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7)



民国时期皖西茶叶贸易的衰败破产
——皖西茶叶贸易史研究之二

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7)

摘要：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资料，探讨了民国时期皖西茶叶贸易衰败破产的突出表现、主要原因。认为皖西茶叶贸易的最终破产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条件下帝国主义掠夺、封建主义压榨的必然结果。挽救皖西茶业，发展皖西茶叶生产，繁荣皖西茶叶贸易，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封建主义统治，求得国家完全独立、民族彻底解放。

关键词：民国；皖西；茶叶贸易；表现；原因

安徽是中国著名产茶大省。“本省为我国主要茶区，大江南北均有茶产，红茶绿茶，兼而有之，且品质优良，遐迩闻名”。近代以来，皖南主要产外销红茶，皖西一直产内销绿茶。虽然历史上有所谓“徽六名茶”的称号，其实人们比较重视皖南茶，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皖西茶的研究成果很薄弱，皖西茶叶贸易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少。这当然包括民国时期的皖西茶叶贸易史的研究。为此，必须加强相关研究。民国时期，皖西茶业在清末基础上继续走向衰落，直至最终破产。与此相适应，民国茶叶贸易不仅毫无起色，而且继续沿着衰败的轨迹滑行，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虽然不排除个别年份茶叶贸易略有起色，但终究挽救不了茶叶贸易整体衰败的悲惨命运。

一、民国时期皖西茶叶贸易衰败破产的突出表现

民国时期皖西茶叶贸易的衰败及其破产，主要表现为茶叶产量的下降、经营茶商的减少、茶叶市场的萎缩三大突出方面：

(一)茶叶产量严重下降

“皖西茶叶，全是内销”[1]，生产的茶叶除少量在本地消费外，“三分之二运销各地”[2]。因此，从茶叶产量的变迁，见表1，即可推测茶叶贸易的发展程度及规模。

据六安商会报告，1913年，当地茶叶交易额计7万担。1927年7月2日出版的《中外经济周刊》第218号所载《安徽六安之茶产销状况》说：“六安茶之产额年在三十万篓左右”，每篓重10斤，则达3万担。

表1　皖西各县历年茶叶产量变迁表(单位：担)[3]

1930年5月，安徽省建设厅调查，皖西六县霍山、霍邱、舒城、庐江、太湖、潜山茶年产额98 668担，安徽全省产茶241 502担，皖西茶产量占40%[4]。这已明显比清代同光年间减产。而上表所反映的皖西六安4县茶叶产量虽有波动，但总趋势是下降的。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茶叶的市场，遭受了日本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破坏”[1]，出现了严重问题。抗战前，大别山区的立煌、六安、霍山、舒城、庐江、岳西、太湖等县，茶产量达30万担，1945年减为3.6万担[2]，减产88%。再以六安、霍山、舒城所产片茶、大茶为例，战前产量558.3万市斤，1949年减为256.3万斤[1]，减少52.48%。新编《霍山县志》载：霍山县茶产量1918年为1 000吨，1929年1 175吨，1930年1 750吨，1939年1 174吨，1942年800吨，1949年10吨[5](P300)。见表2。

表2　1939～1941年皖西六县茶叶产量发展表(单位：公斤)[6](P191)

由表2可见，无论从哪种统计方法看，皖西茶叶产量均呈下降趋势，尤其是1941年以后的茶产量，完全可用“一落千丈”来形容。茶叶产量的严重下降，既是茶叶生产衰败的表现和证据，也使茶叶贸易失去了必要货源，茶叶贸易衰败势在必然。

