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生

一

谭云山1924年7月到了南洋以后，即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华侨下一代以及向广大华侨传播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之中。他首先在新加坡英俄街的工商学校教书。1926年10月，柔佛州麻坡市中华学校的中学三年级主任、他的好友绍崖因为要到槟城去当报馆编辑，学校不放他走，除非他能找到谭云山去接替他。谭云山一方面鉴于帮助友人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想换换环境得到点休息，就去到麻坡中华学校教书。他后来又从麻坡去瓜拉丁加奴的中华维新小学当教务主任（或者校长），他还在南洋华侨学校任教过，又参加了柔佛州巴株巴辖的爱群女校的兴办。在此期间，南洋平民学校师范科还曾请他去教“中国文字学”。在教学的同时，他还参与办报、写诗。

初到工商学校时，他“初出校门，入世尚浅……滥竽工商学校，承校长以训育重职相属”，在这个职务上他尽心尽力，与学校校长及各教职员一起摸索出一套方法，写出《一个训育方法的商榷》的长文，从1926年1月8日起接连三期发表于《叻报》副刊。

谭云山在新加坡一边教书，一边于1925年10月为《叻报》创办了一个文艺副刊《星光》，并担任主编。此后，1926年9月又和“骆驼社”社员陈子实、张登三及何学尼共同为《新国民日报》（其前身是孙中山创办的《国民日报》）创办文艺副刊《沙漠田》，共出版了二十期左右。

谭云山除了编辑文艺刊物，本身也是马华新文学团体的一个有成就的诗人。除了在《星光》和《沙漠田》副刊上发表了大量诗作，仍有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表，他的这些诗作1930年由广州青野书店以《海畔》为书名出版。

在南洋，谭云山还收获了纯真的爱情，他与同乡、同事陈乃蔚相知、相恋，直到结为秦晋之好。

就在谭云山到麻坡中华学校才几个月时，1927年7月，泰戈尔来到新加坡，并且到了该校访问和演说。从学生时代起就对泰戈尔充满了敬仰与爱戴，作为一个喜爱诗歌的文学青年，谭云山几乎读过泰戈尔所有翻译出版的小说和诗作，到南洋以后，他更有了到印度去留学的准备。现在，有机会面对景仰已久的诗圣，他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还敞开心扉向泰戈尔谈自己的人生理想。

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就曾和中国友人达成共识，即由梁启超带领其他中国学者到圣蒂尼克坦国际大学教中文并开展中国研究，由国际大学的印度学者到北京清华大学去传播梵文并开展印度研究。可是，后来这些计划未能实现。面对眼前这个热情洋溢、充满理想的中国青年，他多年的中印友好、发展中印文化交流的计划和理想有可能实现了。于是，当场决定邀请谭云山去印度国际大学教中文，开展中国研究和佛学研究。

1928年8月，谭云山告别新婚的妻子，抱着“白马投荒步昔贤”的宏伟壮志，只身一人乘英国轮船离开南洋前往印度，从此开始了他在国际大学的新生活。谭云山来到国际大学一面教授中文，一面学习梵文、佛学和研究印度文化。当时年仅二十九岁的谭云山与六十七岁的泰翁朝夕相处，成为真正的忘年交。

谭云山原本希望到国际大学当学生的，现在一来就要当先生，而且面对的还是一些学问大家，他一时还不能适应这个角色。于是，和两位元老夏斯特利和克蒂莫亨·沈商量得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用谭云山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决定我每星期教三堂中文课，沈教授每星期也教我三堂梵文，夏斯特利教授会经常和我进行自由讨论。他会向我提出有关中国研究的疑问由我解释或互相讨论。我会向他咨询有关印度研究的问题由他讲解。”

谭云山与国际大学的同事们讨论，希望实现中、印两国民族的联合和了解，互相研究两国民族文化，决定以国际大学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基础，提出如下计划：一，多招收几个中国学者来印度；二，在国际大学特别设一个中国学院；三，多介绍几个印度学者去中国；四，在中国方面特别办一个学院。

有了计划，谭云山开始了实行这一计划的行动。

他曾经接到过国内许多来信说要来印度国际大学，但大多没有了消息；后来虽然来了三个，不久也走了。他在国内的《东方杂志》发表了《印度国际大学》一文，详细介绍国际大学的情况，希望能引起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并为此写信给国内的中央大学和蔡元培、易培基、欧阳竞无等先生商量，都未得到满意的结果。事情的这种发展让谭云山深感他们要实现这种理想的困难，但他们也决定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要百折不回地勇往直前。

