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刘毓庆

“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七“礼”：制礼义以倡人道（上）

山西 刘毓庆

“礼”讲的是“人道”。“人道”即为人之道。当今时代，深入中国“礼”的文化渊源及本质内涵，重温中华民族“礼”的传统价值观，不仅有利于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有利于中国文明新形象的重塑。本文拟从礼的基本含义与功能、“三礼”的基本内容、“六礼”及其意义、“礼”与西方价值观比较等四个方面展开。

礼 人道 “三礼” “六礼” 传统价值观 西方价值观

如果说《周易》是讲“天道”的，《尚书》是讲“王道”的，那么“礼”则是讲“人道”的。所谓“人道”，就是为人之道，即社会行为规范。它不像天道那样玄远，而是切近生活；不像“王道”那样宏大，而是巨细皆容。人的言行举止、情绪反应、态度表现、分寸把握等，都包括在了礼的范畴之中。有人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这个说法一点儿也不过分，因为传统中国人，无论是行为表现还是心灵尺度，都是以礼为准则的。

然而当下我们国人的表现及国际形象，与“礼义之邦”这四个字可谓相距甚远。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我们曾经有过的荣耀，这荣耀是在东西方文明初次接触、友善交往的时代，即资本主义尚未兴起、西方列强尚未视中国为肥肉的时代，西方友人给予的。因为当时辉煌的中国千古文明与中国人民彬彬有礼的行为表现，在初次来华的西方人士心中引起了震撼，因此他们将中国文化批量传向欧洲。德国的莱布尼茨（1646—1716）说：“人类最大的恶源是人类自身。如果人类对这种恶还有救药的话，那就在中国。”德国的康德（1720—1804）说：“在中国，听不到骂人或者诅咒。到某人处造访需要事先禀报，应该注意些什么，主人应该怎样招待客人等等，这一切的言谈举止，都写在礼仪书上，不得有半点偏差。人人懂得，在什么时候应当如何有礼貌地拒绝，在什么时候应当顺从迁就。”（〔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一书说：“即便中国有难得一见的不懂礼貌的人，他们也要比最有考卷的外国人强得多；与他们相比，外国人只是怀中的婴儿。”在这些西方学者的论述中，中国“礼义之邦”的形象是多么明显！更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礼义之邦”文明对欧洲产生的强大影响。当时欧洲掀起了中国化热潮，从生活方式到日用器物、建筑、艺术等，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魂。有趣的是，竟然有人冒孔子之名写了一部叫《自然法》的书，这无疑是中国化热潮的又一种反映。从这里可以看出“礼义之邦”文明的强大影响力。今天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做到的，今天却做不到了呢？问题出在哪里？因此，当下我们对中国“礼”的文化渊源及本质内涵做些了解，重温中华民族“礼”的传统价值观，不仅有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利于中国文明新形象的重塑。

本文拟从礼的基本含义与功能、“三礼”的基本内容、“六礼”及其意义、“礼”与西方价值观比较等四个方面来谈。

“礼”的基本含义与功用

什么是“礼”？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礼者，履也。”就是说“礼”是人要履行的行为规范。《礼记·乐记》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的规范里蕴含着重要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不可随意更易的。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礼，体也，得其事体也。”遵守规则，行为就能得体，每一件事就都办得恰到好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就会达到和谐的境界。

（一）礼的起源与本质

其实，“礼”最早是对“神”而言的。《说文解字》在“礼者，履也”之后接着说：“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用来祭神求福的事。金文中“礼”写作“”，字从珏从壴，壴是鼓的象形。在所有的乐器中，鼓是最具有震撼力与神秘性的，《五经要义》云：“鼓所以检乐，为群音之长也。”（《北堂书钞》卷一百八）宋之陈旸《乐书》也说：“鼓为五声之君。”（《乐书》卷一百十八）故用鼓代表乐。“珏”是两串玉。中国人自古有崇拜玉的习俗，装饰用玉，护身用玉，制器用玉，比德用玉，玉成了神品般的东西。故《说文》说：“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故祭祀要用玉。祭祀用鼓乐来乐神，用玉帛来献神，故而用“”来代表礼神。后来为了更明确地表示祭祀神灵的意义，又加了偏旁“示”。也就是说，“礼”本是指祭神活动中的行为准则，行“礼”必有“乐”相从，而且必存敬畏之心、虔诚之意。故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礼的本质在恭敬，乐的本质在和乐，并非只是玉帛钟鼓物质的表现。周公制礼，将“礼”由宗教神坛推向人伦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祭坛上的行为规则推衍于社会生活之中。其最本质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建立一切行为的规则与秩序，由此保证人群的有序性；二是对人与事皆心存敬意，保证人群的和谐性。

