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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中俊才 傅氏三儒

2016-07-12文丨元元

遵义 2016年24期
关键词:瓮安贵州

文丨元元

黔中俊才 傅氏三儒

文丨元元

在清代乾嘉时期,贵州瓮安的傅氏家族出了三大文学巨擘,影响着贵州文坛,他们是“傅氏三儒”:傅龙光、傅玉书、傅汝怀,这其中以傅玉书最为突出,可谓是傅氏家族文化之集大成者。

“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之磊落峻拔”,这是清代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黔书》中的两句话,是对贵州瓮安地灵人杰的最好解读。

在清代乾嘉时期,贵州瓮安的傅氏家族出了傅氏三儒,影响着贵州文坛,他们是:傅龙光、傅玉书、傅汝怀,这其中以傅玉书最为突出,可谓是傅氏家族文化之集大成者。

傅玉书可谓是瓮安文化的领军人物,他以才华学识饮誉黔中、名扬华夏,更以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求索精神赢得了后人的钦仰。他与父亲傅龙光、儿子傅汝怀一起为瓮安的文化事业做贡献,在他们的影响下,瓮安人文蔚起,人才辈出,成为贵州的“人才摇篮”。

“竹庄先生”

傅玉书,字素余,号竹庄,1746年出生于贵州瓮安草塘,1812年因病逝世,终年66岁,葬于贵阳三桥阿江河。

傅玉书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创造了贵州文化史上的“三个最”:他搜集乡邦文选编成《黔风录》24卷,是贵州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他所著的《鸳鸯镜传奇》,是清代贵州最早的也是仅有的两部传奇之一,开创了贵州传奇戏曲创作的先河,可称为“贵州传奇之父”;他编撰的《桑梓述闻》10卷,记载了瓮安各方面史料,是全国第一部私家志书。

傅玉书的成就离不开家风的熏陶,其祖父傅如励,曾向明朝监军御史钱邦芑学习,其父傅龙光是乾隆中期的秀才,平生喜爱程朱理学,一生著有学术著作数种。生于学者之家的傅玉书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走上了钻研学问的道路。

傅玉书继承了祖父与父亲的气质和天分,从小聪明过人,可谓是天资聪敏,气质厚重,“少时,乡先生皆以儒者目之。”(《黔诗纪略后编》)。阳春三月,他随父亲傅龙光以及私塾先生在其家门前的小河桥上游玩,先生以“河边渔翁停停钓”为上联考之,傅玉书以“桥头学子抱抱袍”为下联相对。先生对傅玉书小小年纪就有这种文学功底很惊讶,认为他将来一定有出息。

乾隆三十年,时年19岁的傅玉书中举人,但在以后的考试中却并不顺利,先后六次进京会试,都名落孙山,直到48岁时才被选为江西安福知县,署瑞州府铜鼓同知,3年后罢归故里。

尽管官场失意,官运欠佳,才华横溢的傅玉书并未一蹶不振,而是迅速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方式,转向了空间更大、更容易施展自己才华的事业上来。

返乡后,年逾半百的傅玉书先后在黄平星山书院、龙渊书院、镇远漭阳书院、贵阳正习书院主讲。由于他才高学博,道德高尚,深受学子欢迎。当地士人亦慕其大名,“无不以与其交游为幸事”。

从教多年,傅玉书为贵州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学子中的不少人,不仅成为当地的中坚力量,而且为贵州乃至华夏均做出了贡献。

虽然官场失掉了一位平庸的官吏,然而文坛上却增添了一位明星。教学之余,傅玉书潜心著述,称盛一时,为贵州文坛做出不小的贡献。

“贵州传奇之父”

傅玉书一生著作宏富,虽因战乱等因素,多数已散佚,但不乏显示其实力和造诣的作品存世。

40卷的《竹庄诗文集》是他青壮年时期的作品选集,时礼部侍郎钱箨石亲笔为之作序:“先生诗文,鉴赏于法时帆、钱箨石、吴白华诸先辈者,已风行海内矣。”他的诗文集刊行问世,“海内之士,几何不徒以文人相目”。与瓮安县另一位诗人犹法贤(号酉樵)称为贵州高原的两大诗宗:“竹庄诗学杜,酉樵诗学韩,黔人两大宗,皆生于瓮安”。

傅玉书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壮美的河山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加之其效法王维、孟浩然、钱起、刘长卿的诗歌风格,让他的诗充满了幽奇、冲淡、沉雄多变的艺术风格。如《震天动》一诗,描绘了贵州乌江惊涛骇浪、破峡而出、搏击江石的景象,令人读后如临险境,有惊心动魄之感。诗曰:

遥指前滩落冰霰,雪花如手随风旋。

群龙破峡走东海,众鹤出浴冲苍烟。

怒风震霆一时作,神色惨淡心俄延。

又如关心灾民苦况的《荒村》一诗,傅玉书继承了杜甫“穷年忧黎元”的思想,爱憎十分鲜明。诗曰:

草木炊羹缶盂碧,榆皮作粉唇腭干。

从来此地称富庶,何为粒粮珍琅?

