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根

[摘要]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不是企图投靠德、日的反共卖国阴谋，也未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德国的调停拖住日本，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华北事变，以免中日发生全面战争，双方“同归于尽”。此外，也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准备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准备联苏抗日，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反苏阵线。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蒋介石决定终止德国的调停。

[关键词]蒋介石；汪精卫；德国；苏联；中日冲突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3-0088-06

1935年10月，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关于此事件的过程，王益：《一九三五年德国对“调解”中日关系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作了描述，但该文认为“蒋介石、汪精卫企图投靠德、日的反共卖国阴谋虽未实现，但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权为消灭中国共产党、保住自己的统治，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反动本质”。事件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一、 蒋介石、汪精卫要求德国调停

1935年9月，德国人贝德（Paul E.Beede）在私人信件中说 ，汪精卫和蒋介石已一致同意寻求对日和解。满州问题暂悬不决，中国愿与日本一致反对苏联，并希望“德国加入此联合”。 此项提议不拟经正常外交管道向德国提出，而拟以克里拜（Hermann Kriebel， 希特勒亲信，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原德国驻华第二任军事总顾问）和纳粹党为中介。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国方面考虑聘请德国经济顾问，贝德认为这对德国会造成进一步的结果：“届时对日本和满州的商务关系将不再遇到麻烦。”无从得知贝德的身份和其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但贝德的信件透露以下几层意思：1、汪、蒋一致同意对日和解；2、中国政府暂时搁置东北问题；3、中国愿意与日本共同反苏，希望德国加入；4、中国方面考虑聘请德国经济顾问。10月中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3天时间的讨论，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内容为：（1）中日妥协的可能性。（2）中、德、日在经济和反共领域合作的可能性。（3）为着手三国间的合作，德国是否愿意担任中介人？同日本关系较好的原德国驻日大使佐尔夫（Wilhelm Solf）可在中日间调停。（4）中国欢迎德国方面采取这一行动。德方的档案说，该备忘录系菲尔霍尔策（Edmund Fürholzer，德国海外贸易公司驻上海代表）、汪精卫和蒋介石经3天商议后就中日和解和建立反苏阵线问题达成的协议。①

蒋介石、汪精卫何以此时要求德国调停中日冲突？他们真的希望中日实现和解和建立反苏阵线吗？他们企图投靠德、日，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吗？

1933年《中日塘沽协定》签署后，日本使出软硬两手策略：侵华日军按照预定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华北大肆扩张侵略势力，而日本外务省积极策划利用外交手段征服中国的阴谋。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中日塘沽协定》签定后，日军直接军事进攻的势头减缓，蒋介石企图对日实现妥协，因此积极推进“中日协调外交”，以便集中力量“围剿”工农红军。1933年7月 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华北军队除一部分留驻外，其余全部南调，向江西集中。其时，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华拥有利益的列强自顾不暇，无力与日本在中国互争短长，南京国民政府只有依靠自己与日本周旋。而1934年美国的白银政策给中国财政金融造成致严重打击，日本外交家们摆出的对华友好姿态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亲日派中引起了反应，他们主张缓和对日紧张关系，幻想依靠日本给予援助摆脱困境。南京国民政府内的亲日势力逐渐上升。1933年8月，主张对日取强硬的外交部长罗文干和次长刘崇杰被免职，由汪精卫自兼外交部长，亲日派唐有壬任外交次长。10月28日，英美派首领宋子文宣布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其“联合英美，抵御日本”主张不受蒋、汪欢迎。

受到亲日派影响的蒋介石打算寻求对日和解。为表示对日本的“诚意”，1934 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达成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协议，7月正式通车。同时，南京政府在榆关设立税关，在长城各口设置5个税卡。这就等于默认了“满洲国”。 7 月3 日，蒋介石公布实行新的海关税率，对主要从日本进口的各种商品给予优惠，日本称之为“亲日税率”。1934年秋，由蒋介石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在《外交评论》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1934年12月）发表。在此文章中，蒋介石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敌则两败。”他向日本表白，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已“明白放弃容共政策”，“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日本“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这是“根本的错误”。“打开中日僵局的主动，当然在日本。但……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之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人民应洞明大义，不作苛求，当局应忍辱负重，掬示忠诚。”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J].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这表明，蒋介石一面力求对日妥协，一面又希望日本当局理解国民党政府的苦衷，不要逼迫太甚。

日本政府积极响应蒋介石的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1935年1月22日，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表示要实现“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日本政府要和国民政府派高级官员互访，以“调和感情”和“增进邦交”。25日，广田又公开表示在本人担任外相内不会发生战争，并派遣驻华公使有吉明和武官铃木美通中将赴南京活动，摆出了对华“亲善”的姿态。