(二)经营茶商的大幅减少

茶商是茶叶产区与销区的桥梁，是茶叶贸易兴盛与否的晴雨表。茶叶利润丰厚，茶商经营积极性就高，茶叶贸易水涨船高；茶叶利润大减，茶商经营积极性就低，茶叶贸易必然低迷。入民国后，那种外地茶商“每隔岁经千里，挟资裹粮，投牙预质，及采造时，男妇错杂，歌声满谷，日夜力作不休，富商大贾，骑从布野，倾囊以质，百货骈集，开市列肆，妖冶招摇，亦山中盛事”[7](P374)的热闹情景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经营茶商畏缩不前，甚至难觅踪影。皖西茶叶市场上的办茶客商，主要有本庄、苏庄、口庄、富庄、杂庄组成。20世纪30年代后本庄原先“其经营规模较大，而声誉颇振一时者”，“近年以来，或为折阅，或为遭匪，多数倒闭，或已衰微。大宗采办，几乎绝迹”。即使有几家茶号，“虽亦年有采办，继武前程，但因其资本欠充，营业不振。每年所办最多不过一二千篓。其余皆仅四五百篓，或七八百篓，其势盖益微矣”[8]。清代皖西茶贸易中，苏庄及口庄“在本区均占重要地位”，但“及入民国以来，以交通改良，商情变迁，皆成过去之黄花，无关现今之商况，均略不赘”。鲁庄“为占现今本区茶商唯一之地位”。津浦铁路修成后，鲁庄小商贩式的“车把客”逐渐绝迹，因“交通顺利，各大庄号，多皆入山”，其中以“泉祥”号最为著名，“营业资本甚大，不但本区各地进货多，徽、闽各处，亦皆采办”。能与“泉祥”号抗衡的茶商，只有天津的“正光德”，“向在本区收买亦多”。但这些外省大商号担心战乱，“多不自行进山，只在当地兑买各小商号之货，反较简便安全”。杂庄为安徽省巢湖、合肥、含山、和县及湖北黄安、高陂等处之客商，“均系一种小商小贩之性质，资本微末，购茶无多。与各正式庄号比较，不及远甚。无关大体，兹亦从略”[8]。

(三)茶叶市场的不断萎缩

民国时期，受政局动荡及战乱影响，皖西茶叶传统市场发生巨变，有些茶叶市场丧失，有些茶叶市场萎缩，不管哪种情况，都对一向严重依赖外地茶叶市场进行销售的皖西茶实属致命打击。兹从皖西茶叶在主要市场的销售情况来考察这一变化。

(1)东北市场。皖西茶除在邻近各县销售外，“最大销场，厥推东北各省。向之苏庄采办到苏，更加薰花精制，由海道运销关东辽、沈、吉、黑等处”。但“民国以来苏口两庄，早经停办，仅由鲁庄独占市场”。“本区之茶，自苏口两庄停办，所有畅场，已大削减”[8]。

(2)山东市场。1927年7月2日出版的《中外经济周刊》第218号所载《安徽六安茶之产销状况》云：“六安茶之产额，年在三十万篓左右(每篓十斤)。其销路以山东最多，北京、天津等处次之”。茶制好后，用小车推运，至各小河边装竹簰上，运至霍山县城或两河口，再改装民船，经六安县城至正阳关，进淮河至蚌埠，转津浦铁路运往各地[9]。据历年济南、泰安茶商调查，皖西茶历年运往山东篓数，最多约为60万，至少也有30余万，“平均约在四五十万间，每篓以十斤计，约为四五万担左右”[4]。六安茶在苏庄、口庄停办之后，鲁庄办茶“一时犹能畅销邻近各省也”。但在国内皖南茶、浙江茶的竞争下，“六霍销场，多为所夺”，六安茶“向为唯一重要销场之山东市面，亦遂日形减少。据当地茶商最近在山东之济南、泰安等处卖茶者回谈：目前山东泰安、济南各大市场中之戏园、浴堂、茶馆、酒肆等处，所用待客之茶，皆为‘龙井’、‘大方’，均无有更用‘六霍茶’者。所谓‘六霍茶’之销场，现已由城市全被排挤至穷乡僻壤为一般劳动之解渴品矣。至于名城大埠，殆已无‘六霍茶’之立足地。六霍之茶，若再不知设法改良，实有日被淘汰之险”[8]。1941年，霍山茶叶销往山东12万篓、湖北黄安1.1万篓、河南商城2.1万篓、天津5万篓，共计19.21万篓，每篓重10斤，山东市场只占总销量的62.47%[10]。旧时霍山“运往济南、天津的茶叶，从淠、颖两河和津浦路运输便捷，需费较少”[11](P221)。《安徽茶讯》第1卷第9期《皖西茶叶产销概况》称：“近年来，江苏、周口两庄渐次停办，乃由鲁庄继起独占，故皖西大茶每年销售华北者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皖北诸县仅占百分之十二。末茶则多销售湖北之黄安、英山、麻城、蕲水等县，片茶则多销本省”。

