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 碧

朱穆伯：正气长存

文丨李 碧

朱穆伯是中共贵州地下党员，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贵阳省立一中、浙江大学并兼任该校图书馆馆长等。他重基础，重品德教育，常说：“文人最重品德，没有品德的人，就没有高尚的灵魂，也就写不出好的文章”。

贵阳教育界在上世纪30年代有“三怪”，他们是田君亮、李俶元和朱穆伯三先生。

“朱大圣人”

朱穆伯，遵义市人。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的老师是章太炎的门生黄侃，其孤高傲世的性格，博学精研的精神，颇受黄侃的影响。朱穆伯受北大学风的熏陶，对于古今中外图书，凡能得到的都要浏览，有的还要精读。他也喜欢鲁迅的作品，认为鲁迅的小说和杂感之类，既受了西方和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是从《左传》《史记》这些著作里学到的高明手法。

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朱穆伯曾在贵州大学和贵阳一中教历史和伦理学。他教西洋史，全是用英文本。朱穆伯对训诂学、诗词均有研究，十分自负，人们戏呼为“朱大圣人”。他的七绝《赠弟子》一诗颇有代表性:“纷纷易过百年身，举世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奈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在贵阳一中执教时，他与田君亮、李俶元等知名教师交情甚笃，常因讨论学术问题互不相让，竟至撩衣挥拳，气平后又和好如初。贵阳人戏称为“三怪”。

田先生和朱先生在一中教书时，有一天，省主席王家烈去视察学校，校长王从周在教务室摆起茶点，等教师下课后来听王家烈讲话。朱穆伯回贵州时，王家烈还没有当上师长，是周西成、毛光翔先后离去后，才继任省长兼二十五军军长职务的。朱进入教务室，走到王的面前，用手抚弄其头及下颔，讥讽地说:“绍武(王的名号)，你来干什么?”王强作不介意地说:“穆伯，你还是当年那样的老脾气。”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敷衍过去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穆伯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极为不满，一次，到遵义体育场参加群众大会，当众痛斥当局“党不挡，政不正，法不罚”。遵义当局对其无奈，反欲利用其在文化教育界的影响，拉其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省党部派原颇为其器重的学生当说客，朱穆伯说:“我不是没同你们说过，君子不党，鸟兽不可同群。你请我入国民党，岂不是同我开玩笑!”说客饶舌加劝，朱穆伯骂道:“你小子侮辱我，再不滚蛋，我要用脚踹你了!”

1935年1月，红军长征进驻遵义。据张震将军回忆，1月9日，毛泽民与徐老(徐特立)一道“到遵义知名进步人士刘伯庄、朱穆伯、余选华等家做统战工作。由于他们和红军指战员深入宣传党的政策，遵义城乡出现一片物价稳定、买卖公平、市场繁荣的景象”。

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于1935年入贵阳时，朱穆伯已回到遵义。一般中学的校长怕他骂人，不聘他任教，朱穆伯因一时生活困难，只得把部分藏书廉价出卖，换几个钱维持生活。其实，当时中学里的高年级学生还是很希望他去讲课的，也希望其学生余正邦去讲课。1936年，朱、余二人均在遵义师范任教。11月间，国民党逮捕了几个地下党员和一些教师、学生，朱穆伯不顾一切，勇敢地奔走于各界人民之间。在一次集会上，他慷慨陈词，要求释放所有被捕青年。

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二年，遵义地下党联合群众开办“快读书店”。书店从延安、重庆和桂林购进《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华日报》和《解放》《群众》等书刊。朱穆伯都一一读过，尤其是读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小册子，投井下石，思想上发生了变化，曾一度想去延安学习。1938年，他向地下党负责人杨天源、谢树中恳切地陈述了对旧中国的认识和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希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贵州省工委负责人之一的邓止戈批准，一个狂放不羁的学人，由此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行列。朱到贵阳将此事告知田君亮先生，田问:“今后还要不要骂人?”朱回答说:“照常骂，一旦不骂那些家伙了，会引起国民党的怀疑。”据杨天源说:“组织上认为朱穆伯的狂士、名士风度，不必改变，要这样，才能继续和上层人物接触，也不为人注意。”