中国方面随后跟进。1 月29 日，蒋介石接见铃木美通。30 日，又接见有吉明。汪精卫也于1 月29日与有吉明进行会谈。在谈话中，蒋汪表示中日应该亲善。2月14日，蒋在庐山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再次阐述中日提携的必要性和对广田演说抱有厚望。2月20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身份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就广田演说发表谈话，指出：“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既有过去如此悠长的历史，现今所发生的纠纷，终归是可以用双方的诚意来解决的”，广田演说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大致吻合”，“中日两国间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正风.第1卷第6期。

当时担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王宠惠正在上海，准备归任。2月，蒋介石请王宠惠取道日本转欧洲，去日本交换“亲善”意见。2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取消抵制日货令》。20日，下令“禁止排日排货言论”。27日，蒋、汪联合发布《废除排日命令》，并明令修改所谓“有碍对日邦交”的教科书内容。3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联名下令各地党部停止排日活动。15 日，教育部通令禁止使用有反日内容的教科书。5月，中日公使馆同时升格为大使馆，以表示“调整邦交”的“诚意”。6月1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敦睦邻邦令”，禁止发表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言论和组织抗日团体。从此以后，报纸刊物再不允许出现“抗日”字样，只能以“抗×”来表示。9 月8日，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访晤日本外相广田，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三项基本原则：“一、中日两国彼此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之完全独立，即完全立于之平等地位，如对于中国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也；二、中日两国彼此维持真正友谊，凡非真正友谊行为如破坏统一，扰乱治安或毁谤诬蔑等类之行为，不得施之于对方。三、今后中日两国间之一切事件及问题，均须以平和的外交手段从事解决。再上海停战协议、塘沽停战协议以及华北事件等须一律撤销，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日本承认上述各条件，吾国设法停止排日排货，并置满洲问题不谈，中日两国经济在平等互惠贸易均衡原则下可商量提携，凡于两国有利者固当为之，于日本有利于中国无害者亦可商量。倘经济提携成绩良好，两国之民互不猜疑，并可商量军事。”[1]（640-641）10月4日，日本外、陆、海三相达成《对华政策谅解》，认为“可以签订有关制定日华两国亲善合作关系的总协定，其次签订规定日满华新关系所必需的协定”。[2]（179-180）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迎合日本外务省的要求，采取种种措施，试图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亲善提携”，但日本军部还是在华北策动了一系列事变，逼迫南京国民政府签署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中日关系依旧紧张。

如果能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解决中日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会对日态度强硬。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在华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西方大国和国联的干预、调停和援助，结果令人失望。1935年2月8日，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伦敦会见苏联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时抱怨道：中国时局危急，“实际上，三年多来中国是在孤军抗击日本。在沙场上抗击，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对付日本，这很不容易。但是，中国特别是南京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在此期间，中国一直寻求支持并希望西方合怍，这里指的是国际联盟以及美国。中国对英美希望尤深，因这两国较之他国更加关心远东事务，也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帮助中国人民维持独立。然而遗憾的是不得不承认，西方实际上对中国毫无作为，国际联盟只是发表了一些笃信宗教的宣言，这些宣言没有挡住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美国对中国总体上说是很友好的，可是过去三年中这种友好态度并未落到实处，美国人写了一些抗议照会，日本人则将其束之高阁收在外务省的档案里。美国人做的事仅此而已。近来，美国在经济领域对中国的打击非常严重。由于一年以前实行了白银政策，美国开始加紧收购白银。结果是中国白银涌入美国，数字惊人。”“英国政府并不比美政府稍好，也是用花言巧语，靠做一些决议来安慰中国，但当要认真办事时，就让中国听凭日本支配。三个月前，赛蒙（英国外长——引者）同我谈话时声称英国特别关心让中国保持领土完整和独立，但是赛蒙只字未提帮助中国克服困难。”[3]（46）确如郭泰祺所言，当日本制造华北事变时，英、美采取冷淡态度。当日本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何梅协定》时，英国在接到中国通报后，曾几次向日本表示对事态的关注，但因日本不予理睬而无可奈何。美国对华北事变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肯同英国合作采取共同行动。国民政府抱怨美国对处于困境的中国采取“冷淡态度”。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Phillips），Washington， June 17， 1935[A]. the U.S. Dep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35，the Far East[C].Washington，1955；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Phillips）， Washington ，July 1， 1935[A].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35， the Far East[C].蒋介石指望英、美不成，企图通过与中日关系都良好的德国调解中日争端。

蒋介石、汪精卫和日本互相“亲善”的倾向愈浓，在中德、德日关系逐渐升温的情况下，为应付华北事变的危局，蒋自然想到由与中日关系都良好的德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实现中、德、日合作的方案。

