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功

习书记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

习书记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口皆碑。

历来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

习书记一言一行，很注意政治影响，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极严。

1958年春天，习书记和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一起去河南三门峡，召集豫、陕、晋三省领导人开会，研究三门峡水库坝高问题。须知库坝的高低决定水库的容量，关系到河南省特别是陕西省被水所淹面积大小及大批移民的安置，事关重大，因此，周总理决定亲临现场召集这次会议。我作为随从人员前往，有幸近距离目睹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的风采，也有幸亲眼看到了彭老总那忧国忧民的肃穆神情。

我随同习书记、周总理乘坐一架小型飞机从北京飞往郑州。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那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我有点兴奋，甚至有些激动。周总理平易近人，在飞机上同习书记不时地看地图、研究工作，我和总理的秘书李岩就站在周总理和习书记的旁边。随同的新华社记者眼疾手快，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性场景。

飞机到达郑州以后，我们换乘火车到达三门峡。这时彭老总已经先期到达。一见面，彭老总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总是皱着眉头在思考问题。我想，也许是当时出现的种种问题使他高兴不起来吧。

会后，周总理、彭老总、习书记一行到陕县、偃师县考察座谈，接见干部和群众。豫、陕、晋三省是习书记长期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因而情况熟悉，熟人很多，可在考察中，他始终走在周总理和彭老总的身后，有意避开记者镜头，不让在报道中突出自己。

习书记历来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几次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和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我跟他几次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和勤务员。下乡时，他从不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必需的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习书记到陕西省基层考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看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

我们到达时，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及小学生举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习书记看到后非常恼火，严厉批评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自己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

习书记长期生活工作在北方，初到广东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装有空调，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耐。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指名给习书记1台。省委办公厅接待处通知我去领取。我以为习书记定能接受马先生的好意，谁知他坚决不接受，当即叫我原封不动地送回省委办公厅接待处，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共享。

1978年秋，习书记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开始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来迎接，最后离开时，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这好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很多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接受了。习书记对此却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不好，便带头制止这种做法。此后形成制度，每到一处，我都提前把习书记的要求通知接待单位的领导，禁止了各地兴师动众迎送领导的现象。

在广东3年任职期间，习书记无论上下班、开会、下乡，还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省委给他配备的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坐。1979年春，杨尚昆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也同他一样坐小面包车。两位老革命在领导干部用车问题上提倡艰苦朴素，给广大干部做出了榜样，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和赞扬。

不做影响党的形象的事

广东省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结为友好省州。应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总理的邀请，习书记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于1979年11月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参观访问。按当时政策规定，每人可免税带一“大件”家用电器。例如彩电、电冰箱之类，因为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出国人员都竞相购买。但是习书记在香港定了一条纪律，明确要求大家回去时，带头不买，不带任何“大件”家用电器。同志们都自觉遵守，以致从香港乘火车回到广州车站下车时，迎接代表团归来的同志及铁路工作人员发现我们13个人竟然没有一件“大件”家电，甚为惊奇，一时广为传颂。以后他几次出国，仍是带头什么也不买，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不仅违反政策的事他从来不做，就是政策允许，而他认为影响干群关系、影响党在群众中形象的事，他也不做。他在广东大力推动对外开放，却坚决反对崇洋媚外，说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要长志气。产品现时没有的，或者质量不如人家的好，承认自己落后，努力自强不息，奋斗10年、20年就赶上去了，甚至还要超过他们。

正如习书记所预言的那样，20多年后，中国的国产家用电器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远销海外。如今，谁出国还愿意去买那些所谓的“大件”家用电器？可在当时能像习书记那样做的又有几人？

对身边工作人员从不特殊照顾，更不封官许愿

习书记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不讲情面。一次，他的家乡富平县“父母官”进京，请求他批拨一些物资。那时物资很紧张，按常理，照顾一点也不过分。但他没有答应，并讲了为什么不能批的理由。家乡干部表示理解，说在习书记这里上了一堂党课。

习书记在广东工作期间，先后兼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为了便于联络省委同广州军区的工作，军区首长请示习书记，打算给我在军区部门安排一个职务。能在军队中兼个职，我当然愿意。但习书记认为这样做不妥，没有答应。他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秘书，向来高标准严要求，从不特殊照顾，更不封官许愿。

我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受他教育和影响，对此很能理解，也能正确对待。事后，熟悉我的同志在闲谈中提及此事，认为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时间长，又经过多年历练，在军区部门安排一个职务，似乎也不算过分。我对他们解释说：“我认为，我的本职工作还没有做得很好，领会习书记的意图有时还有偏差，少不了受他严厉的批评，这是对我真正的爱护和关心。也正因为这样，他对我要求更严，在工作安排和职务上更注意影响。这是习书记的一贯作风。”

当年，为我的职务安排，还发生过一场小小的“风波”。最近，我从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琚立铭那里才知道了有关详情：1980年10月下旬，中央决定调习书记回中央工作，我也即将随同。当时琚立铭担任省委常委、书记会议机要秘书。他认为我任科级职务30多年，不提拔，不公平，建议把我由“正科级秘书”提拔为“副处级秘书”，得到了当时的省委常委杨应彬、省委办公厅主任秦文俊、副主任陈仲璇的支持。正在办理任职手续时，习书记知道了这件事，急召4人到他的办公室，严肃批评他们是“违反组织原则”，“支持向组织伸手要官”，“影响恶劣”，并要求这4位同志作“深刻检讨”。

1979年初春，以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省美协主席亚明为首，包括宋文治、魏紫熙等10多位著名书画家应邀到广州做客作画，由广东省委办公厅出面接待。工作之余，我也有一点欣赏字画的雅兴。那时，我若是想求一张名人字画应是很方便的，但我考虑自己是领导的秘书，始终没有开过这个口。

在习书记严于律己的影响带动下，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能自觉地时时处处以他为榜样，注意影响，遵纪守法。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离开时，大都被分配到了边远贫困地区。两个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司机王玉仲响应党的号召，经习书记同意，回了山东老家。还有陈煦、田方、侯汉英、周明星、魏宗宪等同志下放到陕西和甘肃。习书记并不因他们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就特意照顾和提拔，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这些和我一起曾经相处过的同事，听习书记的话，没有挑挑拣拣，没有要求提高级别待遇。同习书记依依不舍地话别后，都心情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征途。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没有辜负习书记的教导和期望，努力工作，表现都很出色。

“不要怕听刺耳的话”

习书记的民主作风也令所有人感动。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知道他从前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因此对他期望甚高，形象地说他和杨尚昆两位老同志加在一起“吨位重”。1978年，习书记到广东工作不久，就接到了一封批评信。当时，习书记的信件都由我处理。这封信我觉得火药味十足。给不给他看呢？我有些犹豫，怕他看了生气。信中指名道姓批评习书记“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也是漂亮话，是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落实”。结尾更是言辞激烈甚至咄咄逼人：“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虽苦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这便是至今广为流传的惠州地区检察院基层检察官麦子灿“批评习仲勋”的署名信。

习书记看完信，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批示：“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的信任。”习书记在常委会上讲了这封批评信的内容，并把来信和他的批示一并转发给全省县以上的负责人，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讨论。1979年初，我收到的群众给习书记的大量来信中，还有一封未署名的信，指名批评他“习以为常”，意思是说“习”初来时劲头很大，后来渐入“常规”，雷声大，雨点小，没了锐气和魄力。习书记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公开讲了这封来信，表扬了写信人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他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

习书记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佳话很快流传开来。“领导要听刺耳的话”从此为广东许多领导干部所铭记。

题图 1981年5月，习仲勋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在访问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的飞机上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