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

乡下孩子眼里，“爸爸”是城里人的称谓，“爹”才符合我们的乡土气质，书面上提到时则称“父亲”。这么多年，我和父亲从未坐下来好好聊过。我上大学前，他最关心的是我的考试成绩，我对他深耕细作的那些土地，则毫无兴趣。

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对农村家庭来说，这是巨大的灾难，生存空间逼仄得令人窒息——种最差的地、分最差的粮、受最多的气。

冬天的晚上，我们祖孙喜欢围在火盆边，与其说是闲聊，不如说是老人在向孙子孙女痛陈屈辱的家史。激愤处，她会用火钳敲打盆里静静燃烧的树疙瘩，火星伴着青烟直冲房梁。年幼的我们此刻则往往眼中带泪，一大半是因为烟太呛，一小半是因为悲愤或感伤。

不过，记忆中，父亲至今对过往的苦难闭口不提，一直以快乐的形象示人。扛着锄头或扁担去田地里干活时，他嘴里欢快地哼着小曲，遇到熟络的人会开些小玩笑。

父亲常常抓过我们的语文或思想品德课本，跟我们念叨书里提到的匡衡、车胤，这俩人一个凿壁偷光一个囊萤夜读，还有孙康，就是在雪地借雪光读书的那人。对自己更狠的人还有苏秦和孙敬，锥刺股头悬梁的两个古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五位古人通过父亲的嘴，形影不离地陪伴了我们整个中小学的求学历程，如今想来，心里的阴影面积仍忍不住陡升。

跟周围其他的父辈不同，父亲几乎没打骂过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一直盯得很紧。上一年级那天，同班同学的家长给他们买的都是铅笔和削笔刀，父亲则给我买的是钢笔和一瓶蓝墨水。蓝墨水沾水容易褪色，这瓶用完后，换成了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英雄”牌黑色碳素墨水。由于钢笔字用橡皮擦不掉，间接养成了我做作业写作文必须先想好再下笔的习惯。

除了讨厌过于刻苦的五位古人，我小时候还讨厌一个古人——颜真卿。好不容易把钢笔用顺溜，父亲有天回家时兴高采烈，手里拿着一本颜真卿书法字帖，腋下夹着一沓供销社包散装白糖红糖用的包装纸。灰里泛着蓝的纸是用稻草造的，稻草痕迹清晰可见，“白纸太贵了，练毛笔字用这个纸就行”，然后从包里掏出两支毛笔和一瓶墨汁，拧开瓶盖，一股臭味扑面而来。

考入省城上高中后，我接触了很多新的人和事，都是父亲也从未知道的。我意识到，以后的世界只能自己独行了，我生存的环境已经超出了父亲的人生经验，他已经给不了任何指导了。

不过，在分文理科时，父亲用一种犹疑不决的口气跟我说，“听人家说读理科可以上的大学多，以后门路多。”我尊重了他的建议，在我的人生选择上，这也是最后一次。

“老子供了三个孩子，老大上研究生、老二上完中专又当兵、老三上大学，差不多前后脚，没欠下一分钱的账。”有时候被人嘲笑没出息时，他常常这样回击。为了给我们挣学费和生活费，正值壮年的父亲不得不开始做小生意，渐渐放弃曾最能给他安全感的土地。有一次在城郊，往卡车上装木材进城卖时，他一度被粗大的白杨树压得吐血。

所以，父亲年轻时对我付出很多，我却知道得很少。他很少有那个时代专制父权的做派，很少限制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也不记得他曾要求我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到现在，我虽然没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但是人生过得相对自由又轻松。这些自由，我当时毫无感觉，现在长大才能体会到。他当时，太不懂得营销和包装自己了。

后来，我们兄妹通过各自的努力在城里扎了根。闲不住的父亲也住进了城里，给人打工看管库房。下班回家后，他依然会惦记乡下那些土地，只是在我们面前，他再也不曾提过。他知道，那里如今已草木丛生，一片荒芜之中再也找不到他那欣欣向荣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