(3)京津市场。北京、天津市场向为皖西茶重要市场，民国后，皖西茶丧失东北市场后，京津市场成为仅次于皖西茶最重要市场的山东市场。北京市场上的茶类有红茶、绿茶二种，其中绿茶占99%，“在光绪二十六七年以前，北京销往之茶，概为六安货。嗣后以风气变迁，六安茶销数逐渐减少，迄于现在，其势力已一落千丈”，“绿茶以徽州及浙江货为最多，福州货次之，六安(安徽霍山产)最少”[12]。北京专办六安茶的茶商仅鸿记一家。从前往安徽霍山设庄收买六安茶的茶商，后改河南周家口办货，运至郾城，装京汉路火车运京。具体运输路线是从正阳关溯淮河而上，至阜阳县，转周家口。天津茶商正兴德茶号，民国时向在皖西茶区“收买亦多，与泉祥号堪为鲁卫”，后来办茶也少，且不自行进山，“只在当地兑买各小商号之货”[8]。天津茶商运茶路线与山东茶商同，即由正阳关，下淮河转津浦铁路。

(4)河南市场。清代时的口庄各号以河南周家口籍最多，他们将皖西茶“由淠、颖两河，运至周口。更由周口分销于齐、鲁、燕、赵、汴、宋、山、陕以及口外蒙古等地”[8]。入民国后，影响甚少。虽然“每届茶厚，络绎道途，遍地皆是”[13]，但均是小茶商而已，经营规模不大。且因蒙古独立后，晋商受到沉重打击[14]，河南以北的茶叶市场也受很大影响。

(5)福建市场。皖西茶原本也有相当一部分运往福州，再加工成花茶销往东北。所谓“其应运至福州从事薰花者，则由铁路运至上海，再由轮运闽，但因运费太昂，运闽薰制者不多”[9]。说明福州市场已不重要。

(6)江苏市场。皖西茶大量销往江苏。从“六安茶叶之销路，每年以售于天津山东江苏等地为多”可证实，“江苏各县之运货，须由竹筏及小轮拖船运蚌埠改装火车运至浦口，再由大轮运往各地，惟近年江苏所销青茶，以太平货为最多”[15]，由此可见江苏所销皖西茶也在减少。上海市场上的六安茶也已不占重要位置。据1930年上海社会局的调查，上海200家茶叶店所售茶叶，均由毛茶制成。“毛茶来源以徽州、杭州、普洱、武彝、六安、祁门、宁州、温州、湖州及湖北万寿山等处为最著者”[16]。

此外，皖西茶继续经英山、罗田等处，挑往汉口等地销售。皖北庄客，以寿县正阳关之庄客收茶最多。皖西茶还销往西北地区，大部分越大别山运至河南商城、光山转信阳，由平汉铁路转运各地。但1943年左右，仅有少量输出[17]。由此可见，皖西茶在西北市场上也趋衰落状态。此外，皖西茶还运销广东。新安祁南汪余记茶商留存下来的报单称：“县报单人安徽省义顺安茶号向在六安采办雨前上上细嫩真春芽蕊，加工拣选，不惜资本，向运佛山镇经行出售，历时一百六十余年。”[5](P301)

二、民国时期皖西茶叶贸易衰败破产的主要原因

皖西茶业衰败直至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者已有所揭示。本人认为，研究民国皖西茶叶贸易衰败破产的原因当然与皖西茶业衰败破产的原因有高度相关性，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更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同时，还要从社会大背景、中国茶叶贸易的大视野来考虑这一问题，才能更清晰地加以揭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本人就指出：“事实上华茶衰败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压榨，封建主义的盘剥，落后的小农生产，由此决定着中国茶在种植、制造、贸易诸方面根本无法与国外资本主义大生产竞争，决定了洋茶兴盛和华茶衰败的客观必然性。”[18](P580-581)关于民国时期皖西茶叶生产的衰败原因，本人比较赞同如下说法：“总结其衰退的原因最重要的莫过于连年不断的战祸天灾，但迫使皖西地区茶叶生产陷入严重危机深渊的归根究底还是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以致绝大多数的茶农仅把植茶作为副业，不重视茶树的栽培和茶园的管理，最终使得皖西茶叶生产日渐衰退。”[19]皖西茶叶贸易衰败破产当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民国茶业的衰败破产决定了皖西茶叶贸易无法独善其身