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礼”是“仁”的外在表现。钱穆先生说：“孔子要使人了解他常爱用的‘仁’字，便另外提出一个‘礼’字来和‘仁’字拼命起来。”具体来讲，“仁是内边的，礼是外边的；仁是‘心’，礼是‘行’”，而“仁”“礼”对说，“其总纲便是个‘仁’字”（钱穆：《讲堂遗录》（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钱穆的意思很明白，也就是说“礼”就是“仁”的外化，“仁”存乎内心而外化为“礼”。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人如果缺乏了内心的“仁”，又怎么会理解“礼”“乐”的真正内涵？

简而言之，“礼”是以道德为基础的，道德的核心是“人本”。《礼记·曲礼》说：“礼缘人情而作。”《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最终的原则是不违背人情，必须符合人情，顺人自然之性，这自然之性是“天道”所规定的。故《礼记·礼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就是说，礼是先王遵循天道来顺理人情的。“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礼记·问丧》）所以，“礼” 从表面上看是一些显得套路化甚至僵化的规则，实际上它是依赖于情感与人性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它是人性与道德的统一。就“礼”的核心精神而言，就是一个字：敬。《孝经》中说：“礼者，敬而已矣。”也就是那种由内心的“仁”所生发的对天地万物、长者师者、亲人朋友的敬意。相互尊重就是敬。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就是内心的“敬”与外在的“礼”的协调一致。

也正是因为“礼”承乎天道、合于人情，因此在周代，人们把“礼”看作了做人的根本和治理国家的大纲。如《孝经》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隐公十一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祭义》还把“礼”的作用归纳为五点，如说：“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纪也。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致让，以去争也。合此五者以致天下之礼也，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由此可以看出“礼”在古人心目中的重量，以及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

（二）“礼”的基本功能

“礼”具体有哪些功能？它在我国古代为什么会如此受重视？择要而言，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别于禽兽。《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和猩猩就算会说话，也终归是飞鸟和走兽，这一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们不懂“礼”。既然如此，人如果没有“礼”，即便会说话，也不过与鹦鹉和猩猩一样，因为其禽兽之心没有变。“禽兽”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伦理道德的混乱，“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所以圣人编订礼法规范以教人，“使人知有礼，以自别于禽兽也”。人有了“礼”，和动物就有了绝对的区分。可以说，使人“别于禽兽”，是“礼”最基本的功能。“礼”就是人兽之别的分界线。人一旦失去了“礼”，就是自沦于禽兽了。所以《诗经·相鼠》篇骂那些不知礼仪的人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古音读与“体”相同，至今湖北一些地方仍“礼”“体”读音不分。）等于是说连相鼠都有礼，人如果无礼，还不如干脆死掉。这种极端的语言，反映出的是古人对 “礼”的重视，和对无礼之人的痛恨。

第二，正名分，决是非，定亲疏。“礼”是人行为的标准，“名”与“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要靠“礼”来确定。比如说“君”这个名，当“名”确定之后，其“实”也必相随，“礼”就确定了为君的责任、义务，也就是如何才够格称君这个问题。如果名实不相称，那便是“名不正”，就必须靠“礼“来正。是非问题要靠“礼”来判断，合于礼便是“是”，不合于礼便是“非”。《左传》一书每言“礼也”“非礼也”，就是对事物是非的判定。亲疏关系，也是要靠“礼”对人伦关系的规定来确定的，这关系也就决定着在这关系网络中每个人的责任、义务。这样，“礼”便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秩序的大纲，方方面面离了“礼”都无法保证其有序性。故《礼记·曲礼》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为都离不开“礼”的规范，没有了“礼”，一切都会乱套，从而无法运作。

