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从一个优秀的医学专家到一个杰出的学科带头人，再到科学家型医生，他的人生故事就是一部传奇。

3月1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在3月5日“学雷锋日”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中国文明网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李勇杰等10位岗位学雷锋“最美人物”的先进事迹。中央电视台、中国文明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将会陆续播报“最美人物”的先进事迹，让被冠以“中国细胞刀第一人”的李勇杰再次登上荣誉殿堂。1998年李勇杰带着国际前沿医学技术回国，成为国内功能神经外科的“拓荒者”。在功能神经外科领域，他的故事就是一部传奇。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从一个优秀的医学专家到一个杰出的学科带头人，再到科学家型医生；他敢于登攀的脚步从未停止过，总是不断创新与追求更高的目标。

母亲的简单愿望 让他与医学相伴一生

李勇杰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和北京市级人选，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突出贡献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北京市侨联常委、北京市政协常委。

李勇杰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其言传身教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父亲的严厉管教，使得他在当年学工学农的“浪潮”中没有荒废学业。而母亲的慈爱，让他在困难时期得以健康成长。他说：“我去学医只是源自母亲一个简单的愿望，高中毕业考大学要报志愿时，我妈说：‘家里边最好有个医生，将来老了以后看病方便。所以让我去学医，我就听话报了医学院。”当年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取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他又师从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乔建天教授攻读研究生。199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但是，让李勇杰感到遗憾和内疚的是，母亲这个简单的愿望却没能实现。父亲去世前，他正在读博士，没有帮上多大的忙。而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美国学习。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他深深地感受到病人更需要自己。李勇杰说：“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交给你的时候，希望你能够给他们解除这些病痛，他们对你的期望值很高。”他对自己一直严格要求，为病人提供高标准的医疗服务。

年轻时梦想出国 被细胞刀震撼找到事业方向

随着专业知识的增长，李勇杰清醒地感到自己视野的狭窄。强烈的求知欲和当时国内医学科技与国际最尖端技术水平形成的断层，让他有了出国梦。1994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在这所世界知名医院做博士后研究。就这样，李勇杰接触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俗称“细胞刀”技术。稳定、长期和立竿见影的手术疗效深深吸引着他。他清楚地记得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原发性震颤症女患者，那天是丘脑切开手术，脑内准确定位后，手术开始，几秒钟之内，患者右手剧烈的震颤消失了。当李勇杰问她感觉如何，她一言不发，盯着手翻来覆去端详了许久，双眼突然涌出泪水：“Oh，it stopped.Look，after 10 years！Oh，my God！”——“哦，它停下来了。10年了，我的上帝！”

李勇杰说：“‘细胞刀是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它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没有刀。它是用一个很细的电极深入到人的大脑，寻找有异常活动的那群细胞，通过射频的、加热的办法，把这群细胞给‘破坏了。手术效果立竿见影，几秒钟之后，神经系统的功能紊乱就得到了制止，折磨了病人十几年的症状就会消失。我当时在美国医院接触到‘细胞刀这种新技术，很震撼，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自己以后愿意做的事。在国外那些日子里，他阅读了很多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方面的专著、文献，在临床上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每逢手术日，必定6点起床，他—边开车一边吃早餐，早上7点钟之前到达医院CT室。患者一到，马上帮助安装立体定向头架，观摩CT定位，然后是大约5—6小时的术中电生理功能定位。此外，李勇杰还尽量挤出时间去病房观察手术后的患者，体会手术疗效和术中定位准确性的关系，以及今后改进的方向等。

1995年3月，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李勇杰目不转睛地看着享誉世界的加州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医生Robert P.lacono教授用“细胞刀”给一位帕金森病患者做手术。凭着在神经电生理技术方面的功底，李勇杰从电视屏幕上注意到一个细节一术中电信号噪音太高。李勇杰断定可能是电生理系统的设定不太合理，与高频电刀干扰的手术室环境不适应，需要更好地屏蔽。当晚，他就写信给lacono教授，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技术改进的看法。这个大胆的举动，使李勇杰引起了lacono教授的注意，很快给他回了信，并发出了工作邀请。李勇杰以优异的成绩提前结束了博士后学习，应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的邀请从美国东海岸的马里兰来到西海岸的南加州，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临床治疗工作中。

