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元超



穿透“战争的迷雾”
——读《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

文/杨元超

《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一书的作者加列耶夫大将，担任过苏联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和军事科学院院长，在长达5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曾作为基层指挥员全程参加了卫国战争，作为苏联驻埃及军事总顾问参谋长参加指挥了中东战争，并作为兵团司令指挥过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他丰富而传奇的军旅经历和常人不具备的地位和视角，使他对卫国战争发生的背景、苏军前期失利的原因、战争中的经典战例及其经验教训的分析，与那些书卷气重而缺少军旅经历的学究、一般地进行回忆和总结的战争亲历者和热衷“战争秘闻”的野史作者相比，更有一点不一样的视野、格局和手段。

虽然这本书以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以一个个小传的形式，介绍了斯大林和每一位苏军统帅部成员、主要方面军指挥员在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和表现，但它并不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故事书或者充满奇闻轶事的回忆录，有的地方甚至十分枯燥并充满说教意味，但是背后却处处可见作者深刻而冷静的分析，和对战争科学而系统的研究，体现着一个职业军人对战争的敏感和浓厚的家国情怀，生动诠释了拿破仑所说的 “研究和思考伟大统帅们的战争是研究军事科学的唯一正确方法”这句话的含义。

战争是检验指挥员的试金石

《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

通过阅读作者所介绍的苏军将帅们在二战中的表现，一个最大的体会是，战争是检验指挥员的最好的试金石。一批在和平年代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脱颖而出，在卫国战争中独当一面的元帅和大将们，除了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等少数外，多数人在战前的军衔只是少将甚至上校，担任的职务往往只是集团军一级部队的作战处长或者参谋军官，很多人甚至身陷囹圄，但是他们在战争初期一溃千里的危急关头被委以重任，短短几年就成长为指挥上百万人作战的优秀将领。战争成就了一些人，如果没有战争，巴顿、蒙哥马利、巴格拉米杨、科涅夫这些赫赫有名的将领，可能只是参谋部里一些穷酸的、被人认为不变通的参谋军官。一切的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嫉贤妒能都在战争中被剥去华丽的外衣，庸才落荒而逃，只有真正勇敢和敢于牺牲的军人和真正智慧超群的将领才能经受住残酷的淘汰。

相反，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这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叱咤风云、深受斯大林信任的名将，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战争，苏联红军在他们的指挥下节节败退，并在基辅和明斯克的合围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梅赫利斯等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以整人为业、风光一时的披着军人外衣的政客，一旦被推到前线决策者的位置上，便束手无策，军灭身死。这些经历了20年和平环境、位高权重、身居中枢、深谙官场之道的高级将领被战争自然淘汰，然而巨大的失败却已经造成。作者总结这段教训时不无沉痛地说：“首先在军事领域营造一种对政治阴谋家和蛊惑者绝不姑息的氛围，他们是现代的梅赫利斯，总是对与自己无关的复杂军事问题轻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不能容忍军队里的野心家和好出风头的人，他们虽然时刻准备担任领导，但从不认真考虑自己如何担当这一职责。总之，我们不容忍所有不称职和不求甚解的人。”

在机械化战争时代，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的对抗往往是一个长期过程，双方往往要经过进攻、防御、相持、反攻等多个阶段，承受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消耗，其各级指挥员也会经历一个自然选拔和淘汰的过程。然而，信息化战争时代，随着军事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精确打击和有限战争成为主流，有时几个小时就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走向，不给我们亡羊补牢的时间和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在和平年代选拔出适合未来战争的军事人才成为重中之重，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应当在选拔人才上向打仗看齐，把真正能够适应未来战争发展需要的优秀指挥员而不是政客选拔到重要的岗位上去。

血性与胆量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克劳塞维茨说过：“我们的职位等级越高，思维、理性和理解力在行动中就越起主导作用，而属于感情性质的胆量则退居次要地位，因此我们很少能在身居高位的人中找到它，正因如此，这些人身上的胆量就更加值得称赞。”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只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对于冲锋陷阵的一线官兵来说，胆气和血性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制胜法宝。对于掌控战争发展甚至人类进程的统帅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来说，血性和胆气的作用也丝毫不亚于智慧和谋略。

