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胜蓝/文

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的新特征

■江胜蓝/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大量中西部农民离开世代相伴的土地，来到东部地区务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推动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纵览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都伴随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就业且逐步实现市民化。然而，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及全国一盘棋的国民经济等特点，使得我国农民工呈现出“潮起潮回”的特点。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伴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而壮大。然而，我国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又影响并引起农民工状态的相应变化。1988年底，三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导致大量“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作为“盲流”被驱出城市；20世纪末，国企改革导致大量跨区域流动农民工被送回原籍；2008年的金融危机，迫使大量农民工因为失业不得不从东南沿海地区返回户籍所在地。这三次“回流”在我国农民工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针对90年代末出现的首轮“回流”现象，学者们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出及回流因素的比较分析，将其归结为“民工潮”之后必然出现的“回乡创业潮”。2003年珠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则根据企业用工调查数据被归结为务工比较收益下降和“技工荒”两种原因。这期间，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是否达到“刘易斯拐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大量农民工返乡，大量学者才开始关注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和回流特征。这些研究大多是对农民工基于宏观经济的紧缩而做出的被动的暂时的回流行为，缺乏对农民工基于长期的甚至是终身利益所做出的回流选择的分析。

近年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达成了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共识。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公开提出“新常态”，并将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归纳为：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同时，我国政府也将经济新常态作为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调控的出发点。经济进入新常态，随之推动着农民工区域间回流也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会产生什么新变化？新特征是什么？将会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认真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对正确认识和积极引导农民工区域间回流、提升区域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极为必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新问题，需要新的研究方法。目前，学者们一方面认真学习和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新常态的有关论述，阐述经济新常态的观点；另一方面，大多采用归纳法，围绕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进行描述，如研究经济新常态对人口和税收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则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均衡分析等方法，重点研究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行为，力求揭示农民工区域间回流新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二、新常态前农民工回流的基本情况

本文所研究的是经济新常态下区域间回流，即2010年后的农民工区域间回流。为了便于准确叙述和分析，先需对农民工区域间回流的概念以及三次大规模农民工回流进行描述。

（一）农民工区域间回流的含义

“农民工”的提法是中国的一个“创造”，然而关于农民工区域间回流的概念界定尚无涉及。有少数学者曾明确提出了“农民工回流”的含义，却存在明显的学术分歧，主要集中在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回来多久算回流？回到哪里算回流？本文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对农民工概念的定义，回来6个月就属回流。对于后一问题，一部分学者以回到户籍所在的县域为标准，另一部分学者以回到户籍所在的村为标准。本文所关注的是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于区域的界定，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因此，本文认为，户籍在中西部农村，曾在东部地区务工6个月及以上，又回到户籍所在省份6个月及以上，即为农民工区域间回流。

（二）农民工的大规模回流

我国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流。第一次回流，主要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从城镇回到农村；后两次回流，主要是发生在区域间，尤其是第三次回流，主要是中西部农民工从东部地区回流到户籍所在省份。

第一次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同时国家相关政策也开始解禁对农民的限制，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农民工群体随之出现。这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转移方式是“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渠道。1980-1989年，乡镇企业每年新增就业707万人。1989年开始，出现了如潮流般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并逐渐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据调查，这一年农民工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00-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然而，1988年底，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为期3年的治理整顿，许多农民工被当作“盲流”从城市“清理”出去了，导致大量农民工不得不选择回流。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农民工才重新出现新高潮，以每年1000万左右的速度迅速增加，第二年就达到6200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1.07倍。

第二次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出现在20世纪末期。随着20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城市职工下岗，面临再就业，一些城市对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采取限制性措施，这便再次引发了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到2000年，全国每年有100多万人被送回原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进城农民工。时隔不久，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农民工的大量需求，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纷纷涌入，2002-2006年全国年均增长500万人左右。

第三次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受到了很大冲击，企业倒闭破产，农民工失业或减薪，进而又一次造成了农民工大规模回流。根据人保部2008年12月完成的《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截止2008年11月，河南等十省份农民工返乡总计485万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应对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2009年1月，提前返乡农民工数量约为2000万人以上，占农民工就业总量的15%。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剔除正常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受危机影响下岗或失业的农民工数量至少在1100万人以上。金融危机引发大量农民工回流之后，区域间回流现象持续至今。

表1 2008-1014年农民工规模情况表 （单位：万人）

图1 各种情况农民工数量年增长率

三、新常态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的新特征

（一）自2010年开始，农民工总量增幅逐年下降

国家统计局近7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相关数据（见表1）表明，农民工总量由2008年的22542万人持续上升到2014年的27395万人，年增长率分别是1.93%、5.42%、4.36%、3.89%、2.41% 和1.86%。从绝对数量看，无论是住户中外出农民工，还是举家外出农民工，都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可是，其增幅却在2010年出现拐点，由上升转为持续下降。