带着细胞刀技术毅然回国 不断创新填补空白造福国人

随着“细胞刀”在手中越来越娴熟，感受着太多从轮椅上站起来的病人的感激和泪水，李勇杰的内心渐渐失去了平静。他想到了祖国。在中国，帕金森病发病率高达1‰，这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人群。他们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工作能力，生活逐渐无法自理，在一步一步走向残疾。李勇杰说：“‘细胞刀技术把在脑内定向毁损的精确度，提升到了百倍千倍以上，而这项技术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我在Rome Linda大学医学中心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积累了上千例‘细胞刀技术的经验，觉得学有所成，就想回国为国家做点事。国内有200万帕金森病人，我将新技术带回去，一定能造福国人。”1998年，李勇杰毅然决定回国。作为中国驻美领事馆“留学尖子人才”，带着梦想回国的他选择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随后推动宣武医院与美国Loma Linda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临床治疗和科研机构。从此，被称作“细胞刀”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疗法风靡全国。而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也被美国帕金森病基金会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心”，成为当时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临床机构。

李勇杰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时刻保持着“我要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再好一点，这样一个心态去做医生，要当科学家型的医生”。李勇杰带领团队不断追踪世界领域在功能性脑病的最新动态，改良技术，提升治疗水平，拓展治疗范畴。1999年3月，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应用丘脑底核毁损技术治疗帕金森病获得成功，同年又开展脑深部电刺激技术即“脑起搏器”治疗术治疗帕金森疾病。1999年5月，首例全身性扭转痉挛的手术获得了成功。1999年下半年，首例痉挛性斜颈、舞蹈症以及抽动秽语综合征等手术相继获得了成功。李勇杰在创造性地把手术的治疗范围拓展到其他运动障碍性疾病之后，又开始了癫痫和疼痛的手术治疗，至今已拓展到30多种功能性脑病。研究所形成了以疼痛中心、运动障碍中心和癫痫中心为核心，面瘫、面肌痉挛以及精神外科为分支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学科构架，成为国内最大的功能性脑病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自2009年起，研究所的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治疗量达到全球第一，成为“脑深部电刺激全球最大治疗中心”。

为病人创建“终点站”因为有爱总会有奇迹

李勇杰心情沉重地说：“看到很多病人为了看病跑遍很多医院，变得一贫如洗。我希望可以告诉患者，不要病急乱投医，这里解决不了，其他地方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我希望给这些相关患者一个信念，让他们心里更踏实些。‘终点站的概念其实更是给我们自己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目标。病人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这如果治不了，那其他地方也治不了。我们得有对自己的这种高要求，要让自己的门诊成为患者求诊‘终点站。”随着名声越来越响，李勇杰的“终点站”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慕名而来的疑难患者更是数不胜数。2008年，有一个年轻的疑难癫痫患者，他已经做过开颅手术和伽马刀手术，却失败了，当时已经没有别的医院肯接受这个病人。他脑中有种奇怪的脑电波，导致他的癫痫每天发作二十多次。李勇杰收下了这一病人。他介绍：“在一次手术治疗失败之后，经过反复考虑，提出在脑中植入电极的方式寻找病灶的方法，一共埋放88个电极。我们为他实行了第四次开颅手术，整个手术进行了十几个小时，手术终于成功了，孩子痊愈了。这个手术我觉得压力很大，如果我们把这个病人放弃了，对不起病人。如果医生怕担责任，不相信患者，这个孩子就毁了。”手术后，这个孩子的智力没有受到影响，肢体上没有受到影响，后来上了大学。

在功能神外的病房里，有着许多“特殊”的病人，笔者曾经看到的彭水林就是其中的一位。彭水林在多年前被一辆大货车拦腰轧成两段，原本身高168厘米的他只剩上半身的78厘米，他以惊人的毅力闯过生死大关，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成为了世界罕见的高截位存活者，被人形象地称为“半截人”。然而，一种奇怪的疼痛始终折磨着他，明明肚脐以下什么都没有了，可彭水林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残端常常袭来剧烈疼痛，七年的折磨让这个坚强的人有了轻生的念头。一个腰部以下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了臀部的“半截人”，身体残端良好愈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感觉到身体残端的剧烈疼痛呢？李勇杰说：“这种疼痛医学上称为截肢痛。”他和他的团队为彭水林进行了脊髓电刺激手术，也就是在脊椎中段安放+电极装置，刺激他的脊髓神经，让疼痛无法从脊椎下部传输到大脑皮层中，这样彭水林就不会感觉到肢体的疼痛了。手术后，彭水林激动地说：“这简直是个奇迹！我不疼了！”终于告别了伴随他七年的止痛药，彭水林说自己与李勇杰教授有缘。更让人感动的是，2015年李勇杰与彭水林同时荣登“中国好人榜”，是巧合又是必然，因为有爱，总会有奇迹。