去年无禾且无麦,虽有陈粟皆输官。

除了诗,傅玉书在戏曲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斐然,他对传统戏剧有着特殊的兴趣,尤其对南曲戏文的南剧情有独钟。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仲冬,在对明末时期的社会进行研究后,傅玉书以明末忠臣杨涟与左光斗的遗事为题材,“尝感天人之变,明邪正之分,取明季杨、左诸公遗事……以当口诛笔伐之义”,创作了剧本《鸳鸯镜传奇》,首开贵州戏曲创作之先河。是书也称《鸳鸯镜传》,傅玉书自称“按谱选词,越三日而书成”。

《鸳鸯镜》以杨涟、左光斗的儿女婚姻的悲欢离合为主线,以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的阉党为暗线,真实反映了明末政治的黑暗,阉党的横行,社会的动乱及人民大众的水深火热,塑造了一批忠孝节义、品行端方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傅玉书的《鸳鸯镜》传奇撰写完成,但未刊行。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其曾孙傅达源将《鸳鸯镜》校订出版,才使世人得以欣赏傅玉书的才华。书前有傅玉书自序一篇,遵义唐金题词一篇,内容20阕。

百余年后,礼部尚书李端棻身处戊戌变法失败后谪戍新疆之逆境,受《鸳鸯镜》传奇中忠臣烈女之精神激励,“犹求索不遗余力”。由此可见《鸳鸯镜》对后世影响之大。

除了自己创作,傅玉书还将贵州的诗歌进行搜集整理出书,将贵州诗人创作的诗歌编入24卷《黔风录》里,让贵州的诗歌中中国诗坛上首次崭露头角,贵州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成为贵州文化的大功臣之一。

为继承父亲遗愿,傅玉书还开始编写家乡的县志,开创了私人撰志的先河,傅玉书所撰的《桑梓述闻》,完善了瓮安县地方志,成为贵州史上第一部私家所撰县志。

故有民国《贵州通志》称:“时海内学子无不知有竹庄者。”

傅玉书既是诗家,也是研究古代理学象数及史志学者,还是一位剧作家,清代名人、浙江嘉兴钱载,字箨石,对他学问成就的评价,可说是最全面的。

钱载认为,傅玉书“说理之文剖析疑似至较之毫厘分寸之间,而缪迷之端磔然以解。其议论古人事,审时度势,纵横博辨,波澜酣恣,而衷于至当,如剑断石,如丰委地,无可游移。至于记叙书问、摹事状物,或谲诡峭折,或从容愉悦,不主故常,惟变所适。其为诗,于古人幽艳奇杰、沈郁冲淡之胜殆欲兼体,而以时与称者出之。要以极在已之清而不谬其旨归,尽在物之变而曲得其次序,有他人一二言已索然少味者,我独流连往复,致命深而境愈远;或人敷百言不可尽者,以数言括之,情状毕出,精彩奕然。”

“傅氏三儒”

虽然傅玉书的成就要远大于其父傅龙光、其子傅汝怀,但是傅龙光和傅汝怀对贵州的文化事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傅龙光,字寿德,号月川,乾隆中期出生。有文记载,傅龙光7岁时还不能说话,父亲傅如励将其带到私塾中去听他人诵读,没多久就会说话了,而且还能写字。20岁时,其母黄氏病重,傅龙光与其妻王氏到处焚香和求医问药,跪拜野外求祷神灵保佑其母早日康复,并挖割自己和妻子王氏的臂肉和药,以给其母进食,其母居然病愈,人称他们为“双孝”。

傅龙光平生喜爱程朱理学,对傅玉书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傅玉书的著作中,不乏程朱理学的影子,傅龙光也为此笃行力学。

由于傅龙光作文讲究思想意义,不好华辞丽句和空话,因此科举屡试不中,但他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屡败屡战,从不气馁,70岁时仍去参加乡试,对人言:“遇不遇,命也!不应试则不仕,无义矣!”因此,傅龙光一生未为官。

虽然傅龙光科场失意,但他却是一个饱学之士,而且还是一位诗人。他潜心研究经义,以《礼经》为言行准则。傅龙光著述颇丰,有《易经浅说》12卷《学隐》2卷和《睛雨石》,《玉华捧月》《钟鼓石》《蛳子岩》《瓮安县赋》《师古堂诗稿》等诗词,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贵州知名学者和诗人。

傅汝怀,字渊伯,号确园,傅玉书之子。后人赞他“以明经主讲大定万松书院,能世其业”,后因成绩、资格优异,被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当选贡生。遗憾的是,还没等到上面任命来到,他却客死于贵阳。

傅汝怀个人著作仅有《确园诗稿》十余卷,交与挚友遵义黎伯庸审定删改,惜未完成而毁于战火,黎伯庸也以此而觉得有愧于他。此外,他还协助傅玉书收集整理贵州诗集,编成《黔风旧闻录》6卷和《黔风鸣盛录》18卷,是明清两代贵州诗歌最早的集成书籍,使贵州诗歌在全国崭露头角。嘉庆年间,傅汝怀选辑,其子傅桓(字森荣)编录,增辑《黔风演》四卷,按诗系人,按人以事,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体例,录乾隆、嘉庆间黔人三十余家诗,刻于道光年间,有贵阳、大定两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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