二、 蒋介石争取德国调停的目的不是投靠德、日而是为了抗日

表面看来，蒋、汪计划是为迎合德、日胃口而精心炮制的。它既满足了广田三原则中的中日经济提携和共同防共的要求，又符合德国反共和发展德中经济关系的要求，如此使德国愿意调停，日本又可能接受，以实现中日和解和建立反苏阵线。实际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德国的调停拖住日本，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华北事变，以免中日发生全面战争，双方“同归于尽”。此外，也想为中国的抗战赢得准备时间。

此时，蒋介石正准备联苏抗日，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反苏阵线。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面前，鉴于对国联与西方大国干预的失望，不得不在对苏关系调整上，采取主动，希望越过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同苏联建立抗日的军事联盟。与蒋介石、汪精卫提出德国调停中日冲突的备忘录的同时，1935年10月18日，蒋在孔祥熙的陪同下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蒋说，中国定将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那么来源都是一个。他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说，我问：“他指的究竟是什么协定。他回答说，中国与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非表面性的协定。 实际上他想就下列两个问题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1）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定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谈话间他强调，他不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提出这个建议的，以此暗示他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2）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鲍格莫洛夫在该电报的末尾说，在会见蒋介石之前，我同孔谈话时，孔看起来心绪不宁，他说他能秘密告知我一个情况： 日本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签订反苏军事协定。日本人说，不稳住中国战场，他们就不能对苏开战，所以日本必须在华北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如果蒋介石同意缔结军事同盟，那么日本人就不会反对南京对华北诸省的主权，否则他们扬言要‘捣毁南京政府。”“接着，当谈到战争危险总的增长情况时，孔说，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乃至不管中国政府向日本做出什么允诺，一旦日本与第三国开战时，不管同哪国——苏联还是美国，中国人民定将迫使那个政府抗日。”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A].1935年10日19日急电.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8卷：537—538.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C].

这就清楚地表明，蒋介石让德国调停，目的是稳住日本，防止华北局势的恶化，争取备战的时间，南京国民政府是决心抗日的。

苏联由于华北事变的发生，受到日本的威胁，特别是对日本1935年10日抛出的广田三原则及中国的态度感到不安。广田三原则第三条说：“防止赤化，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方法。赤化运动发源某国，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4]（641-642）中国对此条的答复是：“中国北边一带之境界地方应如何防范赤化，若日本完全实行中国所提中日亲善之三大原则，则中国在不妨碍本国主权独立原则下，拟与日本协议有效之办法。”[5]（56）为防止中日妥协造成对苏联的不利，苏联政府很快同意了蒋介石提议的中苏谈判。蒋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高兴。事实证明，蒋介石并不准备接受广田三原则，而愿与苏联结成反日联盟。1935年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函鲍格莫洛夫说：“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尽管程度比前较小，蒋介石仍在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节节退让，虽然很有可能他目前的这些让步，只是为赢得时间而采取的灵活手段，希望双方的力量对比变得对中国有利”。[6]（49）这就进一步证明蒋介石希望借助德国调停中日冲突，“只是为赢得时间而采取的灵活手段，希望双方的力量对比变得对中国有利”。1936年3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分析说：“近据各种线索获得的几件情报，确证蒋介石甚至准备武装抗日。我想，他的确在进行准备，以防万一。但他的主要方针仍然是力图赢得时间，希望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取得外来援助， 首先是英、美和国联的援助。当然，同时也希望维持与苏联的最密切的关系，希望利用未来的日苏战争，后者当然是蒋介石和许多中国人的最大希望所在。”[7]（51）

三、 蒋介石终止德国的调停

汪精卫委托菲尔霍尔策将这份备忘录带回柏林，同克里拜一起呈送给希特勒，并要求弄清希特勒的看法。如果希特勒原则上同意中国方面的建议，南京国民政府将通过外交渠道同德国联系。

蒋、汪计划引起了希特勒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的兴趣。后者正在同日本驻德武官大岛就反共产国际协定举行秘密谈判。里宾特洛甫没有透露蒋、汪计划，但向大岛试探日本对德、日联合中国签订反苏协定的态度。大岛说：“日本军方对同中国和英国达成和解感兴趣”。里宾特洛甫认为德国像日本一样，需要战略原料，中国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大岛对这种看法表示谅解。[8]（830）

鉴于日方的态度，希特勒原则上表示同意蒋、汪计划，德国在中日之间调解。11月5日，克里拜拟定了一封给汪精卫的电报，这封电报是由菲尔霍尔策用密码发给在上海的妻子，由他妻子呈交给汪精卫。内容为：“我很高兴地报告，德国总理对中、日和解表示至高的兴趣。元首对您的建议和友好的信任表示感激。协商已准备就绪……同时元首要求您不要使用外交渠道”。克里拜要求汪精卫不要相信佐尔夫大使，同时询问拟议中的合作采取何种形式和德国在这方面以何种方式对中国有用。[9]（829-831）

