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与美英宣战，日德关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德国盖世太保代表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了屠杀上海犹太难民的“梅辛格计划”，虽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当局没有实施，但他们将难民赶入虹口“隔都”，难民们经历了在上海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建立无国籍难民区

1942年1月，根据德国领事馆隔离犹太人，特别是犹太难民，并限制其在上海市区自由活动的要求，日本外务省指示上海日本当局加强对犹太难民的监管，并发出多份绝密文件，提出在虹口建立一个犹太区。

1942年10月，日本外务省编制了一份《关于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的相关事宜（草案）》，其方针如下：1.对在华“敌国”籍人中应当处以拘留处分的人，可以将其集中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但是，仅在有必要且得到特例许可时方可执行。2.在实施集体生活时，必须努力保持公正态度，不得做出任何可能让“敌国”方面找到借口对我方进行报复行动的事实。文中对方针2做了进一步的解释：（1）集体生活场所的实施，应以简朴清洁为原则，特别注意保持卫生，不能在处理“敌国”人方面给“敌方”留下谴责我方的话柄。（2）集体生活场所内，应承认被收容者的高度自治权利，除非对内部秩序有重大影响之外，不应对其生活进行干涉。

就在这份针对“敌侨”的草案编制后不到一个月，1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野征记给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文中谈了“对犹太人的措施”，计划设立犹太隔离区。内容如下：

关于对上海地区犹太人应采取的措施，该地区的日本海军制订并经中央政府批准的计划，不久将付诸实施。然而，考虑到海军的愿望，现决定由大东亚省负责执行这些具体措施，而由陆军和海军给予必要的合作。

上述计划之主旨总的如下：

1.在虹口建立一个犹太区，使散居市内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到那里。

2.目标是将为数约2万名的德国犹太人引导和接纳入上述的区域，继此之后，再安置白俄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

3.接纳以后，监视、管理、引导工作将为军事之职责。

4.为实施上述计划，将成立一个委员会，以总领事为主席，大东亚省、陆军省、海军省、宪兵队、工务局、特别市政府的有关官员为委员。

从1943年1月29日开始，日本方面分阶段将“敌侨”赶入集中营。4月，在集中营的“敌侨”人数为：英国人5418名，美国人1081名，荷兰人148名，比利时人47名，希腊人14名，总计6708名。集中营分为8个：龙华集中营（1593名）、闸北集中营（1021名）、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集中营（398名）、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集中营（858名）、哥伦比亚俱乐部（36名）、海防路集中营（398名）、浦东集中营（1095名）、扬州集中营（1349名）。

2月18日，与将英、美、荷兰等国“敌侨”赶入集中营同步，上海地区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在上海报纸和电台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公告规定：

1.鉴于军事需要，自本日起，凡居住于上海地区内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及营业地区，以下列地区为限：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分界线以南。

2.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居住或营业中之无国籍难民，应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至1943年5月18日止，将其住所或营业所迁移至前项所指定地域内。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或营业上所需要之房屋、商铺及其他设备，如拟买卖、转让或租借者，应先得当局之许可。

3.除无国籍难民，其他人等非得许可，概不准迁移至第1项所开地域内。

4.凡违反本布告或有妨碍本布告之实施者，决予严惩不贷。

上海方面大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

上海方面大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

1943年2月18日

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至6月20日，有5526名犹太人不得不迁入隔离区。最后，大约1.4万名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隔离区生活。据欧洲难民联合会1944年11月的统计，住在隔离区内的难民共14245名，其中15岁以下的1171名。其中，来自德国的8114名，奥地利的3942名，波兰的1248名，捷克斯洛伐克的236名。犹太难民莉莉·芬克尔斯坦回忆起那段岁月，仍然心有余悸。

她说，几个月后，日本人命令难民迁往上海最肮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虹口。它位于码头后面，有一所大监狱和许多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附近几乎找不到住宅房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间。我把那间房子好好打扫了一下后，终于能够太太平平地住在里面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居留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失去了自由。弗兰克·塞莱格也回忆道，不久，所有犹太难民不得不搬到位于虹口的一块约2平方英里的区域居住。我们被不体面地拘禁在这块犹太人隔离区，只不过没有人特别看管而已。在威廉·肖特曼的记忆里，日本当局最终决定将所有在1937年以后进入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集中到虹口的隔离区里。隔离区被铁丝网和哨兵团团围住，全体犹太人都被禁止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监禁乃至处死。于是，难民们处于类似被拘留的不正常状况中。

艰难的“隔都”岁月

隔离区给犹太难民带来的回忆是自由受限、拥挤与疾病蔓延。隔离区内那些狭窄的弄堂、破旧的房屋，彻底打破了犹太人的梦想。隔离区的主要通道全部用栅栏、路障封闭，由日本宪兵把守。区内实施保甲制度，进出要凭通行证。隔离区内的居住空间、食物和工作机会非常有限，犹太难民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外出工作谋生。为了申请通行证以便到区外工作或求职，犹太难民常常要到“上海无国籍难民处理事务所”排上几小时的长队，还不一定能得到许可。据统计，隔离区第一年仅发出1600多张季度通行证和2500张短期通行证，这使得许多犹太难民的人身自由遭到了限制。

