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美建交的三十多年历程中，两国关系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9年），两国建交第一个十年，双边关系得到初步的稳定发展，初步建立经贸、科技领域的合作机制；第二阶段（1990—2001年），中美关系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起伏不定，甚至大起大落，双边合作机制有限发展，能源、法律人权等领域的对话合作机制逐步建立；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得到全面推进，各领域的对话合作机制全面建立与发展。

[关键词]中美关系；对话机制；合作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4.239

1 第一阶段：1979—1989年中美关系稳定发展阶段

首先，在政治领域，中美两国首脑保持了密切的互访、会晤，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在尼克松总统开启中美关系破冰之旅、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实现访问美国后，中美两国的首脑之间会晤逐日渐多，实质性对话也越来越多。在第一个阶段的十年里，中美两国首脑互访频次增加，分别是：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5年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1979年1月29日至2月6日，中国邓小平副总理访美；1979年8月26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1982年5月5日至9日，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1984年1月10日至16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美国进行访问；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华；1985年7月21日至31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访问；1989年2月25日至26日，美国总统布什访华；1989年10月28日至10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华。1984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美国总统里根进行了互访，增进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相互理解，扩大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1985年，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美，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也和美国的企业、科技、经济等人士进行了密切的接触。1985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来华访问，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进程为美国投资构建了良好的环境。至此，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好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首脑多次的密切互访以及交流，逐步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也奠定了日后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

其次，在军事领域方面，中美两国的军方有了较多的交流合作，集中在军方高层之间的互相访问，武器出售和军事教育等方面。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以及副部长威廉·佩里相继来华访问，为中美商讨战略性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并发展了对于中美双方均有利的关系。“美国防部副部长将率代表团访华”，《人民日报》，1980年9月6日，第6版。1983年，美国温伯格访华，1984年的6月份，我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回访，我国的国防部长也是首次访美。也是在这次访问时，双方签订了军事技术合作的相关协议，此协议中包含了向中国出售反飞与反武装武器，并确定了双方军事交流合作原则。1985年10月，美国国会批准中国包含大口火炮生产设备的对外军事销售马伟宁，“中美军事合作：演变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11月10日，第178-181页。；1986年4月8日，里根政府与国会向中国出售了航空电子器，近5.5亿美金，这是在1972年之后对我国最大的军售，中美军事高校合作项目也随之开启。同上。1986年10月，美军代表团来我国火炮军学院与解放军武装访问，参观了联合军培训。同上。1987年5月，我国国防大学校长张震率国防大学代表团到美访问“美国防部长温伯格会见张震”，《人民日报》，1987年5月14日，第6版。，并邀请美国国防大学校长布雷德利·豪斯迈空军中将于11月来华访问，进行了友好的交流谈话。

最后，在经贸科技方面，中美开展了机制性的合作。中美于1980年构建了最早的协调对话机制，中美双边财经协调始于华盛顿的举办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联合经委会首次会议结束”，《人民日报》，1980年9月21日，第4版。1983年5月，陈慕华时任我国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与美国的商务部长鲍德里奇共同参加了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双方经协商签订了关于投资保护以及工业技术合作方面的协议。“中美商务贸易联委会首届会议开幕”，《人民日报》，1983年5月24日，第4版。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也在会议期间达成。确定了两国纺织品贸易3%的年增长率，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较中国6%的要求要低，较美国1.5%～2%的要求要高。自1983年成立了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便被称之为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后的灭火器，就加强中美经贸合作互利、促进双方了解以及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进行维护意义重大。也是在5月，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由美国总统科技顾问以及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乔治·基沃斯率20名美国专家参加。“方毅宴请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美国代表团”，《人民日报》，1983年5月10日，第4版。此次会议，我国科委主任方毅和基沃斯各自代表了中美政府签订了4项联合研究合作协定，即生物医学、运输、核子学以及航空学。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联合商贸委员会以及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为两国间经贸往来做出了突出贡献。

2 第二阶段：1990—2000年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期

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格局改变非常大。1989年发生“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朝野出现了严重反响，美国政府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政府施压也开始对我国实施制裁，而中美关系也降至冰点。我国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中美差距越来越小，更加深了中美在政治上的隔阂，由于入世以及最惠国待遇等问题，经贸关系非常紧张。受政治风波影响，中美在军事安全方面以及高级政治方面的合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美国较为热衷的人权法律上，却明显地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对话。克林顿执政时，美国发展战略是参与和扩展，主要是经济、民主和安全作为支柱，而当时美国的政策也是经贸、安全以及人权这三方面着手制定。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中美差距日益变小，而隔阂却日益加大，并在经贸和法律及人权领域合作明显加强，但双方在高级政治领域，如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却受到严格限制。