受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盘剥，中国茶业自19世纪80年代末已趋不振。进入民国后，继续衰落，虽然抗日战争前也有某种程度的复苏，但这一良好进程旋即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茶业经济最终走向破产[20](P277-304)。与此相适应，深受外商控制、封建政府剥削的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受到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洋茶强力竞争，失去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输出量大减，占国际茶叶贸易比重不断下降。入民国后，在有过短暂的回升后，迅速跌落，直到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变得无足轻重。见表3。

从表3可知，1949年的中国茶叶外销量只有1914年外销量的10.97%、1929年的17.31%。比近代中国茶叶出口最多的1886年2 386 975担净减2 222 918担[21](P1204)，仅为1886年外销量的6.87%。茶叶外贸衰落至极。中国茶在世界市场所占比重不断萎缩，尤其到民国时期，所占比重更小，见表4。

表3　中国茶叶外销数量发展表(单位：担)

表4　中国茶叶占世界茶叶市场比重发展表

鸦片战争前，中国茶是世界茶叶市场的唯一来源。鸦片战争后，日本茶虽有少量出口，但微不足道，动摇不了中国茶的垄断地位。19世纪50年代起，印度茶进入了国际市场，虽然数量不多，但发展很快，到19世纪80年代，印度、锡兰、日本、爪哇茶已对中国茶叶外销造成一定冲击，尤其是在中国红茶主要市场英国、绿茶主要市场美国的情况更为明显。1900年、1917年，印度、锡兰分别超过中国，成为世界茶叶第一、第二出口地区后，中国茶所占世界茶市比重更加一蹶不振，成了世界第二流甚至第三流的茶叶出口国。

洋茶除了在国际市场挤压中国茶市场空间外，还输入中国国内，直接冲击了中国茶叶国内市场，见表5。

表5　民国期间外国茶叶输入中国数量发展表(单位：公担)[22](P109-110)

外销不振、外茶入侵，势必让相当一部分国内外销茶改作内销，国内茶叶销场更趋狭小，竞争加剧。如浙江、皖南、湖南、福建均为著名外销茶产区，且距皖西不远。当外销不振后，这些茶区相当部分的产茶需要寻找出路，不产茶且销茶多的东北、华北就成为市场开拓的首选。因此，以东北、华北、中原地区为传统销场的皖西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东北所销茶以绿茶为主，主销安徽、浙江、福建、江苏、江西所产大方茶、六安茶、毛峰茶、龙井茶、洞庭山茶等茶。这就存在竞争的问题。北京市场上，由于福建、浙江、皖南等绿茶的竞销，使皖西绿茶生存困难。民国时期，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茶99%是绿茶，这些“绿茶以徽州及浙江货为最多，福州货次之，六安货(安徽霍山产)最少”，在300多家茶店中，仅有鸿记一家专门经营六安茶，且“为数亦日就减少之途也”[12]。由于战争影响，20世纪30年代，皖西茶叶“无法采办运出，徽浙之茶乘机北上。六霍销场，多为所夺。一面更因近来六霍即本区之茶叶制造，日趋粗恶，形状色泽，以及香味各项，一与他茶比较，无不相形见绌。社会文明进步，生活程度日高，爱好恶劣，人有同情。于是本区茶叶，向为唯一重要销场之山东市面，亦遂日形减少。”城市“所用待客之茶，皆为‘龙井’、‘大方’，均无有更用‘六霍茶’者”[8]。

