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昕　杨海　何林璘　兰天鸣

今年正月里的一天，婚庆鞭炮的硝烟慢慢散去，张湖夫妇回到屋里没有一丝睡意。大儿子娶了媳妇，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被搬走了。但这个甘肃大山里的家庭，因一场婚姻一夜返贫——为了支付大儿子的结婚费用，家里倾其所有，还欠下了15万元的外债，光利息就要花掉张湖打工年收入的一半。年前他曾经和亲家商量，彩礼能否分期付款。女方家长从嘴里挤出一句话：“你以为买房呢。”无奈之下，张湖只得借钱给女方凑足彩礼。

张湖家所在的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佛殿湾村，是当地出了名的穷山村。“太穷了，姑娘都不愿嫁过来，越穷的地方，彩礼涨得越高。”张湖说，这几年，村里有男娃的家庭对飞涨的彩礼已经习以为常，谁家娶了媳妇，都会问一句，“多少钱买的”。

一个“买”字透出了“张湖们”的无奈，也折射出彩礼背后农村婚姻的冷峻现实。

飞涨的彩礼

“万紫千红，一动不动”……这些彩礼口诀对甘肃庆阳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就像陇东的大山一样难以翻越。万紫，一万张五元的人民币叠在一起；千红，意味着一千张100元人民币；一动，是一辆小轿车；不动，自然是房产。

在张湖所在的佛殿湾村，飞涨的彩礼让当下农村青年的婚姻多了一层买卖的意味。佛殿湾村离庆阳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山大沟深，从市区到村里需要倒3趟车，再步行5公里。张湖家至今还住在一口破窑洞里。在这个贫穷的村庄，村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借钱付彩礼，亲朋好友也大都会支持一下，毕竟谁都说不好自己家的孩子哪天结婚需要钱。

张湖的二儿子正在读高三，如果考不上大学，也面临着娶媳妇的问题。张湖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他已经难以再承受一次彩礼的折腾了。

近几年，庆阳农村的“天价彩礼”，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从2004年的不到1万元，快速跑进了2015年的15万元。

彩礼不仅是西北老张一家难以逾越的黄土高坡，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在贵州调研了3个自然村，发现这3个自然村的9个外来媳妇，最后“跑”了6个。这些出走的新娘重新回到了婚姻市场，留下的却是一条条“光棍”和一个个单亲儿童。在刘燕舞看来，市场经济加速了年轻人的流动性，打工潮扩大了农村婚姻的圈子，确实让一些年轻人获得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但也给爱情与婚姻带来了更沉重的市场气息。刘燕舞等学者发现，越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区，近年彩礼涨得就越厉害，“供求决定价格，爱情少了含情脉脉，赤裸裸地遵循市场规律”。

河南东部一个村庄的媒婆邓孟兴说，这几年，在一女难求的背景下，很多女方父母一开口就是六万六、八万八等吉利数字。这还只是彩礼，不包括买房、买车、酒席的费用。

房子正成为农村结婚费用中一个最大头的支出，女方已经不满足男方家里在农村盖新房了，不少女方要求在县城买房，再不济也得在镇上买房。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近一两年来回乡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县城里的房价涨得厉害。以鄂中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城为例，现房的价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七八千元，而武汉郊区的房价也不过如此。据该县县城一家房地产中介的老板介绍说，乡镇年轻人的婚房是抬高县城房价的主导因素。

事实上，大概也就在七八年前，豫鄂等中部地区的农村，男方给女方的彩礼也就是俗称的“三金三银”，金、银项链、耳环、手镯各一套。而现在，往往礼金就6万～10万起步，不少家庭都会因为儿子的婚事负债累累。

2015年3月，一位来自甘肃省泾川县的网友，在给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的网络留言里说，结婚的彩礼太高，动辄二三十万元，农村的年轻人感到压力巨大，省里的领导能不能管管。几天后，中共泾川县委办公室在网络上给小伙子回了信，而从这封回信中也可以看出农村彩礼高涨的事实和部分原因。回信说，泾川县各乡镇、各村之间彩礼有所差别，总体彩礼在13万至20万之间。造成农村彩礼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婚龄男女比例失调。根据统计，泾川县婚龄男女青年比例为1.86∶1，乡镇也普遍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

事实上，政府也想管管彩礼问题。2015年6月，庆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倡导婚俗新风加强农村婚姻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将杜绝“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禁止媒人借婚介敛财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之中，印发全体村民家庭执行。