首先，在法律与人权方面中美开展了机制性的合作。1990年12月，理查德·希夫特访问我国（时任美国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标着着中美人权对话的开始。1991年，贝克访问我国（时任美国国务卿），也正式达成了中美两国人权对话机制并签订了协议。但后来因为美国对台军售以及邀请李登辉访美事件，这一对话机制被迫中断，双方真正在人权问题取得突破性合作是在1997年江泽民访美期间。中美两国首脑针对人权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对话。除人权领域以外，在法律领域中美也有了一系列成效较大的合作。在1994年，中美两国为了加强经贸法律的理解与沟通，召开了法律交流研讨会，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江泽民访美后的一年里，中美两国就法律领域不断展开各种合作交流，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中美建立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双方将于年内讨论具体合作方式”，《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7月15日，第6版。、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谈判“中美签署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6月20日，第4版。以及中美元首法制计划“‘美国法律文库翻译研讨会召开”，《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月16日，第4版。这三项重要的合作机制也逐步建立，涵盖了翻译美国法律著作、开展刑事司法协助以及打击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各种活动。

其次，经贸合作机制日益健全，虽然中美两国在政治领域分歧不断，但双方在经贸关系上具有高度互补性，这是使中美两国得以避免走上全面冲突对抗道路的重要原因。10年间，中美两国在中美联合商贸委员会、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以及联合经济委员会这三会的基础之上，建立全方位、机制化的合作，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及不同地区成立了大量的贸易、投资以及技术合作协调和促进机构。另外，1995年，两国成立了中美电信高层会议，增强了中美电信产业的合作和监管。http：//www.ccsa.org.cn/article_new/show_article.php？categories_id=c27b3978-c711-fd09-4dc7-44b1bf43caab&article_id=cyzx_af420213-f6fa-e5ef-f148-449240295918。中美经贸合作虽然逐渐增多，但美方对于我国的入世、人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方面的问题仍然在不断施压，两国间的争斗与较量日益激烈。经过13年艰苦谈判，到1999年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

再次，军事安全以及政治领域发展受限。与经贸合作领域机制化加强不同，两国的军事交流合作受政治关系大气候影响较明显，军事合作交流也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双方逐步有了有益的合作尝试。1997年10月，中美国防部长以及副部长防务磋商宣告建立。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4205.html。1998年的1月份，中美国防部长就加强海上军事安全协商机制在首都北京签署了正式协议，建立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实质上，美国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受当时政治大环境影响深刻，其目的在于了解和防范，而不是真正的建立双边军事战略互信与合作。

最后，中美两国就人权法律方面进行了机制性对话。1990年，理查德·希夫特来华访问（时任美人权事务负责人与助理国务卿），这是中美人权对话开始的重要标志。1991年，贝克来华访问（时任美国国务卿），双方达成人权对话机制并签订协议。中美两国于1994年召开法律交流研讨会，加强了经贸法律上的沟通，推动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20世纪初期，中美法律领域不断地开展各种合作交流，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谈判以及中美元首法制计划这三项重要的合作机制也逐步建立，涵盖了翻译美国法律著作、开展刑事司法协助以及打击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各种活动。分别见《人民日报海外版》相关报道：“中美签署刑事司法协助协定”，2000.6.20；“中美建立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双方将于年内讨论具体合作方式”，2002.1.15；“‘美国法律文库翻译研讨会召开”，2002.1.16。

3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中美双边关系有了全面的发展

当前，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对美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对美国国内政治运作以及对外决策的把握；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改变了许多，变得更加灵活与现实。2001年，是中美关系发展转折的契机。自“9·11”事件之后，美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恐，从客观上看为全面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良机。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上海首脑会议时，布什对中美关系定位用坦诚的、建设性的以及合作的这些语句表达。在此之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逐步的成长，也走向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即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布什和胡锦涛互访以及系列性的会晤中，双方均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推进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来开展。2011年的1月份，胡锦涛访问美国，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双方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以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也更加稳固。同时，中美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也逐渐加深。2012年中国GDP为519470亿元，2013年GDP为568845亿人民币，增速为7.7%；美国2012年GDP为156848亿美元，2013年为168988亿美元年，增速为1.9%。数据统计来源于中国金融信息网，http：//dc.xinhua08.com/。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也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中美双方相互依赖的这种关系，注定了中美两国必须有交流合作，也迈向了机制化交往的新阶段。