谭云山原来的的计划，想纵不能如玄奘大师留居那么久，至少也要以五六年的时光消磨在印度，打算以三年在东印度诗哲泰戈尔先生之圣蒂尼克坦国际大学，以两年在印度圣哲甘地先生之沙巴马地真理学院，然后再实行中印民族之结合与中印文化之沟通，一面恢复两国过去的旧情谊，一面创造两国未来的新关系。

1930年夏天，夫人陈乃蔚在马来亚突接到从家乡迟来的父亲与伯父双亡的噩耗，谭云山就在假期中匆匆离开圣蒂尼克坦去了新加坡，准备与夫人带着“爱之果”一起回国。

二

不料一到新加坡，就遭到几个朋友的劝阻。恰巧这时缅甸仰光的《兴商日报》正在托新加坡的友人找一个主笔，友人认为谭云山干这个很合适，便推荐了他去。谭云山于是安排夫人和孩子坐船回国，自己半苦闷半欣慰地踏上了到缅甸的旅途，于7、8月间去了仰光。谭云山到缅甸后本以为至此可以安定地工作一个时期，谁知又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在仰光，他结交了到缅甸游历并考察佛事的湖南同乡道阶老法师，通过道阶法师又接触到一位同乡要人谢国梁。

历史上，英国殖民主义力图以种种名义进入西藏，遭到藏族僧俗的强烈反对。此后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活动逐步升级，直到对西藏发动两次武装侵略战争。为保卫西藏，应对边疆危机，1909年谢国梁就在藏族青年组建的新军出任管带，此后长期在西藏工作。

英帝国主义不愿意看到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竭力挑拨藏汉关系，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使藏族同胞背离国民政府。1930年初，利用尼泊尔商人在拉萨的税务纠纷，丛恿尼泊尔提出抗议，扬言全国总动员，派军队进攻西藏。

此时的谢国梁已升任蒙藏委员会的专门委员。1930年4月，由于长期在西藏工作过的背景，他奉派赴藏联络调解尼泊尔与西藏地方的纠纷，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国民政府所提解决藏事问题的具体意见十一条送达西藏，并与十三世达赖接洽，切实商谈。

谢国梁年事已高，政府决定派他的儿子谢瑞清（时任职外交部）同行，担任秘书。按原来计划，两人应经过印度进入西藏。但考虑到英属印度当局阻挠，他们便秘密前往缅甸，想经过云南、西康进藏。可是不幸的是，在盛夏的热带，儿子因感瘴气于9月22日在缅甸瓦城猝然身亡。在他老人家孑然一身，逗留在瓦城、梅苗和仰光一带，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之际，同乡道阶法师和两位在缅甸经商的同乡黎子清和李震中介绍他认识了谭云山。

谢国梁与谭云山一见倾心，相见恨晚。谢国梁决定聘谭云山为秘书长陪同进藏，谭云山表示，他不在于名义和薪水，是以私人感情帮忙，“尽国民责任为政府尽力”。

经过中国驻仰光、加尔各答领事协调，两人乔装改扮进藏，还秘密地与西藏著名商号邦达昌联系，让谢国梁、谭云山在葛伦堡化装后悄悄加入邦达昌的商队，混进西藏。

此时已是西藏的隆冬季节，大雪封山，一路皆雪地冰天，两人随着商队穿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之中。谢国梁年将六旬，迭经旅途颠沛、丧子之痛，经过二十多天的艰难跋涉，谢国梁一病不起了。随着病情逐渐加重，他在病榻上断断续续向谭云山多次嘱托，一定要到达拉萨晋谒达赖，传达国民政府解决藏事问题的具体意见和宣慰事项：“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分，南京中央政府为中国全国（含汉、满、藏、蒙、回、苗等）之中央政府；中藏之关系乃国家与地方或特别区域之关系；解决中藏问题即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联合统一合作，以共谋国是之问题。”在最后向他交代了所带礼物、经费等全部情况，要求他一定要代他完成使命之后，在距离拉萨仅一天路程的地方咽气了。

谢国梁之死使谭云山十分悲恸，也为谭云山此行带来困难与考验。谭云山不是国民政府派去的，他加入此行的唯一目的是好好护送政府专员抵达拉萨、完成使命。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他决定认真担当起“专员秘书”的责任来。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谭云山展示出不俗的政治才能，他面见达赖递交了政府信件，代表中央加以慰问，并利用一切机会，将中央之主义政策加以解释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拉萨期间，达赖对待他很优礼而又亲热，处处安排，都表明他的“亲汉”，要远离英国人，倾心于国民政府。