当时负责发放通行证的日本军官是个精神分裂症者，绰号叫“变态人合屋”，又矮又瘦，自封为“犹太王”。他总是强迫犹太难民陪他玩耍，如果有个子高大的犹太人来办通行证，他就会突然陷入狂怒，并爬到桌上，狠命抽这个犹太人耳光，并大喊：“滚出去！我不给你通行证！”在犹太难民欧内斯特·科尔曼的记忆里，当时我们已被迫搬进了虹口隔离区。工厂在隔离区域之外，我们每次出去时都要带上通行证。发通行证由一个叫合屋的男人负责，有效期只有一个月，但他常常让我们等上一个月才发通行证。此人颇有个性，个子很矮，所以憎恨所有的高个子。当高个子走进来办通行证时，他就跳上桌子说，“我，大土豆，你，矮土豆，出去，没有通行证”，不给任何理由。他把自己视为“犹太人之王”。我们的体育运动基本上只有踢足球，当有足球比赛的时候，他就会出来看比赛。比赛前我们必须先列队由他检阅，就像国王检阅卫队一样。作为进一步加强管理的措施，日本当局还宣布了实施宵禁。

犹太难民哈罗德记得，日军还规定，隔离区内的犹太人必须把自家的窗户玻璃统统涂成黑色或糊上黑色的纸张，以免晚上灯光透出来。如果不这么做，巡逻的日军就会冲进这户人家，大骂“八格牙鲁”，随后强迫他们把窗户弄黑。

国际救援中断，许多犹太难民只能依靠厨房基金会的救济勉强为生，不少人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有7名难民妇女甚至登记卖淫。由于人数众多，许多难民只能同时居住在一个类似兵营的大房间中，条件好一点的则一家人挤在一个小的套间内。

保留在犹太难民威廉·肖特曼记忆中的画面是：

当我们家初到上海时，全部财产大约是10美元。我的双亲幸运地找到了工作。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过着较为奢华的生活，在公共租界有一处公寓套房，甚至有钱去青岛等旅游胜地避暑。然而在珍珠港事件后，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日本占领军命令犹太难民搬入虹口的隔离区。我们被迫放弃了公寓，付了一笔荒谬的“钥匙钱”后，在过去曾是中国人的学校里获得了一个小单间。我们在这个又小又暗又通风不良的房间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前几周它被美国轰炸机摧毁为止，此后只能再搬入一间更小的房间。不用说，我们的房间没有独用浴室或厨房，甚至独用的自来水也没有。整幢建筑只有一间公共厕所，也没有自来水龙头。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着被委婉地叫做“甜蜜车”的车子运走粪便污秽，把它们当肥料卖掉。这幢建筑物也有一个公共淋浴设备，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里使用，大部分人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小盆洗澡。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食物，小煤炉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扇风才能保持火旺。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至少在贫困的地区）。

夏天气候炎热，我们没有空调器和电扇，穿着最少的衣服，但很快就因出汗而湿透，不得不一天换几次。冬天极冷。我们买了一个大肚盆状的小炉子，但燃料昂贵，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使用它。幸运的是，我们的楼里有电，但它只能用来照明，而日本人经常切断电源实施灯火管制。

食物极其不足且昂贵，常有无数极端营养不良的病人。买新衣实际上已不可能，大多数人不得不穿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衣服，很快就衣衫褴褛，甚至时常可见一些更穷的难民在冬天用破布裹脚，并把报纸塞在衬衣里。

还有数千难民孤立无援一无所有，委员会得到来自维克多·沙逊爵士和其他富裕的西方侨民的赞助（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后，便建立了收容所。收容所由匆匆改造和重建的学校、仓库、兵营等拼凑而成。几十户人家挤在通风不良的小宿舍里，每个家庭要为自己及其财物划出几平方英尺，不断有划界纠纷，邻居们对一英寸地皮的争执，其激烈程度不亚于美国房屋所有人争夺后院篱笆的界限。随后，委员会被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取代，创办了临时厨房，供8000多人每天一餐，孩子们则多喝一瓶牛奶。

由于苏联和日本尚未宣战而处于中立地位，上海俄罗斯犹太人的阿兹肯纳齐合作救济会是当时唯一一个自由的犹太社团组织。虽然他们并不受难民的欢迎，主要是觉得他们没有为犹太难民争取利益，有时甚至屈从于日本当局的压力，但不管怎样，这个救济会毕竟是代表难民同日本当局打交道的唯一救济机构，也为改善隔离区内犹太难民的生活作出过自己的努力。例如，鉴于当时上海霍乱、疟疾、伤寒、阿米巴痢疾和各种流行性疾病肆虐流行，该委员会属下的医学委员会为难民们接种防疫针，帮助他们度过那漫无止境的危机和厄运。该组织还建立过一所医院，然而规模很小，没有隔离条件。尽管作了一些努力，但是隔离区居民的身体状况还是急剧恶化了。虹口医师公会1943年12月20日的一份报告认为，营养不良以某种方式在隔离区的居民中猖獗蔓延。结果造成了1943年1月至11月间收容所的住户中有102人死亡，即“双倍于平均数”。同年11月间，患了口炎性腹泻（一种由于营养不良而引起的疾病）的15个病人中，竟有12人病故。这使1943年隔离区的死亡总数达到311人。在1944年底寒冷的冬天里，有6个婴儿竟被活活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