希特勒一开始对蒋汪计划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同意，有以下原因。首先，德国担心如果中国知道德日就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在秘密谈判，会对德国抱怀疑态度。如果将中国容纳在德日协定中，会消除中国的“误解”。其次，中日之间若达成谅解，会促进德国对中、日的出口贸易。[10]（830）再次，中日德结盟，可恢复德国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的投资和贸易，并在中国重建工作中捞到不少好处。最后，中日和解，同德国合作，会增加对德国的对手英、美、苏的牵制力量，符合德国的对外战略。

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逖（Herbert von Dirksen）反对德国调停。他认为由于币制改革和中国对日谈判采取拖延策略，引起了日本的不满。日本对华态度是“怨恨和怀疑的混合物”，这种态度很容易招致日本“采取新的武力行动”。“日本极为怀疑南京政府关于在东亚问题方面参与经济或任何其他活动的所有建议。此外，尽管不太可能，但万一这些建议实现，它们将使德国卷入中日争论”。[11]（864-865） 要求德国政府在处理蒋汪计划时，考虑他的看法。11月底，狄克森自东京再次报吿日中紧张关系显著恶化。日本认为中国币制改革显示南京亲西方派重新抬头，并系有意以英国为奥援打击日本。蒋介石对于在日本导演下的华北五省自治声明所采取的有效对策，被认为是（日本〉外交上的失败，并使不满情绪，尤其军方的不满情绪，继续升高。在日本，由于这种紧张情势，中国所有关于德国加入东亚经济政治发展的建议，率皆被用格外怀疑的眼光看待。若实现这些建议，则德国将卷入冲突。[12]（176）

德国鉴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担心调停可能被日本拒绝，甚至引起日本的不满，危害德日战略关系，因此采纳了狄克逖的建议，决定暂不调停。12月7日，里宾特洛甫给正在赴华途中的克里拜发了下列电报：“由于局势因最近的事态而发生了变化，极为混乱不清，你应以拖延方式来处理此事，以防止蒋介石就此事采取正式步骤，因为由我们进行调解在目前是根本不可能的”。[13]（342）加上汪精卫在11月初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被刺受伤，蒋汪计划失去了主心骨，这次德国调停亦就夭折了。狄克逖在1936年1月1日给德国外交部高级参赞埃德曼多夫（Otto von Erdmannsdorff））的信中表示：让中国参加德日谈判的想法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日本将中国视为其势力范围，这意味着调解中日关系的企图将被看成非份的干涉而遭到日本的拒绝。[14]（956）

1月5日，蒋介石在上海访晤汪精卫。据汪吿知克里拜，蒋介石完全同意“在柏林所谈及之措施”。克里拜仅只声明，他乐于将中国“所希望的（德国）协助方式”转达柏林。[15]（177）此时，蒋介石已对德国的调停不感兴趣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正在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接受蒋介石关于外交的建议案。蒋在讲话中提出了“和平”、“牺牲”的原则，即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刻，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蒋又声称：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这表明，一方面，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南京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后来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国民党五大提出的中日关系的“最后关头”一词作了明确说明：“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不签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16]（666）

日本一直在逼迫国民党承认“满洲国”，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更严重侵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日本加紧了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华北危机达到高潮。11月25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一批人聚众向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时，日寇又唆使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迫使国民党对日态度不得不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南京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变动，特别对行政院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的改组，反映了以下新动向：（1）在国民党内部， 抗日的力量在上升，大部分部长由亲英美派人士担任，亲日派遭到排斥；（ 2）改组后的南京政府中，包括国民党各派系的成员，党内团结有所加强。从邀请德国调停中日冲突的角度看，预示着蒋介石将终止这方面的工作。

四、 结 论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不是企图投靠德、日的反共卖国阴谋，也未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德国的调停拖住日本，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华北事变，以免中日发生全面战争，双方“同归于尽”。此外，也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准备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准备联苏抗日，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反苏阵线。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蒋介石决定终止德国的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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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emorandum by a Deputy Director of Department III[A].Berlin ，November 18，1935. DGFP， Series C ， Vol.4[C].

[10] Memorandum by a Deputy Director of Department III[A].Berlin ，November 18，1935.DGFP， Series C， Vol.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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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mbassador Dirksen to Senior Counsellor Erdmannsdorff[A].Tokyo ，January 1，1936.DGFP， Series C， Vol.4[C].

[15] 德国的调停行动[A].郭恒钰、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C].

[16] 蒋委员长于五届二中全会讲：御侮之限度[A].1936年7月13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C].

（责任编辑：柯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