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刘毓庆



“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下）

山西刘毓庆

摘 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基本内核，它们已渗入中国人的血脉，代代相传，形成了一条文化的长河。“五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五部典籍，从秦汉到明清，它始终是中国文化大厦的支柱。本文意在从“传统价值观”层面，来梳理“五经”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找回那些在时间的河流中被人们淡化甚至遗忘的价值体系，让它们重新回到当代人的精神视野，从而构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价值观 “五经” 精神家园

为什么要提出“五经”与价值观的问题

第一，提出“五经”与价值观的问题，是为了应对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

从清朝开始，一些有识之士便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理念，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在当时中国闭关锁国的情况下，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进步爱国人士，大量译介西方著作，意图以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打破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则更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一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我们不能不说，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然而近年来让人担忧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中国人越来越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起码的自尊和自信。

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基本上是以西方价值观做主导的，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那是不是西方的价值观就一定比中国的好，我们姑且不论，只说西方价值观输入中国之后，对中国人造成的巨大影响，已经让我们感到了不适。比如我们使用的一些名词，像CZ、WTO、MPI等洋符号非常走俏，为什么不用中文表述呢？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其实是消失了自我。包括我们坐飞机，机票、登机牌上只有英文而没有中文标识，不懂外文的就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外文还是缩写，什么MU、HO，到底是哪个航班？不知道。这个航班到底是为谁开的，主要乘坐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不打中文？起码应该是英文和中文都有。还有一些年轻人，把好端端的黑发染成黄发，有的还染成白头发，全不顾“黑头发黄皮肤”的本色。为什么？因为看见西方人就是那个样子，审美观发生了变化。如今汉族人没有了自己的服饰，穿一件中式服装走在街上会迎来大众娱乐化的怪异目光和戏谑点评。中国人穿中国服装，中国人却看不习惯了，为什么？变了。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服装，比如日本的和服在日本大街上许多人在穿，在韩国也可以看到不少穿朝鲜服的人，但中国穿中国服装的人极少。这些生活中看似微小的表面现象，背后隐存的则是中国人失去自尊和自信的精神贫弱症。

再比如，中国传统价值观认为，杀人是一种罪恶。“兵者，不祥之器也”，讲究“不嗜杀人”，即使战胜了也要按照丧礼来对待（《老子》），而现在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玩的电脑游戏中，杀人成为一种平常事件，随手杀人，无须思考，更无须内疚和追悔。未成年人模仿电脑游戏抢劫杀人的报道不时见诸新闻媒体，这带来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有个年轻的朋友有一次和我谈到这个问题，说他在过马路的时候，进入了一种游戏模式幻觉，脑子里想着先把哪辆车打掉自己再过马路，他把现实中的场景当成了游戏中的场景。还有玩偷菜的游戏，我们知道，“偷”是被中国传统道德所不容的，但是这种行为如今在电脑游戏里被认可了，而且以此来争夺胜负，这个后果是什么？

我们现代人强调现代化，仔细想想，绝大多数人所谓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西方化；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就是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整个价值观被颠倒了。一个失去了自己传统价值观的民族是非常可悲，也是非常可怕的。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支配人类行为两百年的西方价值观，我们提出了“五经”价值体系，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甚至世界民众，了解建立在五千年智慧基础上的价值体系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它是如何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做出保障的。

第二，提出“五经”与价值观的问题，是为了唤回中国“经学”的真精神。

所谓中国经学的真精神，就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的文化精神，它们支配了中国人的行为数千年，而在近代却被颠覆了。我们现在很多人讲普世价值观，认为在现代西方世界推行的民主、法制、人权、自由、科学等是普世价值观，并要把这些东西推向全世界。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如果有一种价值观是靠着一种政治制度来支撑的，靠着一种意识形态来支撑的，靠着一种文化来支撑的，这种价值观，能成普世价值观吗？比如美国人要在中东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结果导致了中东的大混乱，民主、法制没有出现，却产生了大量失去家园的难民，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靠政治制度支撑的，要推行民主，就需要打倒他们所谓的专制政权。普世价值观应该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不违背道义，能为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接受的价值观。像“五经”中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比如日本人侵略中国、美国出兵伊拉克，都要找借口，其借口就是符合“仁、义、礼、智、信”的东西。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理由是伊拉克研制核武器，违背国际公约，这叫“背信”；日本发起卢沟桥事变，理由是中国军队抓藏了日本兵，这是“弃义”。你背信、弃义，他当然就师出有名了。