(二)政局动荡及长期战乱使皖西茶叶贸易备受摧残

日本侵华又造成皖西茶贸易的更大浩劫。解放后，据王明渊对皖西茶叶调查得知，“十余年来，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茶叶的市场，遭受了日本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破坏，造成今日茶园荒芜，茶厂倒闭的景象，依茶为生的广大群众，生活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1]。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将大量茶叶销东北，勾结傀儡政府，压制、打击直至驱逐来自安徽、浙江、福建茶的销售，致使“华茶贸易，自不免要受好多阻碍”，日本国立茶业改良场报告得意地说：“‘满洲国’独立以来，日本茶新得着进展的机会，实在是茶业界的一大福音。”[25]1912～1916年，日本输入中国关东州及其他地区的茶叶为51.9万公斤，1917～1921年64.4万公斤，1922～1926年52万公斤，1927～1931年35.7万公斤[26](P497)。1932年，日本输入中国关东州、东北及其他地区茶叶156.3万磅(1磅=0.901市斤)，1933年104万磅，1934年127.5万磅，1935年136.8万磅，1936年144.6万磅，1937年193.2万磅，1938年184.2万磅，1939年397.2万磅[26](P498)。事实上，“东北市场全为日伪所占夺”，中国茶叶在东北之销路，“乃完全绝迹”[27]。随着日本加紧向关内渗透，皖西茶叶的重要市场华北受到威胁。1934年，皖西茶刚开市，“而日伪进犯平津，时局震动，外商来者，办货亦减”[4]，这又是日本侵华对皖西茶叶贸易欠下的一笔债。1937年，日本发动了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仅一年多的时间，皖西茶重要市场的平津、华北、山东、上海、苏南、武汉均告沦陷，皖西茶叶贸易遭受灭顶之灾。不仅如此，“安徽全省三分之二，悉遭兵灾，今(指1943年——引者)尚半陷于敌人铁蹄之下。沦陷区中茶园，固已多受摧残，而安全区茶园间接亦蒙影响”[28]。总的来看，日本侵华对皖西茶的打击确实是毁灭性的。“抗战军兴，整个茶区，为敌人封锁，致产销阻滞，山价奇低，茶农所得，不敷成本，遂相率放弃茶园经营，甚至将茶树掘除，改种杂粮，产销锐减，至三十四年仅三万六千市石。原冀胜利之后，可以渐复旧观，但今年(指1946年——引者)茶价较战前，仅涨二十余倍；而茶农十余年来，均在饥寒交迫之中，实无力再从事复兴茶园。若不设法善后，则所谓‘六安茶’者，恐将绝迹于市场”[2]。茶产量由战前约10万担降为1940年的92182担，“以后因战事波及，突然下降”，1942年仅有46886担，1946年尚未超过5万担[29]。

抗战胜利后，皖西茶叶贸易尚未得到恢复，国民党又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国民党加紧“围剿”，皖西茶区再次陷入战火。这就是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皖西茶叶贸易仍无起色的重要原因。据1950年调查说：“目前皖西茶叶的基本环节，在于打开销路，皖西茶叶的主要市场在华北农村，十余年来，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农村的经济情况，受了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破坏，以致目前还存在许多困难，只有经过了土地改革，农民生活提高了，才算真正替茶叶的出路，打下了永久不变的基础。”[1]这既导出了皖西茶叶贸易深受长期战乱之害，又为从根本上解决皖西茶叶贸易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三)茶叶税负繁重及交易环节盘剥使皖西茶叶贸易成本骤增

茶叶贸易的本质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税负就构成茶业成本的重要内容，决定着茶叶利润的高低和茶叶贸易的发展。民国初年，皖西茶叶税捐略沿清制，设总局于麻埠，各县仍设分局。后各分局独立直接解缴税款，设麻埠、霍山、管驾渡、毛坦厂、两河口、七里河、八里滩、黄栗杪8局。各局征税比额各不相同，总数年有异差，但总额在20万元以上。先是“委办制”，后改为“包办制”，即招商承包。1931年起，进行税制改革，裁厘行税，税率照价抽收千分之五，因故于1934年施行，并于区内设麻埠、霍山、毛坦厂、管驾渡、两河口、七里河、八里滩7个茶税局，每个税局下设分卡。由于关卡林立，层层加码，茶税税率不断提高。原定额73 420元，但“各局比额，原订颇高，以招商承包，无人投标，乃加核减”，酌减后的总税额为542 000，仍比以前为高。非但如此，各地各种附捐，除舒城、霍邱等县向以茶产量无多，未曾抽收外，六安按每篓抽收保安捐1角1分。“其名目最难，捐率最重者，厥为霍山”，每篓捐率春茶2角4分6厘，子茶2角4分4厘，平均每篓合洋三元四五角，“恰为一成。园户所捐，尚不在内”。沉重的赋税加重了皖西茶的经营成本，确实为“明知病商病民”，但为解决“财政素窘”，也就不管皖西茶是否有市场竞争力了，“只好从权一时，亦无可如何者也”[8]。虽然人们强烈呼吁：“现时六安茶最感困苦者，即捐税繁多，最足以妨碍其发展。盖由原产地方运至蚌埠上火车，中间除原产地方之落地捐、及正阳关税、蚌埠落地捐三项外，须经过卡十三道，每篓茶在原产地方须纳落地捐银四角，至正阳关纳至税银一角，蚌埠落地捐征洋二三分，沿途所经过之十三卡，每卡又征捐洋二三分不等”[9]。霍山一地收8万，除杂支外为7万。霍山卡8个，管驾渡卡4个，黄栗杪下设卡6个[30]，未见税负减免的事。

