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梦之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72)



ESP翻译研究近40年(1978
—2016)

方梦之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72)

摘要：近40年来,我国ESP翻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分四个阶段进行综述:1978—1989年为第一阶段,以引进ESP概念为先导,研究以EST为中心;1990—1999年为第二阶段,ESP各次语域的研究全面展开;2000—2009年为第三阶段,开始对ESP翻译理论作系统研究;2010年以后为第四阶段,ESP翻译和翻译研究越来越依赖网络和信息技术,有了技术转向。

关键词：ESP翻译研究;ESP的次语域;EST

ESP(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是英语中除文学语和普通语之外的三大语域之一,它的次语域包括商务英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专业的学术英语及各行业英语,范围极其广泛。与国外主要从语言学视角讨论ESP不同,在我国ESP研究论文中讨论翻译的文章占相当比重(如商务英语翻译的论文占商务英语研究论文总篇数的1/3以上。我国自1978年引进ESP概念并加以研究以来,已将近40年,历经了以科技英语(EST,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为中心、ESP各次语域研究的全面展开、ESP翻译理论的系统研究以及ESP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等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1989):引进ESP概念,研究以EST为中心

语言政策是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是年8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外语专家共235人参加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上提出:“综合性大学、外语院校或有条件的理工科院校都要重视对科技外语教学的研究;通过试点,开办科技外语专业,培养从事科技外语教学的教师和其他有关人员。”[1]《外语教学与研究》期刊同期配发了杨惠中的文章《科技英语的教学与研究》,指出:“最近十来年,国外对ESP教学的研究发展很快……公共外语也可以说是属于ESP性质……按功能法教学思想培养学生用科技英语进行表达的能力。”[2]同年,杨惠中等还在《外国语》上发表《国外科技英语教学与研究动态》的文章,指出:“专用英语教学法最近十年来已在英美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3]次年,卢思源也在《外国语》上发文,指出科技英语教学对理工科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性[4]。至此,拉开了我国ESP教学和研究的帷幕。

翻译是双重语境制约下的社会行为。翻译和翻译研究跟政治体制、文化语境密切联系。技术引进为我国改革开放铺路,1978年5月国务院成立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例如,上海宝钢在先期建设中引进了大量装备,调集了专职翻译800余人,第一期的工程翻译资料300吨。其他当时在建项目的翻译任务也很重。与翻译实践相适应,上世纪80年代,科技翻译研究“异军突起”,科技英语教学蓬勃展开。

研究需要交流的平台和媒体,80年代有三份与ESP相关的期刊应运而生,其刊名、创刊年份、主办单位及宗旨(或主要栏目)如表1。

表1　三份国内1980年代创刊的ESP翻译研究期刊

上述三份期刊的创刊为ESP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它们共同冠以“科技”二字,涉及内容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从语言角度看,则包括ESP各板块(科技英语、经贸英语和社科英语等)。除了上述三份专门期刊外,上世纪80年代国内众多外语类学刊也或多或少刊登相关论文,如许国璋先生主编的《外语研究与教学》,初期经常刊登有关ESP、EST的论文,《中国翻译》等期刊也辟有“科技翻译”、“实用翻译”之类的专栏。

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ESP和EST的理念东渐,大批西方专著挟势引进,如70年代出版的ESP教学法论文集、EST教材EnglishinFocus,Nucleus以及Swales的WritingScientificEnglish等。不久,我国自编的科技英语阅读、科技翻译、科技英语语法之类的书籍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书市。上海交大、上海理工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纷纷建立科技英语系,以适应迫切的培养人才的需要。

