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托尔斯泰+梁小楠等

我的母亲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过世了很久后，我可以尽量公正、诚实地解释父亲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原因。因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问题的复杂性，我小心翼翼地谈论这个话题，内心忐忑。

父亲心中的十字架

在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夏天，母亲变得失去了自制力，遗憾的是这是事实。后来她自己也不否认，问题在于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已经与她一起生活了四十八年的丈夫在他82岁的时候忽然不能忍受了，想摆脱她。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会尽量说明两位老人的精神状态，并单独说明每个人的情况。

父亲82岁，他度过了漫长的一生，充满各种痛苦、诱惑，与自己斗争了一生，他已经获得了只有死者才能为自己造就的盛名，他就这样向死神走去。

他只剩下一个愿望，唯一的心中夙愿——好好地死去。

他怀着敬仰的心情准备着死亡，我甚至可以说他是带着爱意的。他没有叫来死神，“他还想告诉人们更多”，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并顺从地等待着死亡。

毫无疑问，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间，离家出走的想法一直就困扰着他。三十年来这一夙愿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由于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去实现这一愿望，三十年来他也一直想撇开这一想法。

“心灵的完善需要磨难。”他这样对自己说，并且在这些苦难中寻找快乐。

对他来说离开在俄罗斯的出生地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并彻底断绝关系似乎比留下来更轻松、更愉快，因此他没留下来。他在家里的生活越艰难，内心抵抗诱惑的想法就越强烈，而且他真正为了自己的亲人们付出了全部心血。

当不怀好意的人指责他的言行不一，指责他宣传“平民化”的同时自己却住在“豪宅”里的时候，他把这个称作“心灵的洗浴”，并且谦卑地忍受着这些谴责，他心里知道，“折磨人的那些素材正是你有责任研究的，这些材料越珍贵，时间越是难熬”。他明白，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他需要的，即无为和大爱。

毫无疑问，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生活使他很难过。他内心受到折磨，不仅仅是为自己。他还为其他人、为生活在劳动和贫困中的农夫担忧，为跟随那些农民去长期私砍树林的妻子而担忧，也为憎恨和诽谤他的那些人担忧，他让自己去爱所有人。

“对，去爱那些对我们行恶的人，是你说的，喂，感受一下吧。我试了，但不大好。”他在1909年7月2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离开庄园之前的几天，父亲曾到朋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施密特那里，并且对她承认：他想离家出走。

那老女人惊讶地双手一拍，恐惧地说：“上帝啊，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是被虚弱打倒了，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父亲回答说：“对，就是虚弱，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

在给谢廖沙和塔尼娅的倒数第二封信中有这样的落款：“沙马尔吉诺，1910年10月31日早上4点。”他写道：

十分感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我真正的朋友——谢廖沙和塔尼娅，感谢你们分担我的痛苦，感谢你们的来信。谢廖沙，你的信尤其令我开心：简短，明了，充实，主要是善良。我害怕一切，也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但却控制不了按另一种方式做事。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父亲的出走完全归罪于母亲的原因：尽管她令他痛苦，尽管她是他背负的十字架，但他爱自己的十字架。他善于在自己的苦难中寻求安慰，如果他痛苦的原因不在于此的话，那他就永远不会抛开自己的十字架。

这个隐秘的原因就摆在他和妻子之间，在四十八年的共同生活中这是第一次。

母亲的日常生活

现在我试着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并尽量解释清楚她当时所处的混乱状态的原因。

母亲18岁还完全是个纯洁的孩子时就嫁人了，并在雅斯纳亚·波良纳永久定居下来。在这个地方，在姑母塔吉雅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及众多仆人的身上充分体现了那些老习俗。

起初父亲是很高兴的，他年轻的妻子努力并成功地扮演着女主人的角色。他生活得太幸福了。母亲从一个年轻的女主人成长为年轻的母亲，家庭在扩大，她不仅能胜任主人和母亲的责任，还承担了抄写员的任务。当时了解我们家的人没有不钦佩这位年轻美丽的女性的，她为照顾家庭和丈夫勇敢地自我牺牲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她生的十三个孩子中有十一个都是自己哺乳的。结婚后生活的前三十年中她怀孕的时间达117个月，相当于十年，她亲自哺乳了十三年多。同时她还料理着一大家子繁杂的事务，还亲自抄写了八到十遍《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及其他作品，有的甚至是抄二十遍。有段时间她已经到了父亲不得不带她去看医生的地步，扎哈林医生发现她精神过度疲劳，并和蔼地责备父亲对自己的妻子不够疼爱。

