行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有序地开放资本项目，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致谢：笔者在成文过程中得到江南大学北美学院朱和平教授和皖西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袁国军副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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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肖立晟.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影响及我国的未来行动策略[J].经济纵横，2016(2)：35-40.

*收稿日期：2016-04-20

基金项目：2016年安徽省软科学项目“互联网金融时代下区域商业银行的发展及应对策略研究”(1607a0202038)。

作者简介：涂宇翔(1995-)，男，安徽叶集人，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通信作者：李根生(1977-)，男，安徽六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35(2016)03-0073-06

The Impact of the Inclusion of RMB into SDR upon China’s Economy and Relevant Coping Strategies

TU Yuxiang1, LI Gensheng2

(1.NorthAmericanCollege,JiangnanUniversity,Wuxi21400,China；2.CollegeofFinanceandMathematics,WestAnhuiUniversity,Lu’an237012,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y, this paper gives analyses of the impact path of the inclusion of RMB into SDR on the China’s economy from the angl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coping strategies to overcome the possible challenges. It shows that the inclusion of RMB into the SDR has a positive overflow effect on China’s economy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especially, in contribu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strategy of “One Belt, One Road” and propelling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side economy. After the inclusion of RMB into SDR, China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more pressure on opening up the capital market, greater volatility of exchange rates, and more systematic risks for macro-economy, which means short-term and long-term plans should be made and cop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solve the possible challenges.

Key words: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RMB；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reform；overflow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