第三，“缀淫”。《礼记·乐记》说：“礼者，所以缀（止）淫也。” 这里的“淫”，指的是一些过度的行为。《礼记·坊记》说：“夫礼，坊民所淫。”《礼记·仲尼燕居》说：“夫礼所以制中也。” “礼”可以提醒人们把握事物的“度”，把握“无过无不及”之“中”。关于“礼”的“缀淫”功能，主要应该把握两个方面。首先是遏制无限度的物质追求，“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是一种常态，没有人不想富贵，也没有人不想追求奢华生活。即崔实在《政论》中所说：“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下川之赴上壑。不厚为之制度，则皆侯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但人人都如此没有节制地追求下去，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资源枯竭。荀子曾有一篇文章叫《礼论》，开篇谈“礼”的起源，便直指对人欲膨胀的制约。他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

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

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这是说，“礼”的起源便是与人欲的节制联系在一起的。人都有欲望，有欲望便会去追求，追求没有限度，就会因资源不足而发生冲突，这样必然会引发战乱。

其次是对情感与行为放纵的遏制。《礼记·曲礼》中的“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骄傲的情绪不可以让它滋长，内心的欲望不可以让它放纵，求善的志向、向上的心志不可以让它满足，享乐的行为不可以使它达到极点。过度就会走向反面，乐极就要生悲。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礼”在人们的行为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不致因过度而走向反面。恭敬过度就会徒劳无功，谨慎过度就会畏缩拘谨，勇猛过度就会鲁莽惹祸，直率过度就会尖酸刻薄。只有靠“礼”的指导，才会让人们的优秀品质能够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尺度上，也即符合中庸之道。其实，“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更多在于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礼制”和“法制”的重要区别，就在于让普通民众能够有羞耻之心和归服之心，能够达到“自制”甚至“自治”。因此，“坊民所淫”的本意，就是要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

第四，以和为贵。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段话是对“礼”的功能及把握的经典表述， 非常重要。“礼”是行为需遵循的规则，“和”是应该达到的客观效果。对“礼”来说，“和”是功用，也是在“礼”的操作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先王治理国家，所以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而实现“和”的目的，就是因为有礼。“礼”是体，“和”是用，二者是本与末的关系。如果“礼”行不通，为了达成和谐而将就行事，违背“礼”的原则，这也不行。因为那样便失去了是非，也失去了“礼”所要坚守的道义原则。孔子鄙视乡愿，称乡愿为“德之贼”，就是因为乡愿（好好先生，和事佬）没有是非原则，没有正义感，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一味地装好人，不敢得罪人，是“知和而和”的人。

（三）“礼”的表现方式

礼的表现方式有两方面，一是容止，二是言辞。

“容止”指仪容举止，如衣着打扮、行为举止、容貌仪态等，都包括在内。《礼记·玉藻》中有关于“君子之容”的表述，要求君子仪态举止要闲雅自然，表现出堂堂正正的样子来。这种仪态，既是对自己形象的注重，也是对他人的尊敬。尊重自己就是尊重别人。《论语·子罕》描写孔子：“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这正是君子之容的具体体现。有报道说在天安门广场升旗现场，有人光着上身、穿着大裤衩，还随意谈笑，一副在看马戏团表演的神情，这就显得非常不得体。这在古代来说，就是“非礼”之举。关于行为举止，《礼记·曲礼》中有很多详尽的规定，比如“离坐离立，毋往参焉；离立者，不出中间”“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并坐不横肱”“共饭不泽手”“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尘不及长者，以箕自乡（向）而扱之”。再如“坐如尸，立如齐（斋）”“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敛发毋髢，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毋放饭，毋流啜，毋咤食，毋反鱼肉，毋固获，毋扬饭”。与师长相处，“毋侧听，毋叫应，毋淫视，毋怠荒”。还比如，“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递东西的时候，“执剑者左处，进戈者前其鐏，后其刃”，等等。所谓“曲礼三千”，指的就是这些对行为举止的具体规定。其实在生活中，远不止这些，有好多是没有规定的，全靠悟性把握，这把握的原则就是一个“敬”字。怎么能表现出自己对人的敬意来就怎么做。比如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或一些重要的集会活动，常会有德高望重的学者或位高权重受人尊敬的领导参加，这时，也总会有人出于仰慕之心邀请与对方合影。合影时如何站立才合适？这就没有具体规定。有的人与尊者合影，出于内心的敬畏，会自然而然地向后退半步，或自己的身体向尊者略倾。这显得就很得体，很自然。而有的人则显出了得意扬扬的样子，自己肚皮挺得比尊者还高，像这种情况，就是“非礼”。他邀对方合影的目的不是出于尊敬，而是想借合影以炫耀自己。仪态举止，在很多情况下是要靠自己对“礼”的精神领会来把握的。