谭云山在拉萨住了两个月，就于1931年2月15日离开拉萨返回，达赖并派人员护送至印度边境，还特地委托他带一封信到印度给圣雄甘地，代他问候。

谭云山自拉萨出发后，在冰天雪地里骑马走了二十多天险峻的山路，再次跨越乃堆拉山口进入印度，回到国际大学。由于这次西藏之行，是一定要回国作个交代的了。回国之前，他安排了一次西游，并将这次的游览经历写成《印度周游记》，在国内出版，传诵一时。

周游期间，为了完成传递达赖信件的任务，谭云山特地绕道到沙巴马地访问了真理学院，并到巴多利去见了甘地。他庄严地向甘地表达了自己诚恳的敬意，转交了达赖喇嘛的信和问候，在这里他与甘地亲密相处了三天，就中印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还应邀参加了乡村集会，自此与甘地有了深交。他与甘地通信来往，还写了很多介绍甘地的文章或翻译甘地的著作在国内发表。可以说，谭云山对甘地的崇拜甚至更超过他对泰戈尔的敬仰。

三

1931年6月，谭云山回到国内，他首先到南京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赴西藏的述职报告，然后到妻子陈乃蔚的家乡探亲，并悼念在“马日事变”中牺牲的岳父两兄弟。此前，国民政府已在南京为谢国梁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在这次赴藏完成中央的使命中，谭云山也进入了最高当局的视野。所以，他一回到国内，就受到了新闻界的热烈追捧。加之在探亲的几个月内，他写了多篇文章在杂志发表，因此，“谭云山”这几个字广为人知了。泰戈尔访问中国时曾表示有意与中国学者一起组织“中印学会”，他感到现在是将泰戈尔的愿望付诸实现的时候了。

大约在1931年的9、10月间，谭云山离开湖南到南京、上海等地，将他的想法与中国学术界、文化教育界人士磋商，得到有识之士响应。其中，支持最力的是蔡元培和戴季陶。在蔡、陶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推动下，“中印学会”的筹建工作获得突破性进展，不少高官要员包括蒋介石都对筹建工作给予高度重视。

1933年6月，在谭云山的努力下，《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出版。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告诉我们：“中印学会”“以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并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人民，以创造人类太平，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中印学会”意在联合中印人民，恢复旧情，开创新关系。9月，谭云山写信将筹建中印学会的情况向泰戈尔作了汇报。次年8月19日，印度“中印学会”在泰戈尔住所成立，由泰戈尔任会长，尼赫鲁任名誉会长，谭云山与陈友生博士代表中方出席了成立大会。

同年10月，谭云山返回国内，报告印度的进展情况，并带来了一封泰戈尔给蔡元培的信，信中说：“我希望我的朋友热情欢迎这个学会，并慷慨地帮助我的朋友谭云山教授实现他的计划，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以促进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样，在蔡元培、戴季陶、泰戈尔和谭云山的筹措之下，1935年5月3日，中国“中印学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

关于“中印学会”的成立日期、地点，有过不同的说法，甚至争论。为此，笔者查到《内政公报》1935年第八卷十五期第八项“集会结社事项”中记载：

中印学会会章计划准予备案——批中印学会发起人代表谭云山呈一件为组织中印学会，呈送会章计划等，祈鉴核准予备案由。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来呈暨附件均悉。准予备案，附件存。此批。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日

可以确认5月3日的成立日期是准确无误的。奇怪的是“中印学会”会章计划等是四月二十九日才呈报到内政部的，内政部五月二日就批了，而第二天就开了成立大会。看来是筹备过程中疏忽了报批的这一项手续了。

学会推选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为理事长，戴季陶为监事长，谭云山担任秘书，负实际事务责任。不久之后，“中印学会”由于有国民政府捐款给印度的事项，领导权就转入在政府中任要职的戴季陶、陈立夫、朱家骅等之手，谭云山则担任“理事”，也是学会在印度的全权代表。但在实际上这个组织很特殊，它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中印文化交流的组织，还具有一种基金会的性质，是中国政府及私人向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发展中印研究，以及开展中印政治与文化交流做出捐献的渠道。