图1所示为各种情况的农民工数量年增长率。从图中可见，农民工总量、外出农民工、住户中外出农民工的年增长率和本地农民工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曲线的拐点都发生在2010年。从图中还清晰可见，举家外出农民工年增长率曲线出现了三个拐点，分别是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其中，2011年达到了最高点；2012年迅速下降，低于2009年；2013年有较为明显地上升，2014年却再次下降。同时，还不难发现：2010年之前，住户中外出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农民工总量以及本地农民工的年增长率依次逐渐变小；其后，按数值大小排序，又与之前完全相反，其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最小，外出农民工、农民工总量以及本地农民工依次增大。

（二）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民工的能力持续增强，该地区农民工稳步回流

区域间回流现象既是东部地区的企业升级改造迫使中西部外出农民工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也是中西部地区近几年经济发展的召唤，吸纳回流农民工的能力不断增强，后者是主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列出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民工数量表（见表2）。从表中可看出，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逐年显著增加，随之吸纳农民工的能力逐渐增强，这是“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结果。

表3为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在省外务工的分布情况。从表中可见，2008年以后，无论是中部，还是西部，农民工赴省外务工的百分比都呈逐年下降趋势。

随着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的积极承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2014年上半年，除山西省外，中部地区其余5省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11%以上，不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高于东部，从而为本地区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不仅如此，在收入结余方面，到东部务工的中部、西部农民工都低于在本地区务工。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部农民工在中部、西部分别比在东部多获得64元/月和130元/月；西部农民工在中部、西部分别比在东部多获得228元/月和90元/月。

很显然，再就业机会增加、收入结余更多，促使中西部农民工更倾向回流到户籍所在省份务工，从而根本改变了我国农民工长期“西→东”流向的局面，使得劳动力要素在区域之间发生重新配置。

表2 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民工数量 （单位：万人）

表3 中西部外出农民工在省外务工的百分比（单位：%）

（三）区域间回流速度趋于平稳，主动回流占比显著增加

2010年之前出现的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均为宏观政策或经济影响所致，属于大规模、集中性爆发；其后持续的区域间回流现象则大多是农民工基于自身利益选择的结果。在新常态下，回到户籍所在省份将成为越来越多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理性选择，由此也将出现相对平稳的区域间回流。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2011年全省农村劳动力省外输出规模首次出现减少，2012年全省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就业规模首超省外输出就业，省内转移就业增长18.33%，省外输出就业减少7.3%。

进入201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已逾30年，30多年的候鸟式流动使得许多农民工有了强烈的市民化愿望，除了务工收益之外，他们开始考虑落脚问题。面对东部地区高昂的居住和子女教育成本，感到留在东部地区实现市民化无望，许多农民工便毅然选择回流到户籍所在的省份，期望能在本地市民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年，在中部务工的农民工为5793万人，是2008年1859万人的3.12倍，在西部务工的农民工为5105万人，是2008年2165万人的2.36倍，可是东部仅增加64.84%。

（四）中青年农民工回流明显增加，且以“举家外出”形式为主在本地务工

随着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善，在就业机会、收入结余增加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农民工选择回流到户籍所在的省份，一改新常态前主要由于年龄、体能、伤病等原因选择回流的是中老年农民工群体的状态。

我国农民工在做迁移决策时，必须考虑家庭的最终发展及其养老保障的问题。农民工回流决策不仅是一种个体基于利益权衡的理性选择，而且更是受传统家庭本位主义影响的行为。随着农民工群体收入的提高，他们更加倾向于选择“举家外出”的务工形式，进而融入务工所在的城镇，实现市民化。

随着中青年农民工的回流，他们不仅带回了熟练的生产技术、较为先进的理念和意识，而且还改变了农村长期以来“老弱病”留守的局面，给新农村建设注入了先进的新生力量，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随着四川省从2008年的830万省内转移就业劳动者数量逐年增到2012年的1291.87万，四川省的城市化率进程从2008年的37.4%增长到2011年的41.83%。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2010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幅逐年下降，中西部吸纳农民工的能力却持续增强；中西部农民工稳步回流，致使区域间回流速度趋于平稳；主动回流占比显著增加，尤其是中青年农民工回流明显增加，且以“举家外出”形式为主在本地务工，这正成为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农民工区域间回流的新特征。

图2 在劳动力需求不变情况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东部劳动力均衡价格（以及均衡数量）的影响

图3 在劳动力需求变化情况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东部劳动力均衡价格（以及均衡数量）的影响

四、新常态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数量占比超过1/3，随着农民工总量增幅逐年下降、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稳步回流及其以“举家外出”的形式在本地务工等新特征的出现，劳动力要素将在各区域之间重新配置，进而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项要素中，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最主要的动力；劳动力要素变化影响经济，其本质在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劳动力供给及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出发，分别研究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东部和中西部的影响。