当父亲发生精神宗教转变的时候，她没有丢下他，相反是父亲抛弃了她。她还是以前那个慈爱的妻子和完美的母亲。若不是她的孩子们，她可能就追随父亲而去了，要知道在19世纪80年代初她有七个孩子，之后就是九个，她不能打碎一家人的生活，让自己和孩子们遭受贫穷。

在整个动物世界中雌性动物就是巢穴的保护者，她天性里就有守护家庭根基的保守因素。雌性动物的这种因素在我母亲性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那朵未完全绽放的鲜花以纯真的光芒吸引了35岁的父亲，他满腔热情地迷恋她。

在他眼中这个花蕾已经绽开了，十五年来他为这绚丽的色彩和清新的芳香而快乐。在与母亲生活了十五年后，她的丈夫成了伟大的智者和苦行僧，她有过错吗？

难道在这世上还可以找出这样一个能轻松地忍受家庭毁灭的灾难并建功立业的女性吗？这个家还是她在有理智的生活期间悉心营造的。

和任何普通女性一样，我母亲把心灵的需求摆在第二层面上，她借助于适度妥协解决了宗教问题，而这种妥协是凭借宗教教会和社会舆论的推动而建立的。

如果还有像费特和屠格涅夫这样的人，把她看作夺走了世上伟大作家的古怪女人，难道还能责怪母亲不赞同自己丈夫的宗教哲学信仰吗？

与丈夫在精神上的分歧使我母亲十分痛苦。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妹妹亚历山德拉出生前几个小时，而父亲和母亲吵了一架就离开了家。尽管她已经开始出现临产宫缩，但她还是绝望地跑向了花园。我在幽暗的椴树林荫道上徘徊了好久，最后才在花园深处找到了她，她坐在木凳上。我花了很大工夫才说服她回到房间，她也只是在我说会用力搀扶她之后才听了我的话。

父亲精神转变的前几年，他常常忧心忡忡，有时还相当严厉。作为一个直率的人，他丝毫不缓和对家庭生活方式的否定态度，母亲不断地感受到了他对自己的责备，这一点无疑会影响她的心理状态。不要忘了，不论怎样，她一生都爱着他，一生都如女性般的，有时甚至是可能有些荒唐地关心着他。

若不是我母亲对他时时刻刻的照顾，父亲也不会活到高龄。

每天母亲都为他准备专门的食物，敏感地留意他身体上的轻微不适。“列沃奇卡喜欢在睡前吃点水果”，每天晚上他的睡床旁的小桌上都摆着苹果、梨或是桃子。“列沃奇卡需要一些特殊的燕麦粥、蘑菇，还有从城里买来的花椰菜和洋蓟”，为了让他吃到这些食物，还得天真地向他隐瞒这些食物的价格。

世界都敬仰着托尔斯泰的伟大，人们崇拜他、解读他，但谁该照顾托尔斯泰的饮食，谁该为他缝织衣裤，当他生病的时候又是谁来照看他？

这份无需回报的工作只有忠实可靠的妻子才能承担，这个人就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

母亲害怕他离家出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他走了，他的身体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是正确的。

父亲离家的原因

最小的儿子瓦涅奇卡的去世对我父母都是沉重的打击，作为幼子，他是父母的宠儿，他的夭折深刻影响了我母亲。

七年来她最关心这个小男孩，她所有的牵挂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随着他的夭折，她感受到无法填补的空虚，从那一刻起她就永远失去了平衡。

她开始寻找外界的消遣，有段时间她在音乐中找到了。

53岁的时候她开始重新研究音阶和做基本练习，像女学生那样去莫斯科听音乐会，迷恋霍夫曼、塔涅耶夫和其他音乐家。而对父亲来说这些都很痛苦，但他明白这种爱好对母亲而言就像是溺水者抓住的救命稻草，他也就小心翼翼地对待她。

其实父母间的隔阂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之后渐渐地加深了。

父亲沿着他选择的那条路继续前行，到达了无法企及的高度。由于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母亲不但没有成长，反而倒退了。

父亲和母亲，他们两个各自都在抱怨那种十足的孤独。父亲，在巨大的高度上孤单地翱翔；母亲，无力地追随他的脚步，还在地面摸索。他已经战胜了“自我”，把他从自己和妻子那儿夺走了，而她还在被“自我”所折磨，没找到适合他的方法。

这种折磨越来越频繁地引起她的恼火，她就把这种情绪发泄到她最亲近的人身上。

就如所有生活在一起的亲密的人们一样，他们之间产生了冲突。他——一声不响地忍受，她——责备不休，怨言琐碎。她所做的，正是从她自己利益的角度来说不该做的。她固守着他前三十卷作品的著作权，指责对它们的各种细小的破坏，她甚至威胁他，她不会履行他那不合法的遗嘱上的要求。