其次是“言辞”，这对“礼”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人际交流的主要途径。《荀子·荣辱》篇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这充分说明了言辞的重要性。就“礼”而言，言辞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自卑而尊人”的原则下，创造出的谦辞与敬称。如延续至今的“贵姓”“府上”“大驾”“令尊”“令堂”“在下”“鄙人”“寒舍”等，无论是称人还是自称，其目的都是为了表达一个“敬”字。这样便显得文雅得体，不失礼数。

“言辞”另一方面的运用是对说话分寸的把握。《礼记》要求人们说话时要谦逊慎言、把握分寸，不妄说胡扯。如与长者说话，“长者不及，毋儳言。正尔容，听必恭。毋剿说，毋雷同”（《礼记·曲礼》）。长辈未提及时，不能插话打断；听话要端正表情，洗耳恭听；不抄袭别人，不随声附和。此外，言谈交际要注意场合，内外有别，外边的话不可带进家门内，家里的话也不可带出家门外，所谓“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礼记·曲礼》）。说话还要讲究交谈技巧，即“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要善用婉言托词，如国君命士与某位大夫结对比射，士如果不能射，要委婉地对以“我有负薪之忧”（《礼记·曲礼》）之类的托词。还要注意避对方父、祖之名讳等。周代的女性教育中，有一项是“妇言”，就是让女性懂得如何说话合于“礼”的要求。

总之，容止和言辞，是“礼”最表层的展现，也是最基本的方面。

“三礼”的基本内容

“十三经”中的“礼”包括“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这是记载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三部古籍。孔子编入“六经”中的“礼”应该是《仪礼》，而今被列入“五经”的是《礼记》。这三部书，最条理的是《周礼》，最古奥的是《仪礼》，最杂乱的是《礼记》。

（一）《周礼》

《周礼》又称《周官》，是一部关于周代政治制度的书。这部书成于何时，学界一直存在着分歧，或以为是周初周公制礼作乐的产物，或以西周，或以战国，甚至有人以为是汉代人的作品。但大多学者承认它是一部先秦古籍，是唯一的一部系统记述周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典籍。虽有些地方与其他典籍记载有些出入，但大多为西周旧制还是可以肯定的。这从周金文中出现的一些官职与《周礼》记载的应合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周礼》全书分六个部分，分别由六官区分。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这个划分显然是在天人一体的观念下产生的。除冬官外，每一官的开首都冠以“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明确表示了这部书的性质。从六部分司来看，似乎直接影响到了隋唐以降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职官设制。天官主管朝廷及宫中事务，有点像六部之长的吏部，但权力要大，如同宰相或总理，其下属官有六十二种；地官主管土地和人口，相当于户部，属官七十八种；春官主管祭祀和礼仪，相当于礼部，属官六十九种；夏官主管军政，相当于兵部，属官六十九种；秋官主管刑法，相当于刑部，属官六十六种；冬官主管百工及土木建筑，相当于工部，因已亡佚，详情难知。现在的《冬官》部分，是拿内容相近的另一篇古籍《考工记》代替的。这个统治系统十分完备，每一项职守任务都很具体明确。现代人读这部书，似乎觉得有些烦琐，因为其中的制度离我们今天有些遥远了，我们不好理解。有些官职，如专毁坏恶鸣之鸟巢穴的硩蔟氏、专管禁止重大活动中“嚣呼叹呜”“歌哭”于道的衔枚氏、专管射夭鸟（不祥之鸟）的庭氏、专管清除青蛙蛤蟆之类物的蝈氏、专管执鞭开道的狼条氏等，在今天看来很不必要，可是在《周礼》中却细分其职，不厌其烦。但在这不厌其烦的叙述中，却披露了古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如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反映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前就已发明用镜取火的技术；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反映了以香草除蠹虫的技术；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扰之”，则反映了驯兽技术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礼》在官职职责的记述中，体现出了对民生的极大关心。如《秋官》中，萍氏专管水禁和检查饮酒情况，因为怕饮酒过多而出问题，如怕人掉到河里；禁暴氏是管理治安，对付地痞无赖欺压百姓的。《地官》中，媒氏是专管万民婚配的。在仲春之月，把没有配偶的男男女女集会在一起，让他们自由寻找对象。司市专门管理市场，要求物品根据类别分区陈列，以便平定物价；禁止奢侈精巧之物的出售，以稳定一般物品的行情；招致商贾，保证货物流通；防止伪劣产品与欺诈行为，去除盗贼。草人掌管改良土壤，根据地质种植相宜的作物。赤色而坚硬的土用牛的骨汁或灰改良，赤色不很坚硬的用羊的骨汁或灰，涸的泽地用鹿的骨汁或灰改良，盐碱地用貆子的灰，沙地用狐狸的灰……这些分工，几乎都是为民生考虑的。这与《尚书》反映的思想与文化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体现了中国原始政治文化的性质。