1982年中国翻译协会诞生,此后各省市科技翻译协(学)会先后成立。在这些学术机构的倡导和组织下,全国性、地区性的翻译研讨活动不断,例如,1984年在成都召开第一届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此后,每一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开了17次。许多科技翻译工作者和外语教师在会上总结经验、归纳技巧,厚积薄发。至80年代末,研究科技语言和翻译的文章,总量已超过文学翻译研究。在学习专门用途英语、研究科技英语的热潮涌动的环境下,当时外语界有人高估科技英语的学科地位,提出把科技英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以致引起媒体和业外专家的讨论和质疑。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期,卢思源在《外国语》《科技英语学习》《上海科技翻译》等期刊连续发文,系统研究ESP(特别是其中的EST)及其教学法。他在一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以来,我国理工科大学的外语教学一直推行着语法教学法,而今30余年,改变甚微。至于国外推广的认知法、功能法、交际法、ESP教学法等很少有人问津。”他呼吁:“大力开展教学法研究乃是当务之急”[5]。现在看来,接受国外先进的外语教学法是件理所当然的事,但在我国大规模、大面积英语教学开始之初,教学上的习惯势力不易扭转。这一时期,ESP研究集中于词汇、语法和语义特征。笔者则从文体学角度切入,把EST作为ESP的一个分支来研究,从多年从事科技翻译的实践取材,于1989年出版专著《科技英语实用文体》(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内容主要在两个方面:1)从文体学的表达性来论述科技英语文体的特征,从文体学的功能性来分析几种常用科技文献品种的形式与语言结构;2)对科技翻译有专章讨论。王佐良先生见书后曾写信鼓励:“尊著不仅内容井然有序,而且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国内似尚无第二本。”杨自俭在《我国近十年来的翻译理论研究》一文中称,该书是“近十年(1983—1992)中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著作之一”[6]。

二、第二阶段(1990—1999):ESP各次语域的研究全面展开

ESP体系庞杂,语域层次多。其中科技英语的内容包括天、地、生、数、理、化各科,商业经济翻译的内容包括国际营销、金融、税收、物流、投资、运输、保险、银行、会计等,社会科学英语的内容包括旅游、新闻、历史、语言、政治、法律等。文本形式多样。这一阶段以ESP各次语域的研究全面展开为特征。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国商务英语和商务翻译研究掀起热潮。1994年和1998年先后成立了全国商务英语研究会(内设商务翻译专门委员会)和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商务英语研究会。前者成立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商务英语翻译研讨会,至今已有9次,推动了商务英语翻译研究。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主要是技术贸易(以技术引进为主),那末90年代的贸易量、贸易国、贸易品种有显著的增长。商务翻译专著由80年代陈浩然的《外贸英语翻译漫谈》(1983)和《外贸英语翻译》(1987)的两部增加到90年代的13部(包括教材)。期间,探讨商务翻译的论文由第一阶段70篇增长到250篇[7]。

在改革开放初期,新闻战线尚有禁锢,新闻翻译研究文章如凤毛麟角,只查得刘心粦的《谈谈新闻翻译及其教学》(《国际新闻界》1987年第3期)、杨卫东的《谈英语新闻标题的语言特色》(《河西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和顾敏元的《科技新闻的深层翻译》(《上海科技翻译》1989年第3期)。到了90年代,国外新闻报道与信息交流仍然迟缓,新闻翻译的研究文章虽有增长,但总共也只有16篇(见表2)。

表2　新闻翻译研究论文不同阶段统计

在法律翻译方面,80年代除有少量论文涉及科技贸易中的技术合同和专利说明书的翻译外,专题文章很少。直到1992年才出现陈忠诚的《法窗译话——法律翻译絮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1998年同一作者的《英汉法律用语正误辨析》(法律出版社)等专著。

同期,旅游、政论等其他门类的社科翻译也纷纷崛起。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在前十余年的密集研究后,热度渐减,80年代科技翻译独领风骚的时代已过。由表3可知三个不同阶段ESP主要次语域的研究状况。

表3　1980—2009年出版的翻译专著与教材数

注:社科翻译内容包括新闻、法律、旅游、政论等。综合教材指含ESP翻译实例或以某次语域为重点的一般翻译教材。

罗进德先生在谈到有关ESP时说:“翻译的应用研究、非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翻译服务行业的组织管理问题等等,都在从职业生活现场渐次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并产生着创新性的成果。较之以古典文学为主轴的传统翻译理论,这些新作富有生气,更加贴近翻译的现实。生活气息浓厚的现场感,加上机敏的理论思考,一扫沉闷乏味的老生常谈和不知所云的食洋不化,带来一股清新风气。”[8]