教书育人

国立浙江大学由杭州迁江西泰和，又迁广西宜山，1939年，再迁到遵义和湄潭。竺可桢校长和史地系主任张其昀等在遵义寻找校址，约请朱穆伯协助。浙大文学院长梅光迪是北大老教授，其他教授如陈剑修等也是“北大人”，他们均推荐朱穆伯到浙大任教。先是去湄潭县永兴镇浙大先修班，后又转回遵义任浙大图书馆馆长。

他在永兴镇时，附近有放敞猪的，有一位不熟悉农村情况的人，说这是原始社会人畜共居的生活方式。朱认为这种说法有伤群众的感情，批评了这位朋友历史社会知识太差。他说，清乾隆下江南时，有“夕阳芳草照游猪”的诗句。这种“游猪”就是贵州人说的放敞猪。他还幽默地说:“这只游猪游到这乡下来了。”说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从此，这位朋友再也不乱开“黄腔”了。

194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皓月当空，朱穆伯和一群青年在城外散步，其中有一个是从西安回来的地下党叛徒，表面上伪装革命。当大家走到一条新辟公路上时，这叛徒见到一副挖出的棺材，猛叫一声，吓得倒退几步。朱冷笑着说:“青年人要敢于面对血淋淋的现实，怎么看到一副棺材就吓成这样?”这个叛徒知道是讽刺自己，从此怀恨在心，暗暗中伤“朱穆伯有问题”。1942年冬天，国民党中统特务强迫一学生到朱穆伯作客的人家去，请朱出去讲句“要紧话”，妄图加害于他。但朱已提高警惕，大声地说:“讲什么话，就在这里讲!”这个学生被吼走了。第二天，朱找到遵义专员高文伯，这位专员也是“北大人”，朱揭穿昨夜的阴谋，高表示“恐怕是出于误会”。就这样敷衍了事。凭借他的声望和地位，而遵义地下党又是搞的单线联系，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就无可奈何了。

朱穆伯喜欢读龚自珍的一首杂诗:“陶潜诗写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特别是最后两句，每当有所感触时，他就击节吟诵起来。他常说，教书多年的人，见到成千上万的学生从青年成长到走向社会作事，从他们的神态气色，往往可以看出一人的成败得失和诚朴、聪明或奸诈。他还说，汪精卫、陈公博之流，都是聪明而有才学的人，可是偏偏成了民族败类，跑到南京当汉奸去。

朱穆伯一天酒后登上回龙寺，赋诗一首，其内容主要是为那位“北大人”、当汉奸的陈公博而写的。诗云: “雀鼠方急稻粱谋，婺女空怀漆室忧。漫道楚弓还楚得，聊凭春酒遣春愁。几度登楼长伫望，寒云落日枕江流。”

朱穆伯在浙大图书馆任职期间，还兼任遵义县中高中部的国文和英文课。他在讲《离骚》时，对学生说，你们中间有的人是读书镀金的，高中毕业回乡，就有资格回到乡镇上当个小官了。如果你们持这样的思想和愿望，是不可能理解《离骚》的精义的，更不能理解屈原爱国的高贵品质。他的这番话少部分学生听起来刺耳，但多数纯洁进的青年却受到深刻的教育。

朱穆伯还对那些在纯文艺上用功的青年们说，你们要听我讲课，那就要把知识面放宽，把精神境界扩大，单纯从文艺作品中去学文学，终究是根底浅薄，没有多大出息。不要单纯读中国书，还应当读外国哲学家的著作和逻辑学。

朱穆伯师承章太炎、黄侃，深知基础教育的重要，常教学生要高处着想，低处着手，循序渐进，要精读名家名著，由博而约;写作诗文，要有书卷气，脱尽市井俗气，书卷气犹如人的浩然气，浩气不存，正气不中;亦重品德教育，常说:“文人最重品德。”没有品德的人，就没有高尚的灵魂，也就写不出好的文章。

1944年冬天，日本侵略军打进黔南，国民党在贵阳的党、政、军大员都主张一火烧毁这座城市。在贵阳的大学都纷纷外迁，贵州大学潘家洵教授到了遵义，以“北大人”关系邀请朱任贵州大学教授，朱欣然应邀。在贵大讲《声韵学》时，是以钱玄同在北大的讲义为底本，

参照诸家见解，编出《声韵学十讲》，这是朱穆伯一生中专心致志从事著作的开始。以他的博闻强记，学有所宗，正是他开花结果的黄金时代，不幸天不假年，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