在对民生的关注中，我们特别留意到了《周礼》中的生态保护意识。如《地官》中，有山虞、泽虞、迹人之类的职事。山虞掌管山林政令，泽虞掌管水泽政令，其中都提到了“以时入之”的问题，“以时”就是按季节。为什么进山林水泽还要考虑季节呢？就是怕乱取材物，破坏了生态，导致自然再生能力的下降。迹人是田猎政令的，其中明确提出了“禁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禁止捕杀幼鹿和撷取鸟卵，这也是为了保护自然的再生能力。而不许用毒箭射禽兽，则是从心术上考虑的，因其“贼物之心”，而且这样做杀伤太大。像《天官》中的兽人、渔人、鳖人，都是负责水产与猎物的，都提到了“以时”的问题。这中间体现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对今天来说，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二）《仪礼》

《仪礼》与《周礼》不同，它不是讲行政制度，而是讲生活礼仪。从实际意义上讲，《仪礼》更符合“礼”的本义。《释名》说：“仪，宜也，得其事宜也。”这是说“仪”是指具体行事中非常得当的行为表现。这种“得当的行为”非常重要，因为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及尊卑贵贱长幼之别意义重大，因此每个王朝建立，都制定一套礼仪。《仪礼》所记录的就是周代的礼仪。先秦时就叫作《礼》，汉代称作《礼经》或《士礼》。现存十七篇，内容涉及以下七个方面：

一、关于成年礼，如《士冠礼》。古代贵族子弟到二十岁要举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人，成为本族的正式成员。后来把二十岁左右叫“弱冠”，就是指初加冠，体犹壮。

二、关于婚礼，如《士昏礼》，是从纳采到婚后庙见的一系列礼仪。

三、关于交往之礼，如《士相见礼》《聘礼》《觐礼》。《士相见礼》是士君子第一次相见的礼节仪式，《聘礼》是国际交往中的种种礼节仪式，《觐礼》是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

四、关于宴饮之礼，如《乡饮酒礼》《燕礼》《公食大夫礼》。《乡饮酒礼》是基层行政组织举办的以敬老为中心的宴会仪式，《燕礼》是君臣宴会的礼节仪式，《公食大夫礼》是国君举行的招待外国使臣的礼节仪式。

五、关于射礼，如《乡射礼》《大射礼》。前者是基层举办的射箭比赛大会的礼节仪式，后者是国君主持下的大射比赛礼仪。

六、关于丧礼，如《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丧服》是关于丧礼服饰的。《士丧礼》与《既夕礼》本当为一篇，因篇幅长分成了两篇，述士为父母办丧事的全过程。《士虞礼》是父母埋葬后的安魂礼。

七、关于祭祀之礼，如《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特牲馈食礼》记述士在家庙中举行祭祀的礼仪。《少牢馈食礼》与《有司彻》本为一篇，记述大夫在家庙中举行祭祀的礼仪。