“根本到不了我们村，这样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当张湖听了市里有这样一个文件后说。

西安交通大学的姜全保博士，曾经对全国百村的光棍情况进行过调查。在他看来，彩礼飞涨的根源就是男多女少。他说，性别失衡对婚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结婚成本急剧上升。

“婚姻也是个市场，条件差的男方家庭意味着在婚姻市场处于劣势，议价能力较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说，“为了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中获胜，只能提高彩礼的数额。”

河南的一个村庄，一年娶了40多个媳妇，远远多于周边村庄。原因是提高了彩礼价格，周围村庄都给10万元，这个村给12万元。周围村庄的人抱怨归抱怨，但也只得跟着把彩礼抬高。

被彩礼击碎的浪漫爱情梦

34岁的叶虎终于把自己从小叶熬成了老叶，不变的是依然打着光棍。叶虎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却喜欢看小说，尤其喜欢五四时期的爱情小说。即便在浙江打工，空闲时他也是一个人安静地在宿舍里看书，大伙儿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太文艺”。

每年春节回家，叶虎跟别人聊天的话题，除了小说，还有时下热门的国内外大事，跟村子里的男青年一起交流，显得鹤立鸡群。闲书读得多，长得也还俊秀，叶虎的眼界也抬得很高，处了好几个对象都不了了之。30岁之前，他坚信书中爱情的美好结局，不肯降低身段。然而，叶虎家境不富裕，条件好的姑娘对这个“穷浪漫”的男青年并不热衷。母亲眼瞅着儿子成了剩男，终日以泪洗面，四处向人哭诉。可四邻八乡中，叶家儿子的另类出了名，很少有人愿意帮忙做媒。

最新消息说，现在叶虎低头了。即便是媒婆推荐的有小孩的离异女性，他也愿意去见面。

在学者刘燕舞看来，由于经济分化的加剧以及农村内部人员构成的异质性，使得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婚姻成败的关键因素，浪漫终究只得败下阵来。

在北京打工的陕西绥德姑娘小扣，今年19岁，已经在北京闯荡4年。小扣想留在北京生活，所以她理想中的婚姻，是有一个有事业心的男孩和她一起在北京奋斗，哪怕住地下室。但这显然与她妈妈的期待不符。她妈妈表示，如果小扣要结婚，男方必须在城里有房，而且支付的彩礼也必须随行就市。另外，小扣的哥哥还没有成亲，在妈妈看来，小扣必须承担起为哥哥攒彩礼钱的任务。妈妈说了，现在全家人的努力就是为了哥哥娶媳妇。

小扣也明白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怪圈，哥哥结婚，全家人都必须为了沉重的彩礼贡献力量，小扣深知一份彩礼对男方家庭的重压。可轮到她自己结婚时，娘家注定不会在彩礼上松口了，男方的家庭也得为了彩礼殚精竭虑，说不定男方的姐妹也如她一样正在辛苦地为自家兄弟挣着彩礼钱。

农村婚姻市场的扩大，“供求”关系的紧张，同时催生了婚姻中介行业，让曾经只是“撮合好事”的媒婆变得职业化起来。

不少农村附近的集镇，都办起了婚姻介绍所。但不同于城里的婚介所，在农村媒婆手里的未婚名单中，男女青年都因为不同的条件被标上不同的价格。媒婆给撮合的时候，男女青年就像在市场上被交易一般。

在河南中部的吕楼村，“婚姻”二字的价值不仅由不断飞涨的彩礼支撑，而且女孩也依照相貌、学历的不同，而被标上了不同的价格：本科15万元，大专12万元，中专10万元。理由是，为供女儿上学借了那么多债，结婚时必须得到补偿。

50岁出头的吕文生刚刚为儿子凑齐了女方需要的彩礼，准儿媳虽不是大专生，但自己儿子年龄大了，他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默默比照着承受12万元的价码。

在山西吕梁，因为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性很难在当地找到结婚对象。而临近的运城市部分农村，因为早年计划生育执行比较严，造成独女户比较多，再加上运城经济条件较好，吕梁一些地方出现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运城的男性媒婆。尽管是入赘，一场成功的婚事仍然要支付给媒婆5000元，几乎相当于当地一个人大半年的收入。