但很不幸，中国知识群体近百年来一直在干着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颠覆承载“仁、义、礼、智、信”价值系统的“经学”体系，要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建造新文化的大厦。回顾百年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五四”前后，是由20世纪初一个新型的知识群体发动的。这个群体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物质文明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福利，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上，于是出现了一边读中国书、一边骂祖先的现象。开始只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行为，到后来发展到了运动的层面。他们认为，只有在彻底摧毁数千年“经学”统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新文化的大厦，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因此颠覆“经学”思想体系，便成为“五四”时期文化思想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如顾颉刚就曾明确地说：“我辈生于今日，其所担之任务，乃经学之结束者而古史学之开创者。”（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7页）一批学人一方面要打倒孔家店，一方面呼吁“德先生”“赛先生”救中国，这批学人，个个国学功底深厚，可是反传统却很激烈。有人要鲁迅给青年人开阅读书目，鲁迅回答的一句惊人之语是：中国的书最好不要读。闻一多也说：封建的东西（其实是指传统）是绝对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它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逻辑：他们读古书是为了批判。其实他们说的都是气话，他们是感受到了传统中一些带有毒素的东西对中国发展带来的阻力才出此激烈之言的，这代表了当时一批人的心理，“全盘西化”也是在这时候被提出来的。当然我们今天要正确评价“五四”，因为“五四”时期正面临的是民族存亡的危机，一批青年学人为了救民族于危机之中，说一些过激的话、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假如我生活在那个年代，可能会与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高举反传统的大旗，向旧势力发起冲锋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反传统”，是在“文革”时期。这一次是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官方发动的。开始毛泽东主席认为，共产党内产生了新的官僚主义阶级，这个阶级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而这个阶级产生的根源就是旧的思想文化土壤。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铲除这土壤，进行文化革命，于是提出了“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所谓“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因此中国的古籍便成了批判的对象。到林彪事件之后，因为林彪居室中悬挂有孔子的语录，于是更坚定了革命派反传统的决心，由一切古的东西都批集中到了“批林批孔”，进而又“批儒评法”，全国人民一起上。我们这一代人接触儒家经典，大多都是因为批判的需要。有很多书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时候知道了，因为要批判。报纸上引出来批，我们就要学习，要跟着批判。

但我们想，“五四”时代，“反传统”的运动主要停留在知识群体里；而“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普通人的生活层面也有冲击，但并不彻底，也不厉害。第三次“反传统”，则发生在了人民生活的层面上。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国门一开，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西方艺术引进来，西方思想引进来，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一并进入了中国大陆。这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思想领域到物质生活层面，都为西风漫卷。比如说原来婚礼女孩子穿的是红的，现在穿成白的；原来过生日，给小孩蒸的是表示快快长大的长馍或圆饼，给大人蒸的是表示长寿的寿桃，而现在变成了蛋糕。什么情人节、愚人节，都进入中国了。原来中国人以礼让为美德，现在却强调要竞争；原来中国人以谦虚为风尚，现在则把谦虚当作虚伪，强调要自我表现、展示自己等。这种冲击，对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影响广、来势猛、诱惑强。它刺激的是中国人的物质欲望。国门开了，西方世界展现在国人眼前，人家是一身华贵，而我们如同乞丐，于是一批中国人感到了自己的丑陋，看着自己的同胞不顺眼，“学得胡儿语，城头骂汉人”，骂自己的祖宗。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的林同奇教授指出：“有些国人一个劲地骂自己的祖宗，这在世界上很少见。”台湾学者王尔敏也说，20世纪是一个十分没有出息的世纪，出生了一群丧心病狂攻伐自己古先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们20世纪的中国生出这类人才，形成这种风气，我深以为是中国的不幸。”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在这个时候彻底地被摧毁掉了。

现在我们一些老干部发牢骚，动辄就说：“还不是孔孟之道害的！”我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骂地方官员，骂到最后说：“全是孔老二害的！”我问他：“你读过《论语》吗？”他说：“我就不待读！”他们并不理解我们的经典有着多么宝贵的东西。至今在大学校园里，“经学”依然不能合法地走进教学体系，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我们现在提出“五经”与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要唤回“经学”的真精神，唤起更多人对“经学”体系的重视。我们要让“经学”进入课堂，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让人们知道这种建立在中国五千年文明智慧基础上的价值体系是怎样的一种价值体系，这种文化精神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精神。