“中印学会”成立之后做了许多重要工作。首先是在印度国际大学内设立了中国学院，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基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组织演讲、专题研究、文化考察、出版图书、互派留学生和学者等。还推动或协助安排中印两国重要政治人物的互访。如1939年尼赫鲁的第一次访华，1940年戴季陶和1942年蒋介石夫妇的访印等。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中印学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其影响还不仅仅是在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而是对两国政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谭云山在神州与天竺之间牵线，以“中印学会”作为黄金纽带，使中、印两国关系得到了发展。戴季陶评价说，谭云山“致力于中印文化的融合，他倡议组织中印学会，这种努力在意义上不亚于佛教高僧玄奘、义净的壮举”。

四

“中印学会”成立之后的重要任务，就是筹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这是泰戈尔的“国际鸟巢”吸引“外国鸟”的关键一步，也是谭云山在国际大学与印度教授们商议的实现中印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的计划之一。谭云山1933年向泰戈尔汇报筹建“中印学会”的情况的信中，就提及他会见蒋介石和戴季陶时，他们答应了筹建中国学院之事。1934年被派往印度参加印中学会的成立大会期间，谭云山告诉了泰戈尔国内掌握“中印学会”领导权的人士（他们也都是政府要员）正在考虑如何向国际大学捐赠及建立起长期的中印文化交流问题，他请泰戈尔给戴季陶等去信对建立中国学院作出具体建议。此后，经谭云山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多次奔走和无数中、印友人的努力，1937年4月14日，中国学院终于隆重揭幕了。

中国学院建成最高兴的人就是泰戈尔，这是他一生的重大理想之一。他不仅亲自主持揭幕典礼，还把这件喜事几乎告诉印度学术界所有名流，邀请了一些印度公众代表来参加成立仪式，使它成为一件国家大事，场面十分隆重。

中国学院成立后，谭云山担任中国学院院长兼教授，负责主持学院的工作。自此，泰戈尔的“世界鸟巢”学府就有了永久性的中文班、永久性的中国研究机制以及永久性的中文图书馆，出现了一种新学术领域——中印学。国际大学变成了泰戈尔在国际大学成立庆典演说中所说的中印文化与中印学术交流的前沿阵地。谭云山作为中国学院院长积极执行这两项任务，具体抓的是两点：第一是在学院中建立起印度研究、梵文、佛教研究的雄厚力量；第二是利用学院的奖学金与住宿吸引国际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来进行交流。

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建立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印关系发展的结果，为实现两个伟大民族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的强烈愿望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有中国学者到那里去学习印度文化，那里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化的印度专家学者。

中文教学和有关中国研究的课程是中国学院教学的主要和常态化的内容。在谭云山的帮助和推动下，印度的中国研究、中文教育都进入了一个新境地。而印度中国学院以外的各大学设立中文课程时也都请谭云山去做课程大纲的设计。可以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印度没有那个学术机构的中文课程不是直接征询了谭云山的意见而设计的。

中国学院是印度学术界第一个中国研究机构，是贯穿中印两国古今的文化纽带。中国学院成立，代表着中国与印度重新恢复了文化交流，从此中印之间有了知识汇聚的所在。从1937年开始一直到1962年为止，可以说谭云山是这一期间印度中国研究的精神指导。他一方面使中国学院成为中、印两国学者互相切磋、进行研究的聚集的场所，使他们集中于中国学院变成中印学研究的急先锋；一方面自己向印度朋友介绍中国文化，解释中国文化。

泰戈尔一贯认为佛教是历史上中印文明亲属关系的灵魂，希望中国学院注重佛教的研究。谭云山对此深以为然。为此，谭云山首先注重在中国学院营造佛学研究的氛围，在佛教界建立广泛的联系，把中国学院发展成各国佛教专家交流的场所。其次，广揽佛学专家，建立研究队伍。谭云山自己尽力向印度朋友介绍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情况，还邀请不少佛学家来到中国学院。

谭云山根据佛教在中国和印度的交流的状况，专门设计了一个“从中文和藏文的著作中重新找寻失去的梵文”的项目。我们知道，“佛教源自印度，茁壮于中国，之后传播全世界”，但大乘佛教在印度却失传了，连大乘佛经也很少能在印度找到。全世界的佛教经典包括印度的佛教经典，全都译成了中文。印度本土所遗失的经典，都可以在中文文献中找到。谭云山的宏伟计划就是从中印学会捐赠的文献中，把中文的大乘经典翻译成梵文，恢复其原来的状况。可惜的是，1948年以后，中国学院失去中国财源，研究经费大减，这一宏伟计划只能不了了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