买来的跨国新娘

在河南的吕楼村，吕文生倾其所有，用10多万元的彩礼，最终搞定了儿子的婚事。但村里有的人家，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出如此高昂的彩礼。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在部分农村贫困地区，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模式悄悄地蔓延开来——花两三万元从国外买个媳妇回来。这些外国新娘的家乡，或是在缅甸，或是在越南、柬埔寨。这些洋媳妇因为没有人听得懂她们说的话，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做家务，发呆。直到生了孩子，在家人的陪伴下她们才可以偶尔到集市上感受一下小镇的热闹。村民们谈论最多的，是她们的价格，两万元一个，“便宜得很。”

最令学者刘燕舞称奇的是，他曾在贵州的一个边远山村里，看见一位当地村民买来的缅甸媳妇。从贵阳坐车到那个海拔2000多米的山村，刘燕舞花了两天的时间。他想象不出这个缅甸的媳妇是怎样辗转从国境线的那头，翻山越岭落户到贵州的。

“这些外籍新娘的婚姻行为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很多甚至涉及到人口贩卖。”刘燕舞担忧，“婚姻市场可以无限延伸，但是带来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在搜索引擎上，只要输入越南媳妇、缅甸媳妇等关键词，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各种能“交易”洋媳妇的贴吧、社交群，甚至电商平台上也有卖家。对那些所谓的国际红娘来说，婚姻早就成为赤裸裸的交易，牵线搭桥就是一桩买卖。

正因为夫妻关系是买来的，所以在很多娶了外国媳妇的家庭里，看管与被管成了主旋律，婆家人惴惴不安，每天都担心，千万别让买来的媳妇跑了。

2014年11月，河北邯郸市农村发生了多起越南新娘集体出逃的事件，涉及当地28户农民的家庭。2014年的春天，一个从越南嫁到河北的名叫吴美玉的女人，给邯郸的几个村庄带了一批越南姑娘，分别嫁到了28户人家。这些人家付出的代价是支付给女方两三万元，这比起娶个当地媳妇便宜多了。可没想到，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当年年底这批新娘就集体出逃了。

在警方的介入下，跨国新娘背后的诈骗团伙被控制。2016年1月初，相关人员被法院判刑入狱。罪犯被惩治了，但新娘也飞走了，留下的是28个新光棍，他们也许此生再也无力组建家庭。

（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延伸阅读：“人市”相亲记

2016年1月中旬，刚进入腊月，28岁的姚士林就跟老板请了整整一个月假。

刚回到甘肃正宁县的农村老家，姚士林就去了 “人市”，当地也称为“媒市”，其实就是当地人自发在集市上形成的临时“婚姻介绍所”。

这是姚士林第二年来“人市”。虽然其貌不扬，可姚士林在媒人眼里却是优质男：住的村子离县城近，在杭州余杭一家企业工作。

“快来，这个有正经工作”。听说姚士林有稳定工作，媒人们一下子围了上来。有媒人说要介绍个在兰州上班的女老师给他，“不过年纪有点大，29岁”。

姚士林痛快地来了一句“没问题”。姚士林大学念的工科，在余杭，当地姑娘也不愿意找他们这些外地小伙，除非入赘。尽管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可姚士林还是打算去趟兰州的“媒市”，再碰碰运气。

媒人是当地婚姻市场的把关人，负责对婚恋信息进行收集、匹配、筛选。按当地习俗，相亲成功后，媒人可以在婚典上当场收到5000元左右的红包。

67岁的蔡丽芬是“人市”里的活跃媒人之一。大家都说彩礼高，可蔡丽芬却不以为然。她认为，15万只是当地的标价，有的地方要得更高。

25岁的康生阳找到蔡丽芬帮忙，他花了50元包了一辆车，和蔡丽芬及她的老伴一起前往十几公里外的一个村里看姑娘。

这是康生阳人生中的第一次相亲，第一户姑娘家没人，幸好第二户并没有落空。

姑娘身材高挑，她和蔡丽芬打完招呼后，轻瞟了一眼康生阳，微微一笑，把他们领进了屋。

女孩和父亲并没有与康生阳直接交流，一直与媒人聊天。了解完基本情况，姑娘很熟练地把康生阳领进了她的房间。康生阳知道机会来之不易，非常主动的与姑娘聊起来，知道姑娘叫陈欣丽，2013年开始在东莞打工。

从姑娘家出来，蔡丽芬向康生阳转达了姑娘家两点不满意，“你大专学历太高，姑娘初中学历怕跟你没话说。再一个她父亲觉得你戴个眼镜，怕你眼神不好”。

蔡丽芬嘱咐康生阳，下次再来一定要带上大人，“这家大人对小孩还是不太信任，有大人在他觉得好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