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博物馆的器物以其独特视觉符号，在特殊时空中，传递出文化沟通信息，从而塑造人类文化记忆。那么，博物馆器物在形塑社会文化到底起多大作用？本文试着从博物馆的器物所承载的人、事、物信息及博物馆器物选择性、多义性等来分析博物馆器物对形塑社会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博物馆；器物；社会文化；多义性

博物馆的器物以其独特视觉符号，在特殊时空中，传递出文化沟通信息，从而塑造人类文化记忆。那么，博物馆器物在形塑社会文化到底起多大作用？本文试着从博物馆的器物所承载的人、事、物信息及博物馆器物选择性、多义性等来分析博物馆器物对形塑社会文化的作用。

随着博物馆发展，博物馆由原来收藏功能逐渐延伸展示、交流、研究等功能。同时以物为中心也逐渐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同时对器物要求也随着时代变化而进行形塑。关于博物馆器物，也称见证物，如国务院《博物馆条例》对器物界定为见证物。即“本条例所称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但是见证物相对来说，具有人主观因素选择。同时，博物馆器物与人类学对器物关注点有异曲同工之处。除了社会功能之外，还具有分析特定社群的人观、宇宙观或社会理想形态的出发点。即“人类学对器物研究的兴趣，主要是由于人類生产、制作和使用的器物蕴含有不同层次的文化信息。社群成员在生活互动过程中，不但运用器物以达到基本维持生命的需求；同时必须依靠各种不同的媒介，进行讯息的传递与沟通以建立共识，这些讯息不仅利用口语和文字直接表达，也经常透过物质实体的象征和使用而潜在地表达。因此，透过器物的观察、分析和比较，检视器物材质、形式、技术和相关脉络，以解读其背后反映的一些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或社会关系，也是人类学进行‘物质文化研究的核心目的。当然，器物的除了是具有社会功能的实体要素之外，也是表达装饰美感或再现集体价值的重要场域；可以作为分析特定社群的人观、宇宙观或社会理想形态的出发点。（Coote &Shelton1992：4）”[1]之所以存在器物有传递信息及分析特定社群的人观、宇宙观或社会理想形态的出发点。因为 “人所认识的空间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客观观察的对象，与人隔着一段距离，人并非存有于其间，而只是为其所环绕而已；一则与人的情感、责任、记忆相联结，因人的参与活动，而充满熟悉亲切的关怀。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分别称为“环境”（environment）和“世界”（world），进而指出：在“世界”的领域里，人创造历史，人与物面对面，也与自己面对面，也唯有人往生命之内或往生命之外均拥有关系是，人才拥有世界。” [2]那么，博物馆器物如何才能将人与物、人与人信息有效传递，从而形塑社会文化。

首先，博物馆器物通过器物本身来阐述社会文化。一则物件本身意义来自社会文化。即如“Appadurai等人类学者的研究显示，物件的意义来自社会文化，并受周遭人们的行为所决定，因此我们可聚焦物件本身，透过分析物件在不同时空脉络中的轨迹，“阅读”物件历经生命史过程中，所承载的人、事、物，进而说明物件价值变迁背后复杂的政治与人为互动，阐明时空脉络变迁背后的人、关系与社会的因素。[3]二则物件图像信息，往往也传递社会文化信息。如学者分析武氏词石刻画像，认为其 “历史人物的铺陈、历史事件的衍生，其实是以一种心理化、情感化的时间——空间幅度的结构呈现。透过图像的再符号化过程，历史事件及历史事件的经验，又记忆重生，成了另一种新的心理现实。历史事件的发展，是一幕幕发生的社会场景，一个个历史结局包蕴着耐人寻绎的生命哲理、文化常规即社会解组的样态。” [4] “武氏词石刻画像籍由图像的空间序列，铺陈、并置出在“现在”建构“过去”以及“过去”如何成为“现在”的“社会记忆”与“文化想象”，其礼教形象无非是创制者试图寻找、建构一种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以及文化伦理的文化建制行为。创制者将历史意识，文化伦理浓缩在图像空间中，图像实即意味着是一种“历史事实”与“文化概念”、“心理意识”的构和体。” [5]这也是学者王明珂认为 “在人类社会中，凝聚与区分人群最重要且普遍的一套符号体系，应是人们对本群体之祖先起源于相关重要事件的记忆，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它以共同的祖先（如黄帝、檀君、亚伯拉罕）记忆来凝聚人群，并以历史事件（如黄帝与三苗之战）来造成，譬如，征服族群（黄帝之裔）与被征服族群（三苗之裔）之区分。无论是以图腾符号、山神信仰或是以 ‘历史来凝聚与区分人群，都涉及人们的记忆。‘我们，是我们所记得我们（we are what we remenber），这是许多社会记忆研究者一再强调的。[6]