毫无疑问，要不是局外人特别是切尔特科夫对家庭生活的干涉，所有这些细小的给父亲带来了巨大伤痛的分歧都会不了了之。

对父亲来说，志同道合的人弥足珍贵，他把他们看作在他之后这份事业的继承人，他生命最后的三十年都致力于这项事业；对母亲而言，这些局外人夺去了丈夫留给她最后的东西。

母亲害怕他们的影响，简直是嫉妒他们，她知道，这些所谓的朋友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她持否定态度，她不会采用什么阴谋手段，也就和他们公开地进行斗争。

母亲不信任父亲的朋友切尔特科夫。切尔特科夫几乎每天都来找父亲。令母亲尤为讨厌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拿走了父亲所有的手稿，母亲一生都尽力保护着他的手稿，而局外人这种对她的领域的干涉使她很不舒服。但这一切与当她感觉到在父亲和切尔特科夫之间有某种秘密时所充斥的恐惧和愤怒比起来都不算什么。

谈到父亲的最终遗嘱和切尔特科夫对他的影响，她是这样写的：

很明显，他身上产生的压力折磨着他。他的一位叫巴维尔·伊万诺维奇·比留科夫的朋友持这样的意见：不要秘密地写遗嘱，他把这个也告诉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起初他同意了这位真正朋友的意见，但这个朋友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就又受了别人的影响，虽然是短时间的，但看得出来他很苦恼。我没有能力把他从这种影响中拯救出来，我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之间艰难斗争的可怕时期来到了，为此我病得更重。痛苦的、热烈的、内心的折磨蒙蔽了我的理智，而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朋友们方面，多年精心策划并且细致入微的研究工作是建立在对老人衰退的意识和精力之上的。在我爱的人周围形成了某种阴谋的氛围，这种阴谋就是秘密阅读收到和回复的信件及文章，为了完善事情在树林里秘密会面，而这种活动在实质上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所厌恶的。由于做了这些，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已经不能平静地注视着我和孩子们，因为他以前从不向我们隐瞒什么。这是我们生活中的第一个秘密，也是他不能忍受的。当我感觉到这个秘密存在的时候，我问他是否写了遗嘱，为什么要瞒着我，而回答我的只有否认或是沉默。我相信了，这就是说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的秘密。我常常感受到一种绝望，这使我丈夫很反感，我感觉到恐惧且不幸的结局在等着我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越来越频繁地以离家出走来威胁我们，这种威胁使我更加痛苦，并且加重了我病态的神经紧张状态。

的确如此，应该说母亲的神经过敏曾一度使她失去行为能力。

比如，不知怎么地她就感冒了，我们的家庭医生杜尚·彼得罗维奇·马科维茨基（德行很高的人）给她开了些药，突然她就跳起来，还把大家都召集来，并让大家相信马科维茨基给她下了毒。

她买了把玩具手枪，常在夜里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地从气窗往外射击。她的疑心已到了病态的程度，就像所有怀着萦绕不去的念头的病人一样，她还开始窥视和偷听自己丈夫。由于担心他发生频繁反复的昏迷，母亲大部分时间都跟着他，有时她还偷看了丈夫的日记和信件，这应该是导致父亲离家的最后推动力。1910年10月28日凌晨两点，当他看见母亲翻看他手稿的时候，他最终决定收拾东西，离开。

我尽可能公平公正地说明事实，如果哪一方有错，也不该由我们来评判，父母各自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没完没了的隐瞒并为她担心，都很让人压抑。”1910年8月6日父亲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这样写道。后来，8月10日他又写道：“感到自己有罪是好的，我可以感受到。”后面还写道：“一切都令人难受，真希望就死了。”

去世前的三天父亲对我姐姐塔尼娅说：“很多事都落在索尼娅肩上，我们这样做不好。”确实是这样，我们很难想象她所承受的精神折磨，特别是在父亲离开之后。

不允许她去看即将去世的丈夫是很残忍的，当时是按照他的意愿和医生的建议这么做的。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个错误，要是她能在父亲还有意识的时候进去看看他该多好啊，无论对父亲，还是对母亲都会更好吧。

父亲辞世后母亲活了九年，然后就和父亲一样患肺炎去世了，同样也是在十一月初。

最后这几年她有了很大变化，变得更平静、安宁，也越来越接近父亲的世界观。

临死之前她动情地请求所有亲人原谅，然后就平静地走了。

在母亲生病的最后时期，姐姐塔尼娅问她，她是否常常想到父亲，她回答说：“常常……常常……”她还说：“塔尼娅，与他一起痛苦的生活在折磨着我。但塔尼娅，临死前我可以告诉你，除了他，我从来，从来也没有爱过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