斯大林把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指挥员、波兰人索克洛夫斯基元帅亲切地称作“我的巴格拉季昂”。巴格拉季昂，是俄罗斯军队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以5000断后的孤军与拿破仑指挥下的3万大军展开遭遇战，为大部队撤退赢得了时间，并带着法国俘虏和缴获的法军战旗全身而退，库图佐夫用这些战旗铺地迎接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而这位勇将在与拿破仑大军在莫斯科城外的遭遇战中，跃马冲锋而死。戈沃罗夫、梅列茨科等在列宁格勒和其他重要战略方向独当一面的苏军名将，他们的共同点是能够在强敌压境、军心不稳、指挥混乱的危急时刻承受住巨大的压力，挺身而出并承担起责任，经过充分的思考后敢于做出决断并勇于与处在绝对优势地位的敌人作战，为了战胜敌人大胆地制定作战计划、调动和使用兵力，经得起巨大的失败和非难，这是一名将领血性和胆识的最高体现。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损失的将军就有600多名，在战争初期的损失尤其惊人，即使在1942年后逐步获得战争主动权后，在局部战场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失利，许多优秀的将领也遭受过降职、撤职甚至投进监狱的处分。

受西方媒体宣传的影响，我们在传统思维认识里，总是感觉苏联红军在二战中所取得的胜利都是靠尸体堆起来的。然而事实上，许多优秀的苏军将领都对战场有着既统揽全局又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擅长进行大量复杂和精密的计算工作，在坚决完成既定作战目标的同时，都力争将牺牲降到最低限度。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等方面军级的指挥员，经常深入前线和基层，了解官兵疾苦，而绝不是崇尚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把人命当数字、当儿戏。

创造性地运用战争法则是胜利的不二法门

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各自的战争指导思想、发展水平、面对的敌情环境各不相同，但是都是创造性地运用战争法则取得胜利的典范。中国革命战争的精华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运动中充分消耗并拖垮敌人、寻找战机，在局部和具体战役上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力争歼灭敌人一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体上逐步转变为优势。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苏军将领更加擅长利用人数和装备数量上的优势，运用战略欺骗等手段，集中攻击那些力量最不容易展开、敌人最容易依托地形和天气展开防守而且兵力最雄厚的突出部位和重点部位，与敌人进行硬碰硬的较量。这种方法不仅广泛运用于大纵深进攻作战中，托尔布欣等将领还成功地运用这种方法组织了大纵深防御作战，合理配置兵力和装备进行积极防御，利用炮兵优势广泛运用“炮火反准备”等手段，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然而战争的经验并没有完全失去作用，从海湾战争开始，美国大肆鼓吹高技术条件下低伤亡甚至零伤亡的精确打击、非接触作战，仿佛传统的战争形态都已过时，新概念武器装备起来的美军已经无敌于天下。作者在当时就清醒地指出：“近期，在科学预测的同时实施了一系列信息行动，目的是将美国的局部战争经验绝对化，在许多情况下，把明显不切实际的离奇思想强加于我们，带有一定的情报欺骗的成分。”当美军深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沼，面对伊斯兰国严重威胁中东安全而束手无策的时候，作者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苏军面对游击队的困境之成因的分析和思考，尤其是对维持补给线需要的惊人兵力的提醒，则显示出了它的现实价值。

造成“战争的迷雾”的往往是研究者本身，包括种种功利动机和偏见，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为之。作者的超越之处，就在于他用冷静的分析打破了在研究战争过程中所存在的种族、意识形态、文化等偏见。当西欧和美国以他们狭隘的观点来定义世界上的战争和统帅、把世界战争史写成欧美战争史的时候，这位大将不是简单地自卖自夸，而是指出研究将领和战争的现实意义和欧美战争对于整个人类战争研究的局限性。当人们普遍把卫国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归结于斯大林一人的时候，他仔细阐述了当年苏联的军情、国情、社情、敌情，让人们不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不是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的同时，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墨守成规和纸上谈兵是愚蠢的，然而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战争并从中汲取有益经验也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这也正是《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的价值之所在。★

责任编辑：曹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