三、第三阶段(2000—2009):ESP翻译理论的系统研究

进入新世纪,国门大开,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商务翻译发展势头强劲,促使ESP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其中2007至2009三年的商务翻译论文和商务英语研究论文分别为891篇和2 473篇,接近或超过前27年(1980—2006)的论文总数。商务英语专著由上一年代的13本猛增到62本[7]。商务英语与ESP研究的走势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国家的经济状况。商务英语研究的快速发展为设立商务英语专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1年,“商务英语”列入我国教育部的大学本科招生目录,成为继2006年“翻译专业”之后我国外语类分科招生的又一新专业。

同期,国际信息交流更趋频繁,新闻翻译研究呈爆发式增长,总数达177篇,见表2。

表2中,这一阶段我国新闻翻译研究论文共177篇,而2007至2009三年达91篇,几乎接近于前30年之总和,这一情况与商务英语的统计相巧合。论文从新闻语言的特征、新闻翻译理论、新闻翻译史、新闻翻译批评和新闻翻译实践等不同视角进行探讨。同期,新闻翻译的专著由2本(均为1999年)增至15本。

这一时期,包括政论、金融、旅游、法律等社科领域的翻译同样兴旺,法律翻译由20世纪的4本增至17本,旅游翻译由3本增至8本。

20世纪ESP研究以总结经验、归纳技巧为主,论文具有随感式、评点式、经验式的特点。21世纪ESP研究与学科建设、语言服务、翻译职业化相结合,论题也进一步拓展。

至此,我国ESP翻译研究在各语域充分展开,翻译市场的发育,专业翻译教学的起步,大规模的翻译实践活动,都呼唤ESP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于是,2003年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水到渠成。是年9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了第一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这里所说的应用翻译涵盖了ESP翻译)。这是一次内容广泛、论题相对集中、学术含量较高的会议。时任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的林戊荪先生在开幕词中称,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应用翻译开始深入研究。大会论文和演讲涉及ESP各语域[9]。会议涉及翻译理论和原则、范畴和体系、策略和方法、教学和教材。会后,ESP不同语域的专家方梦之(科技)、陈忠诚(法律)、张健(新闻)、陈小慰(功能理论)、王大伟(政论)、贾文波(旅游)等组织起来,编写了我国第一本ESP翻译综合教材,2004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2008年该教材经修订纳入“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改名为“英汉-汉英应用翻译综合教程”,为各地院校普遍采用,2015年经修订又出第二版。

ESP研究热点一方面因国家形势和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也因研究途径的多样、选题的成熟、深入或扩大而变化。ESP文体形式多样,正式程度的差别很大。在近40年的ESP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一批研究文本类型的论作。“翻译不同类型的文章,应该运用不同的翻译原则和方法,这是当代翻译理论的核心。”[10]科技翻译注重其内涵的挖掘和不同专业分支领域和不同文献形式的研究。商务翻译研究不再停留在初期的外贸函电、商务信函,而侧重于WTO文件、国际商法、国际商务案例分析与翻译研究。社科翻译与文化相结合,如旅游文化、文化创意、会展翻译等。分而治之,有分有合,本阶段以聚焦系统的翻译理论建设为特征。ESP不同语域的深入研究和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为2006年创办翻译本科专业,2007年试办翻译硕士专业教育(目前已达206个授予点)创造了条件。

我国的ESP翻译研究不仅借鉴国外ESP理论,得到语言学的支持,特别是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的支持,研究也引入文化学派的理论,例如关于意识形态、政治与翻译、翻译的主体间性的理论等。其学科背景还包括文体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文化学、翻译学、接受美学、文本类型学等。这从我国ESP翻译论文经常引用的国外文献可见一斑。《上海翻译》2002—2011年10年间引用国外文献最多的10本书为:诺德(Christiane Nord)的《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TranslatingasaPurposefulActivity-FunctionalistApproachesExplained)、奈达(Eugene Nida)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TheoryandPracticeofTranslation)、纽马克(Peter Mewmark)的《翻译教程》(ATextbookofTranslation)、贝克(Mona Baker)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芒迪(Jeremy Munday)的《翻译研究导论——理论与实践》(IntroducingTranslationStudies:TheoriesandApplications)、莱思(Katharina Reiss)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TranslationCriticism-ThePotentialsandLimitations)、图瑞(Gideon Toury)的《描写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andBeyond)、韩礼德(Hallyday,M.A.K.)的《功能语法导论》(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的《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TheTurnsofTranslationStudies:NewParadigmsorShiftingViewpoints? )、勒菲弗尔(Andrè Lefevere)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等。