茶叶实际交易环节中，茶农还要受到茶商的种种盘剥和勒索。这些盘剥和勒索主要有四大类：一是“扣样”。茶户赴茶行卖茶时，由掌秤从茶袋中取出茶叶少许，置于盘中，数量为茶叶总重量的2%，也有多至4%甚至5%的。按规矩，样茶不计入茶价。二是“割耳朵”。茶看样后，议定价格，记明斤重，持小票携茶至复科处复秤对样。如样不合或样虽合但茶太劣，“则每减少行银”，即“割耳朵”。三是“折秤”。茶行根据茶市行情、茶叶质量决定用秤大小。一般情况下，初开秤时，茶品较好，茶价较高，用秤较小，每百斤可合行秤七十斤，即“七折秤”。茶渐劣、价渐低，则用秤渐大，“六折、五折，最后竟至四折三折上下”，所谓“倒折秤”。四是“行银折价”。即“算者由茶斤重折算行银，再由行银折算钱文，更由钱文拆成洋钞，几经辗转，抹尾扣零，茶户所亏，常致不少”。这种行银折价，因“算法颇繁。各处算法，又各不同。不会算者，几至瞠目”[8]。种种盘剥，花样繁多，茶农收益大为减少，最终往往入不敷出。茶农无利可图，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对茶树栽培、管理“则甚疏略”，他们“皆以树艺五谷为正业，而以植茶为副业”，当“每每收入，不敌支出，此种茶园，惟有日趋荒废，以殊无利可图也。”其结果必然导致茶叶生产与加工上的种种弊病，生产衰败、“茶市日衰”[4]不可避免。

三、结语

皖西茶历史悠久，名茶辈出。自唐代茶叶贸易兴起后，皖西茶叶贸易走过了千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皖西茶叶贸易走过了兴起、发展、兴盛、衰落直至破产的几个阶段。这些发展阶段均与皖西茶的生产、市场、茶政息息相关。皖西茶叶贸易的最终破产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条件下帝国主义掠夺、封建主义压榨的必然结果。要挽救皖西茶业，发展皖西茶叶生产，繁荣皖西茶叶贸易，只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封建主义统治，求得国家的完全独立、民族的彻底解放，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

(鸣谢：感谢皖西学院“皖西文化艺术中心”关传友先生在选题及资料方面的建议与帮助。本文写作过程中，注意吸收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尽可能作了详细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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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3-06

作者简介：陶德臣(1965-)，男，江苏南京人，教授，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

中图分类号：F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35(2016)03-0010-07

Decline and Bankruptcy of Tea Trade in West Anhu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udy 2 on History of Tea Trade in West Anhui

TAO Dechen

(PL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210007,China)

Abstract：Mainly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minent features and main causes of decline and bankruptcy of tea trade in West Anhu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ultimate bankruptcy of West Anhui tea trade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imperialist predation and feudalist oppression caused by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t the time. To save West Anhui tea industry, develop West Anhui tea production and boost West Anhui tea trade, imperialist oppression and feudal rule should be overthrown to realize full independence and complete liberation.

Key w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 West Anhui; tea trade; prominent features; cau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