《仪礼》记述的每一项仪式都很烦琐，如《士相见礼》记士之间第一次见面，记到了不同季节要拿的不同礼物。如初次上门，客人要如何说，主人要如何答，客人要再如何谦虚，主人要再如何谦让，反复五个回合，然后才是“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主人揖，入门右。宾奉挚，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挚，出”。这实际操作起来，确实有些麻烦，却反映了其间的慎重与严肃。

《仪礼》所记载的烦锁礼节虽然在生活中都早已无存，但这些礼的基本内容，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却部分地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如婚礼，《仪礼·士昏礼》提到了婚姻过程中的六种礼仪，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礼俗一直流传于后世，《唐律》《明律》中即有类似的规定。明沈周有诗说：“红车绿幰及春明，六礼周时汝好行。铜镜试妆花髻拙，布衣随嫁竹箱轻。”（《送巽女归徐氏》）现在一些农村仍有“六礼”之俗。再如士君子初次相见要有见面礼，在现在的习俗中也还普遍存在。像《丧服》中的五服制度，一直在延续，出了五服则不算亲属。乡饮酒礼作为基层的一种敬老活动，也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

《仪礼》对重建现代礼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士昏礼》说：“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若祖庙已毁，则教于宗室。”郑玄注说：“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宗室，大宗之家。” 这是说古代贵族女子在出嫁前，要接受三个月的专门教育。教育的内容包括道德行为、语言辞令、举止仪容、绩织女功等。这对于女性素质的提高是很有意义的。女性的素质关系到下一代的教育以及整个民族的素质，因此周代的这种制度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再如《乡射礼》中，记述比赛运动，它除了有严格的比赛规则外，评价射手不但看能否射中，还要看其容体是否合乎礼乐。比赛的目的不是求胜与否，而是观道德。《礼记·射义》解释射礼说：“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骸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又说：“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样的比赛，恐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而它的意义却是任何比赛都不能比拟的。

（三）《礼记》

“三礼”中最为庞杂的是《礼记》。《说文》：“记，疏也。”段玉裁注说：“谓分疏而识之也。”《礼记》的取名虽说有对古礼“分疏而识”的意思，其实杂汇了先秦到汉的有关“礼”的文字。在西汉，流传的关于说“礼”的文字据说有二百多篇，内容十分庞杂。戴德、戴圣叔侄俩，都是研究礼学的专家，他们选编了不同的《礼记》本子，人称戴德编的叫《大戴礼记》，戴圣编的叫《小戴礼记》。东汉末大儒郑玄为《小戴礼记》做了注，一下子抬高了《小戴礼记》的地位。现在所说的《礼记》是小戴的，共四十九篇。

《礼记》的内容，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释《仪礼》或与《仪礼》有关的文字，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有些虽非直接解释《仪礼》的意义，但是围绕《仪礼》记述的，有点类似“外传”的性质，如《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等，都是关于丧服丧事的。此类文章就占到了十二篇，这可能与儒家重视丧礼有关。

二、记述各种礼制与礼节的文字，如《王制》《礼器》《祭法》《曲礼》《内则》《少仪》《月令》等。《王制》像一篇完整的施政纲领，《月令》像是古代政令与农事活动记录。再如《内则》言家庭礼节，《少仪》记相见、适丧、饮酒、荐羞的种种礼节。可以补《仪礼》之不足。

三、杂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文字，如《坊记》《表记》《缁衣》《孔子闲居》等。这些可能是根据当时传闻记述的，也不排除假托的可能。

四、专题论文，如《礼运》《学记》《经解》《乐记》《大学》《中庸》等。这些是一组理论性很强的文章，有些论述相当精彩，可以反映战国儒家的理想与理论水平。

在这四组文章中，应该注意的是第一组，它是《礼记》的主体部分。其中有的部分是从理论阐释“礼”的，这对于我们认识“礼”的意义很有帮助。“礼”的内在精神，在历史中不断流失，只有形式部分残存。即春秋时人所说：“此仪也，非礼也。”修复“礼”的道德精神，使“仪”的外在形式与“礼”的内在精神统一起来，这正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

作 者：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著有《古朴的文学》《朦胧的文学》《雅颂新考》《诗经图注》《从经学到文学》等专著二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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