首先，中美首脑加强了外交机制化实现了战略性对话。随着两国关系逐渐升温，中美首脑的外交往来机制化也越来越明显，中美首脑历经35次互相致电通话刘长敏，张敏.“新世纪中美首脑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1-10页。、10次互访这10次访问分别是：2002年4月27至5月3日，胡锦涛副主席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2003年12月1日至10日，应美国总统布什邀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2004年4月13日至15日，美国副总统切尼访华；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2006年4月18至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美国总统布什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09年9月5日至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11年1月18日至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11年8月17日至22日，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2012年2月13日至22日，习近平副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根据《中国外交》、人民日报、新华网资料整理。以及至4次会晤见面。中美首脑常规互访和会晤的机制性对话有效且顺利地开展，拉近了中美距离，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首脑机制化交流的开展，两国的领导者可相互关切问题并坦率地对某些问题进行讨论，中美关系的信任度以及透明度大大增加，注入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动力。像习近平主席进行的庄园会晤，小布什的奥运行，打破了常规性会谈拘谨的弊端，两国领导人可以在好的环境下交流，官场的繁复与拘束成功规避，避免了相互之间的猜忌，这是在正式的场合下永远都无法达到的。

其次，两国展开了反恐合作机制。2001年在APEC峰会上海会晤中，中美首脑就两国的中长期反恐情报交流以及执法合作、金融监控等相关问题达成了一致，也建立了中美跨机构的反恐磋商机制。“中美在京举行反恐磋商”，《人民日报》，2001年12月07日，第4版。双方会谈时就反恐的情报交流、执法合作以及金融监控等问题交换了各自的意见，并确定日后每半年举行正式反恐磋商一次，使彼此行动更加协调。同时，两国还专门成立金融反恐工作组磋商，有效监控恐怖主义的金融活动。2002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在北京成立办事处并在2004年4月21日开始正式挂牌，双方在情报领域保持着实质性非正式的一种合作关系。孙晋忠：《反恐合作与中美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18页。2005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中美首次防扩散与反恐联合磋商会议，防扩散磋商与第五次反恐磋商也分别如期举行。详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1854/61969/4295319.html。

最后，全方位开展各领域的合作。中美关系正常化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在环境、能源、教育、文化、农业等方面加深了合作，也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各层级交流合作机制。在环境、气候变化以及能源方面，建立了能效论坛环境合作联合委员会、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中美能源政策对话以及石油天然气论坛等多项双边合作机制。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始于2005年6月28日、中美能效论坛始于2010年5月26日、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始于2009年10月22日、中美天然气论坛始于1998年11月、中美环境合作联合委员会始于2005年10月18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会议始于2013年4月13日。伴随两国合作领域的扩宽，中美的农业合作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美农业联合委员会于2004年成立，就中美关注的农产品贸易以及农业合作问题交换了各自意见。2012年召开了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为两国农业方面未来的合作构建了全方位、宽层次以及多领域的空间。“习近平出席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并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2月18日，第1版。中美双方政府就两国社会文化关系签署了相关的协议，也制定了谅解备忘录，为中美文化以及教育方面的合作交流创造了好的条件。2008年中美制定了高层定期磋商内容，举行了双方副部级教育磋商会议，双方就高层人才联合培养、合作科研、基础教育以及语言推广等方面的合作交换了各自的意见。在中美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大批中美文体工作者以及留学生跨国学习，为中美社会文化交流发展增添了活力。

4 结 论

回顾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两国的合作与交流，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雨，但总体来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战后70年间中美两国始终是波澜不断且起伏跌宕的关系。在战后的初期，因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中美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盟友逐步转变成为了冷战的对手。20世纪70年代美苏的战略调整当中，两国的国家关系有了戏剧性的改善，也进入了新的交往时期。冷战过后，伴随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美就崛起国与守成国如何相处的历史性问题进行了艰难的徘徊和抉择，并逐步发展为战略合作国。进入21世纪之后，在长期探索后，美国政府回应了我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主张，双方关系发展则主要是对话和合作。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虽然有合作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也可以说合作当中包含着冲突，并能够将冲突的努力与成功反映出来，基欧汉指出，无冲突便不可能有合作。中美之间的关系实践，使这一理论得到了验证。虽然中美既存在矛盾又存在冲突，但是差异性较大却存在着共同利益，即便不和谐却依然需要双方的合作。中美双方出于追求和维护共同利益的目的，建立了对话合作的众多机制。从各种机制的建立和发展看，充分反映了中美关系存在的复杂性，显示出了化解矛盾和解决冲突对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合作与战略协调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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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庆四.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3]张汉林.后危机时代中美对话机制战略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2010（6）：129-141.

[4]刘长敏，张敏.新世纪中美首脑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J].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4（4）：1-10.

[5]教育部网站[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694/200804/7303.html.

[作者简介]黄俐，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