四、第四阶段(2010—):ESP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

“翻译技术”是1988年西班牙翻译家穆里尔·巴斯孔塞洛斯(Muriel Vasconcellos)主编的《作为翻译策略的技术》(TechnologyasTranslationStrategy)一书中约翰·哈钦斯(John Hutchins)发表的FuturePerspectivesinTranslationTechnologies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同年,国内学者孙介铭在《上海科技翻译》第4期上发表《用电脑自动识别德语词类——德汉机器翻译随笔》,也提出翻译技术的概念。经过近30年的发展,翻译技术已成为ESP翻译和翻译研究必不可少的核心手段和内容。

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机器翻译的迅猛发展、大规模语料库技术的充分使用改变着翻译性质、翻译文本类型和研究途径。2014年8月在柏林召开的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主题是“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翻译工作者与术语学家的未来”(Man vs.Machine? The Future of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and Terminologists),表明了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黄友义在第四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说:“翻译行业发展到现在,其内涵已经大大扩展,包括翻译服务、本地化服务、翻译技术、翻译咨询、翻译培训和翻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等。因此我们的应用翻译研究也应该紧贴行业发展,相应地拓展领域,例如翻译项目管理、翻译技术应用、多语术语与语料库建设等领域的研究。”[11]其中,本地化是将产品按特定国家、区域或语言市场的需要进行加工,使之符合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包括软件和网站本地化。本地化是集语言技术、信息技术、项目管理技术于一体的新兴服务,涉及到了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经济学、软件工程、网站开发、排版印刷、国际化营销、管理等多个学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其过程较为复杂,与传统的“翻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卡门森斯顾问公司(CSA)的调查显示,2014年全球网站国际化、多媒体本地化、软件本地化、创译(transcreation)、国际化测试、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等与本地化有关的业务领域的市场份额合计为42.96%,首次超过笔译,成为语言服务业的第一大业务类别[12]。在新兴的语言服务业中,本地化具有鲜明的“技术化”特点。翻译技术既是ESP翻译的工具,也是ESP翻译的研究对象。所谓技术转向是指翻译技术对ESP翻译的重大影响和ESP翻译对技术越来越大的依赖。

参考文献：

[1]《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提高外语教育水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记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J].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2 ):1-5.

[2]杨惠中.科技英语的教学与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2):58-60.

[3]杨惠中,张彦斌,吴银庚.国外科技英语教学与研究动态[J].外国语,1978(3):48-55.

[4]卢思源.搞好高校理工科英语教学的一点意见[J].外国语,1979(2):55-56.

[5]卢思源.从一次科技英语过关考试谈起[J].外国语,1981(5):42-44.

[6]杨自俭.我国近十年来的翻译理论研究[J].中国翻译,1993(6):11-15.

[7]叶兴国,虞娅娜,冯陆炜,等.中国商务英语研究:现状与趋势[J].中国外语,2011,8(2):57-62..

[8]罗进德.本位·本分·本色——《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序[M]∥刘宓庆.文体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1-2.

[9]方梦之.我国的应用翻译:定位与学术研究——2003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侧记[J].中国翻译,2003(6):47-49.

[10]郭建中.实用性文章的翻译(上)[J].上海科技翻译,2001(3):14-20.

[11]黄友义.在第四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J].上海翻译,2011(3):1.

[12]王传英,卢蕊.本地化翻译规范研究[J].上海翻译,2015(2):63-69.

(编辑: 朱渭波)

ESP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1978 in China

Fang Mengzh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72,China)

Abstract：ESP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has gained marked achievements for recent nearly 40 years,which the author classifies into four stages to be described.The primary stage(1978-1989) witnessed an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ESP from the West and intensive research on EST and EST translation.The second stage(1990-1999) saw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ESP sub-registers including business English,social science English,etc.The third stage(2000-2009) was characterized by construction of ESP systematic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recent stage from 2010 on has had a technical turn,as research on ESP and ESP translation studies depend o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some extent.

Keywords：ESP Translation Studies;sub-register of ESP;EST

收稿日期：2016-04-10

作者简介：方梦之(1935-),男,教授。研究方向： 应用翻译研究、译学词典编撰。E-mail:fangmengzhi@126.com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6)02-0101-05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