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甜



军装的每一道褶皱
——《被一粒硝烟洞穿》采写手记

文/王 甜

诚实地说，纪实散文集《被一粒硝烟洞穿》里面的每一篇，源头都来自上级的一道命令。“去采访一下，写一写。”很随意的，但仍然是命令。我便背起一个有着无数暗格、拉链与功能袋的挎包出发，去陌生的地方，与昨天都还不认识的人见面、握手，让他们领着我，走向庞杂的回忆。

车驮着我，路都在远方，无数摇摇晃晃。有一次采访归来撞见夕阳，橙红的圆如同饱满的句号，轰然下坠。我们的车兴奋地加大油门，披着霞光奔它而去，像要努力挽回一次日落。

大多数时候，我们假装与光阴赛跑，假装这种追逐会有胜负，实际上谁都明白，在时间面前，转瞬即逝的个体生命根本不具有参赛的资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日出日落，纯属自然，意义都由我们赋予。我们活，我们写，只管依照独立的价值标准去定义事实，寻求一个逼真的比喻。

曾在一个被表彰的技术型团级部队里待了半个多月，采访了五六十位基层干部，感觉材料已足，准备撤了。得知我要走，一位团级领导专程让司机接我到他开会的地方，和我细细碎碎谈了一个小时：他的施政方针，他引进了多少人才，他修了多少幢职工住房……和之前收集的鲜活素材比，这些数据像一只只没有眸子的眼睛，空洞到可怖。而它们却是这位领导所能够提供的仅有。我礼貌告辞。

《被一粒硝烟洞穿》

数月之后，2万字的稿子终于完成，作品送到部队审核真实性。那位领导看完，脸上没有表情。他貌似客气地说，我让人把单位部分领导和你写到的人物都集中起来，大家来谈一谈吧。

会议室，大会议桌，一圈人。由荣誉室的解说员来念我的稿子，念完第一部分，众人不吭声，目光指向那位领导。领导说：我不谈，我不谈，我一谈了意见你们就不好谈了。于是其他人发言，除了两个专业性的小细节做了修改，其余都是肯定性意见。解说员又念第二部分，之后的情形和刚才一模一样，领导说“我不谈”，其他人又充分肯定。到第三部分念完，领导忍不住了，他开口了，一开口就是全盘否定，认为我写的东西反映得“不全面”。我仔细听了，要照他的“全面”思路写，必定得写到他列出的那些政绩（修了多少幢房子，得到过哪个级别的领导肯定之类），而我却只写了各个基层岗位的军人如何坚守理想，如何奉献自己。

有趣的转折出现了。领导说完，其他人的意见都迅速变为否定，否定的原因也是不够“全面”（想起领导先前说“我不谈”，真是充满玄机）。其中有两名年轻干部，我在作品中热情赞扬了他们身上理想主义的光芒，现在他们冷静地批评我：你不“全面”，是不对的。——现在我得承认，我确实对他们了解得很不全面。

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批判会。虽然此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领导，也再没有遭受过如此“礼遇”，但那时的我，年纪轻、阅历少，对什么都认真，被置于这样的境地，心里倍感委屈。我只想找出一支部队最热血的东西，用文学的方式去刻画最普通的军人，这有错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被我生生咽下去了。

那篇作品，除了一两处专业数据和事实细节的修正，其他的，我一个字都没改。它后来在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得到好几种奖项，是这本书里获得荣誉最高也最多的作品。好几次有读者对我说：太棒了，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啊！

我很想告诉他们，曾经有人——多么不希望我这样写。

幸好我坚持了。

采访过一位和蔼的老太太，她是某位著名革命家的遗孀，也是一位老干部。发稿前我把稿子给她送过去审核，那时她因病正在住院，病床前围坐了几位和她年纪相仿的老人，都是女性。得知我的来意后，老太太希望我把稿子念一遍给她听——她实在不方便用眼。

我便在一群老奶奶的监督下念起了稿子。作品讲述了老太太的一生，她与丈夫的风风雨雨。当我念完放下稿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病床边一位老阿姨充满嘲讽的面孔。

“我们那个时候，一心只有革命，思想端正，是你想都想不到的！”老阿姨气愤地说，“我们一辈子，都是组织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有那么多个人想法！什么爱不爱的，你按你们现在的想法去写，把我们写成什么人了！”

原来稿子里写到老太太当年是奉组织之命与首长结合的，那时候她才16岁，而对方比她大10多岁，她心里是不愿意的——在采访中她说得很清楚。勉强结合了，他们有过一段磨合期，其间有争吵，有一次她忍不住大喊：“你不爱我——”

那位老阿姨不能接受我这样写。她认为听党的话的人，是不会有这些“自私想法”的。我说，阿姨，这与听不听党的话无关，只要是正常的人，奉命结婚都会有反感心理，读者也能理解，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老阿姨听了，更加生气，一直碎碎叨叨，用严厉的口气批评我。我把脸转向病床上的老太太，我只需要她的意见——毕竟我写的是她，而且我写的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我没有捏造。

但老太太沉默着。她没有表态。我能体会到她的压力所在——我写的是实情，是真实的那个她，是人性与纪律冲突而显得有“缺陷”的老革命；而那个老阿姨所代表的是另一面——宁可造假，宁可把自身形容成一台机器、否定任何人性化的部分，也要授予自己一个光环、虚构一页个人历史。可怕的是，这种人不仅已经习惯于谎言的虚荣，还以此为武器，四处威胁。

虽然最后我拿到了老太太认可的签字，但签了字的稿子装在我包里，沉得要命。

另一位老干部，是位大爷，在抗日战争中他屡立战功。此前有不少人采访过他，当我面对他时，他非常认真地说：有的人写东西不负责，给我吹得像神，还把好多功劳写到我一个人头上，我很生气！你一定要如实写，我不要那些假头衔！

完成稿子后，因为杂志社催得急，我就马上把稿子发过去了。等到发表出来，我给老大爷打电话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时，他急了：“你怎么还没给我看过就拿去发表了呢？万一写得不符合事实怎么办？”一听这话，我明白自己做错了事，本来想请驾驶员替我送一本杂志样刊去的，改成我亲自登门道歉、解释了。

在老大爷家一间朴素的房间里，我翻开杂志样刊，耐心地、从头到尾地把近万字的稿子念了一遍。念到老人离家打游击、母亲伤心得在野地哭号时，他又一次掏出手绢，颤抖着去抹湿润的眼眶 （采访中谈及此事，他几度伤感落泪）。一直念到文章结束，他也没有打断过我。

“哎呀，真是……写得……太好了！”他激动地站起来，热泪盈眶，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才好，“一点没有瞎编，还还……写得……”

他急急地走出房间去，过了一会儿又回来，手里是满满一大把“大白兔”奶糖。他把奶糖统统塞到我手里，热情地说：

“吃糖，吃糖！一定要吃！”

我受宠若惊，赶快用双手接住，连连道谢。糖多得我捧不住，溢出好几颗来。我忍不住笑了。老人一旦可爱起来，真的就和小孩一样。

那是我吃过的最甜的奶糖。

还有许多许多回忆，都与那些背着包行走的日子有关，而它们隐匿在呼吸里，是书面文稿背后的东西——那些我不曾写出来、却也忘不掉的。它们已经无所谓好与坏，美好或难堪，只要是经历过，就弥足珍贵。就好像熨烫得再妥帖的军装，也会有细微的褶皱，它不好看，但它带有体温——无论如何，它是军装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曹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