打造功能神外“中国队”“织网谋渔”攀登理想最高境界

为了给更多的病人尽早解除病痛，李勇杰和他的团队常常是在每台手术的“间隙”时间吃饭，一边吃一边看着表，手术时间到了，放下饭碗就走向手术台。据有关医学统计：目前在中国，癫痫患病率为7%，慢性疼痛患病率为30%，帕金森患病率55岁以上为1.7%。面对这一庞大的“疾病群”，渐渐的李勇杰又有了新的想法：“一个李勇杰是不够的，更多的李勇杰才能做更多的事情，一个李勇杰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把最好的医疗技术推广出去，对医生是好事情，对患者是好事情，对社会是好事情，对国家是好事情，这样的事必须做！”李勇杰常说：“当医生有几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学会了看病做手术的本事，能为病人解决一些问题了；第二个境界是不仅能独立地承担一些临床工作，甚至有一定的名气了；第三个境界是意识到就算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批量地治疗病人，必须借助一个团队的力量。这个境界是当医生的最高境界。”

回国后几年，李勇杰开始转换角色，由“运动员”到“教练员”再到“裁判员”，不断升级发展，拓展功能神经外科的内涵和外延，把谋“渔”的网编织得更大、更密，把主要精力放在打造一支有世界水平的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上。截至目前，李勇杰的“全国功能神经外科宣武讲习班”已经举办了12期，培训了千余名技术骨干，将自己探索成熟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向全国同行传授出去，让功能冲经外科在全国各大医院落地生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特需号被黄牛炒到数千元下决心探索分级就诊新路

五年多前，他发现了一个很不正常的问题，自己300元的特需号，被黄牛卖到数千元甚至更多；医院越来越挤，科室在8楼的他，早晨上班连电梯都进不去，只能一层层爬楼梯。于是李勇杰决心探索一条“分级就诊”的新路。他笑着说：“我总觉得应该尝试去挑战新的东西才能获得快乐。”于是2014年10月他在北京创建了“西典门诊”，作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医联体，“西典门诊”是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特需门诊部。它借社会资本办医之政策激励，取美欧之成熟技术和服务模式，让中国人不出国门，让外国人无须翻译，享受国际水准的医疗服务，同时又将其作为分级就诊模式的试点。

李勇杰谈道：“我们一直在说分级诊疗、双向转诊，解决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病人却只增不减，这不是很奇怪吗？”李勇杰回忆起以往宣武医院和社区医院结对子的状态，原本设想重病人转来宣武医院，病情较轻的转回社区医院，然而“病人来了就不肯回去，搞得社区医院也有意见，说他们那儿都没活儿干。所谓医疗资源，无非包括人、设备、环境、政策。而核心应该是大医院里的人，也就是医生、专家。病人是跟着专家跑的，可现在专家都在大医院，你能怪患者们盲目从医吗？”对此，李勇杰认为：“专家不沉下去，改变不了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的状态。大医院越盖越大，盖多大都不够用。”

现在，李勇杰每周四上午在西典出诊，在这里他的挂号费初诊为1600元，复诊800元。他当然明白目前人们心中“私立=贵”的印象，而依然收取远高于公立医院的挂号费，正是为了让医生收入得到保证的同时，诊所无须靠大量的检查或开药来维持收支。在西典门诊，没必要的药不开，没必要的检查不做，治疗同样病症的总费用由此得以控制在与公立医院相当甚至更低的程度，而病人们则享受到层流洁净和恒温的空气，以及一对一全程陪护的就医体验。西典门诊只做微创局麻手术，急难重病人则转诊回宣武医院，分级诊疗就这样实现了。目前西典门诊的专家大部分来自宣武医院，是完全意义上的多点执业。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李勇杰对上级领导和院领导的支持与理解非常感谢和赞叹。从学医、从医再到办医，李勇杰笑言自己始终有一抹挥不去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将西典门诊视作自己的一个“孩子”，承载着他好几重的情怀和理念。他说：“我就想闯一条这样的路，在各界期盼医改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大背景下，做一点东西进行探索。告诉中国的医生，我的同行们，原来医生可以这样当。也告诉国内不同的医疗机构，原来门诊可以这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