第三，提出“五经”与价值观的问题，是为了修复中国人为人类未来筹划的能力。

丢弃“五经”中的价值体系，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国人基本判断能力的丧失。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方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西方的今天一定就是我们的明天，西方人引领着人类的发展。那么我们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不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失去判断能力了，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被丢弃，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智慧被遗忘，只能跟着美国人走。因此几十年前中国人嘲笑美国社会出现的病症，如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之类的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个几千年来一直高扬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国家，却变成了劳动者最贫穷的国度，先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发展”，接着是“十亿人民九亿股，还有一亿在起步”。“投机”发财、一夜暴富，变成了大多数国民的共同梦想。然而这梦却圆成者少，破灭者多。明知如此，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有人说，社会发展，每一个阶段都不能超越，你最多可以缩短，因此美国所经历过的，我们也必然要经历。可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假如我们不走美国人引领的这条路，还会这样吗？难道人类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顺着美国人指引的路走下去，最终会怎样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五经”价值观的问题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它可以帮助我们民族修复思考能力，修复为人类未来筹划的能力；它可以帮助人类看透当下趋势的前景，认清形势，选择人类能够获得永恒的远大途径。可以说，此中储存的千古智慧，能够用来拯救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有一个事实需要大家认清：以“五经”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支配着东亚世界平稳地走过了两千多年；而西方文化支配世界只有两百余年，便使人类感受到了种种危机，此中有一种大智慧在。就像马拉松赛跑，刚跑了二十公里，西方国家在前，我们在后，于是有人会说：“你看，还是人家跑得快吧？”但是四十里跑完，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一开始就一马当先拼命奔跑的是否依然会跑在前面？毕竟还不是最后，还在过程当中。现在西方出现的种种危机，就是西方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价值观引导的结果。我们要知道，拥有五千年智慧的大脑思考的问题，与五百年大脑思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五十岁的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与五岁孩子思考问题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就像五十岁的人，他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一部分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部分与历史上发生过的相类似，经验已经告给他某种可能的结论；但五岁的孩子，他所拥有的知识，会支持他思考多远呢？

“国学热”与“五经”价值体系的关系

在“五经”价值体系被颠覆之后，民族丧失了精神家园，找不到新的指导自己继续生存的明灯。在人类普遍面临道德危机与生存危机的畏途上，人们开始把目光回到了被抛弃一个世纪的中国传统智慧与传统价值观之上，这便出现了国学运动。

如今“国学热”兴起，各地都出现了针对成人或学生的国学班、国学大讲堂。十几年来，声势越来越大。被国人抛弃了百年的国学，为什么会突然热起来？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天下亡”的危机，二是“人类亡”的危机。何为“天下亡”？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宋朝赵姓政权灭亡了，明朝朱姓政权灭亡了，这叫“亡国”；“亡天下”则指的是道德沦丧，人失去了人性，变成禽兽了。“天下亡”的征兆，就是道德危机。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就是“天下亡”的问题。如今不断见诸新闻媒体的恶性事件，“毒大米”“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牛奶”，以及借煤矿事故去诈骗“封口费”的假记者，越来越低龄化的少儿犯罪，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面对“天下亡”的问题，我们很多家长感到了危机，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才能健康成长？于是想到了让孩子学国学，学《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蒙学读物，接受传统道德教育；有的社区和一些寺庙则免费给路人发《弟子规》。可以看出，一批民众，或称作草根文人的文化人，自觉承担起了挽救天下道德危机的责任。而“人类亡”，则是大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当下“人类亡”的征兆，就是人类遇到的种种危机，如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等，都令人十分担忧。因为在西方价值观与西方科学思维的指导下，人们只关注本位利益，忽略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只考虑具体的“物理”，而忽略了“天道”的存在。于是，人们认为只有竞争才能获得利益，而忽略了在竞争打斗中，人类失去的将会是自己肉体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想在竞争中获胜，把自己最聪明的大脑都用在了杀人武器的制造上。人类足以毁灭地球上百次的核弹、炸药，随时待发，其结果会怎样？正因为如此，著名科学家霍金才提出了“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动荡的世界里，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一百年”的问题。如何才能生存？答案在哪里？这一问题，使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沉思中。

我们仔细分析可知，道德危机与人类生存危机，其实源自同一种力量，那就是西方价值观，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的指引。然而很多人却并不能认识到这种危机，正如荀子所说：“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判断标准出了问题，祸福就在你的欲望的不断满足之中潜存着，但是人们还以为是自己享福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下，人们在做着选择，中国民众选择的是“五经”。而世界一些重量级的学者，他们看到的则是中国文化中的大智慧，这对人类未来生存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了的心灵，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慧，应该让他们放弃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拆穿他们拥有力量的幻象——这已导致千百万人付出生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世界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著名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公元前6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一些有影响、有见地的学者，对此也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张岱年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意义，概括说起来就是能够有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道德与生命三种关系。”汤一介认为：“儒家的‘仁学’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资源。”何兹全认为：“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努力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和谐思想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积极因素，人类社会就有可能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张立文认为：“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五大原则，是21世纪人类的最大原理和最高价值。”

因此，我们提出“五经”价值观，不仅因为它是民族的，更主要的在于这个体系中高扬着人类至善至美的道德典范，并以数千年的历史证实着其创造永久和平的基本素质，确定着人类健康的发展方向。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把“五经与中国价值观”的问题提出来，让大家了解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一种价值观，然后再和西方价值观进行对比，从而做出更好的选择。我想，人类未来的文化选择，应该是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选择，不会为霸权所支配。

作 者：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赋学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