其次，博物馆器物选择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塑造文化过程。“物的外观与内在蕴含的意义之间，经常没有直接的表达关系。但是，实体器物的形式风格，能够表现出文化群体成员在无限的可能选择当中，衍生出有限主题和组合范围，并且作为提供成员了解和认知世界的基本工具。[7]同时博物馆本身也对器物具有选择判断作用。“从博物馆的立场而论，博物馆所扮演艺术中介者的角色，定位、为艺术消费者与生产者间搭建了最具体的桥梁。而博物馆对于直接或间接取自生产者的艺术品或文物，加以重新加工、整理、归纳、以富含学术、教育的面相出现在艺术民众的眼前，使得艺术品或文物产生新的生命和价值。严格地点，博物馆就是一个中介团体，与个人的艺术中介者有所不同 ；个人艺术中介者具有较宽的独立发挥空间，他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解释作品，或以主观的理念为大众挑选艺术品。”[8]这种记忆选择，虽带有主观性，但是往往是相对客观地选择。毕竟“记忆所涉及的并非只是情绪、心像、观念、个体态度等面向，而且包含客观的文化变化。”[9]同时，人的认知在人与物关系中扮演重要作用。Lévi-Strauss 在《图腾主义》不赞同以情感、情绪来作解释。他认为“情感只是附属的因素，是果而不是因。他强调智性的思考（心智的结构）在人与动植物‘图腾的连结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他所提倡的结构主义重智性（intellect）而轻情感（sentiments）。他不接受实用功能主义（utilitarian functionalism）与情感有关的解释，例如功能大师Malinowski对于‘图腾与某些动植物的联系所提出的解释是：在原始人的意识中最先产生的就是引起情绪的食物的需求，图腾动植物常是该部族的主食； Lévi-Strauss也不同意Durkheim的功能论说法：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必须让构成社会的氏族稳固，而此稳固性要奠基与个人的感情，而为了有效的表达情感，必须籍着集体的仪式附着于固定的对象（图腾动植物）之上。Lévi-Strauss认为：自然界的动植物被选择为‘图腾并非因为‘适于食用（good to eat），而是因为‘适于思想（good to think），籍借图腾物能够展现心智结构‘对立的结合（the union of opposites）之原则。”[10]这种选择在不同历史形态下，有着群体意向选择的痕迹，从而形成集体记忆。即如王明珂指出“集体记忆并不如其词所表现的具有集体性（collectiveness）。在一社会群体中，不是所有人都有自然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它常被群体中部分人宣传为该群体的集体记忆，并在人际微动互动的社会过程（指亲近人群间通过语音。文字、肌体行为等等的展演、夸耀、模仿而产生的社会变化过程）之中，逐渐成为该群体之集体记忆。因此，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过程，以及其社会记忆之选择与组合，都是值得我们主要的。[11]

最后，博物馆器物诠释的多义性，也塑造出多元文化特性。学者Sahlins 认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历史性（historicities），不同的文化有其不同的文化结构，有的文化是规范性的结构（prescripitive structure），有的文化是表现型的结构（performative structure）前者如非洲的Nuer，有许多严格的社会组织，个人的行为像是社会规范下必然的结果；后者如夏威夷，没有严格的亲属组织，社会阶层，财产权多有相当大的弹性。因此，不同的结构社会就有不同的历史性。[12]因此，博物馆在形塑社会文化中，也是根据不同文化不同歷史性来规范结构。同时，这种多义性往往具有破裂性，因此往往借助历史想象。即“博物馆的展示无法消弭其必然存在的脉络破裂性与诠释性；可是，博物馆又善用人们基于经验主义而相信眼见为凭的习惯，透过拟像来掩盖其脉络破裂性去诠释性。博物馆能够让人民相信展示拟像，是因为博物馆能够激发人们对于历史的想象。” [13]即所谓博物馆依情景而创造（situated and contextual）。

总之，在形塑社会文化中，博物馆器物本身所承载的人、事、物，本身也是在形塑社会文化。同时博物馆器物选择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塑造文化过程。博物馆博物馆器物诠释的多义性，也塑造出多元文化特性。毕竟 “社会记忆媒介及其形式结构、符号，都只是人们用以表达、传递与操弄社会记忆的载体或工具，它们所以能传递社会记忆，乃通过社会中个人的认知与记忆。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习得即被教导如何认知，如何记忆与回忆。在习得认知、记忆与回忆的过程中，个人也学习接受各种社会记忆载体之形式结构（如历史、传说、神话、正史）即其社会意义。” [14]

参考文献

[1] 、[7]胡家瑜.平铺族群人形纹样器的型式与意义初探[A].叶春荣.历史·文化与族群：台湾原住民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2006：197、219.

[2]潘朝阳.空间、地方观与‘大地具先暨‘经典诉说的宗教性诠释[J].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0（3）：169-188.

[3]戴蕾.由物件的生命史看多元诠释的可能[J].国立历史博物馆学报.2015：127.

[4]、 [5]李丰楙、刘苑如.空间、地域与文化——中国文化空间的书写与阐释[M].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

[6] 、[11] 、[14]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97、140、136.

[8]黄光男.博物馆与中介者[A].从展览策划出发：博物馆实务研讨会论文集[C].国立历史博物馆台湾.1998：106.

[9] F.C.Bartlett著，李维译. 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M].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8：398.

[10] 胡台丽.百步蛇与熊鹰：排湾族的文化表征与诠释[A].叶春荣.历史·文化与族群：台湾原住民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2006：191.

[12]叶春荣.西拉雅平铺族的宗教变迁[A].叶春荣.历史·文化与族群：台湾原住民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2006：231.

[13]林崇熙.跨域建构·博物馆学[M].台湾： 台湾博物馆2009：60.

作者简介

徐春阳（1976-），男，泉州，中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