（一）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东部地区的影响

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随着东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成本逐渐丧失竞争优势，企业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工资的提高使得生产成本增加，随之难以盈利；另一方面不提高工资水平，就招不到工人。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只能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一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滞后于工资的增长，在微观层面上就会出现企业经营困难，在宏观层面上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东部地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然选择。

1.区域间回流对东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现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对东部劳动力市场进行简单分析。如图2所示，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为均衡点，随着农民工回流到户籍所在省份，对东部地区劳动力均衡价格（P）和均衡数量（Q）都会产生影响。图2所示为在劳动力需求不变情况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东部劳动力均衡价格的影响。从图中可见，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会导致均衡价格上升和均衡数量的同时下降，即工资上升，部分企业出现用工缺口。

图3所示为在劳动力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供给减少对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影响。从图中可见，随着农民工回流到户籍所在省份，东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下降，供给曲线从向左上方移至与其同时，东部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由上升至显然，如果东部这时的其他条件不变，劳动力均衡价格将会上升。

2.东部劳动力成本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借鉴姚先国、曾国华的“工资-投资-生产效率”研究方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示为：

图4 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作用区间图

2010年之后，东部农民工的收入已经进入“激励过度”区域，企业难以单纯通过工资水平的提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需要企业改变生产方式，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使现有的工资水平处在新的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作用的“合理激励”区域。同时，在一段时期内，还可继续通过工资的增加再次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随着农民工的区域间回流，对东部形成了“倒逼”，即劳动力供给不足或短缺，迫使企业采用更高的技术投入或转型。

（二）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

如图5所示为劳动力需求不变情况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中西部劳动力均衡价格（以及均衡数量）的影响。其中，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为均衡点。随着农民工回流到户籍所在的中西部，就会对该地区劳动力均衡价格（P），以及均衡数量（Q）产生影响。从图中清楚可见，需求不变，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将会导致均衡价格下降及均衡数量增加，即工资下降，且存在部分过剩劳动力。

图5 劳动力需求不变情况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中西部劳动力均衡价格（以及均衡数量）的影响

图6 劳动力需求变化情况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中西部劳动力均衡价格（以及均衡数量）的影响

图6所示为劳动力需求变化情况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对中西部劳动力均衡价格（以及均衡数量）的影响。从图中可见，劳动力需求随着企业的增加而增加，直至新的均衡点移到这时，劳动力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都上升。在中西部农民工回流到当地时，不仅该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可观的劳动力，而且还承接了大量从东部转移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增添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就是这样，中西部劳动力需求显著增加、促使工资不得不上涨。很明显，理论分析与实际情况一致。

目前，中西部的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作用还处于“合理激励”区域，提高工资水平可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如此，随着务工收入的提高，也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回流，这有利于当地更好地承接劳动密集型企业，保持市场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五、新常态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的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新常态预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转变为技术密集型，机器换人，农民工需求量显著减少；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将转移到中西部以及本地区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都加快了中西部农民工的回流速度。毫无疑问，经济新常态呼唤东部转型升级，转型升级则需要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导致出现新常态下农民工区域间回流的新特征。如何积极应对并快速适应，这是各级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命题。

（一）大力培养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高级技工

随着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机器换人，使得“技工荒”现象已成为一种常态。这需要从学历职业教育和在职技能培训两个方面下手，尽快培养出一批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高技能人才。首先，要抓紧研究并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鼓励高职院校、培训机构与需求企业在技术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战略合作，优先解决关键岗位技术工人的培养问题。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进行平台建设，帮助高职院校、培训机构与需求企业迅速对接，并监督双方，保质保量地完成人才培养订单。

（二）尽快完善高级技工的各项社会保障

随着农民工经济状况的改善，“举家外出农民工”将成为农民工的主要流出选择。因此，东部要吸引高级技工流入并留住，除了提供较高的工资外，还需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例如子女教育以及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申请等方面的问题，并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帮助高级技工在当地实现市民化。同时，要注意东部培养的中西部农民工，因市民化障碍回流而出现的“走廊效应”问题。

（三）积极帮助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2009年以来，国家先后设立了6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部分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可是，政府还有必要积极发挥中介桥梁的作用，帮助中小企业与中西部进行顺利对接，切实完成产业转移。实际上，浙江省政府已先行，曾牵头帮助产业集群与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实现对接，如嘉兴市嘉善县罗兴街道的传统企业整体已在2012年就搬到江西省永新县，入驻由嘉善罗兴街道与江西永新县共同创建的园区。

（四）抓紧研究并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农民工群体中的大部分人群必将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均与户籍制度挂钩，同时农村户籍又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等权利密切相关，这些都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随着东部的转型升级、中西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对此，要抓紧研究、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单位：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国家智慧城市培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