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至40年代，黄文山、朱谦之、陈序经等一流文化学者云集广州。这些现代文化学者在广州进行积极文化实践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对文化问题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与严密逻辑论证。他们在广州完成了各自文化学理论体系最基础性或核心部分的构建。在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创建中，广州是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重镇。

关键词：广州；现代文化学；黄文山；朱谦之；陈序经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3-0109-08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学”学科的创建期。中国“现代文化学”学科的创建，广州为一重镇，当时最主要的文化学研究者云集广州，“一些近代社会科学门类肇端于广州……朱谦之、黄文山是我国文化哲学、文化学的开创者”。[1]792此外，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也是文化学的开创者之一。下面具体分析中国现代文化学代表人物黄文山、朱谦之、陈序经在广州创建文化学的情况，以见广州在中国“现代文化学”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一、现代文化学者云集广州创建文化学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世纪20—40年代，由于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中国当时一流的文化学者南下广州，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为中心，从事文化活动，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学者中，包括创建中国现代文化学最重要的三个代表黄文山、朱谦之和陈序经先生。

（一）20世纪20—40年代一流文化学者云集广州

近代以来，在中国救亡图存、从传统转向现代的系列历史变局中，广东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优势与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在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广东精英知识分子主导或参与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民主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以如何救国为中心，对军事救国、经济救国、政治救国、文化救国等种种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尝试后，最后明晓了文化救国这一根本。在应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要求，以及西方文化对中国强势传布的双重挑战下，广东现代文化呈现出与传统不尽相同的新气象，具有某些“开风气之先”的优越性。

1931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认为：“所谓西化的政治方面，南方而尤其是广东，乃其策源地，这是无论任何人，都要承认的。”“到了近代的政治上的维新运动，其策源于南方更为明显。” [2]148陈序经对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在全国西化过程中的领先地位是颇感自豪的。在他眼里，一切吸收西方文化的新生事物都是从南方开始的，“不单在政治上，南方是个新文化的策源地。西洋文化的输入，从地理上看，多是在南方……其他如政治、教育、宗教文化的演进，亦多以广州为起点”。[3]11陈序经是从西化的角度高度肯定了近代以来南方对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探索做出贡献。1932年朱谦之认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只有南方，只在南方”。 [4]397 他将南方文化的特色概括为三点，即科学的文化、产业的文化、革命的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方向。“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价值主张，按照朱谦之的说法，全在南方，就是广东，所以他要南下广州搞“南方文化运动”。

受近代以来具有现代特色的广东文化的吸引，20世纪20—40年代一批批一流文化学者纷纷云集广东，以广州为中心进行文化活动，形成相当值得关注的文化奇观。1926年，傅斯年来到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和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还延聘了顾颉刚、吴梅、赵元任、丁山、罗常培、杨振声、何思源、商承祚、汪敬熙等著名学者担任教授。1927年，鲁迅受邀到中大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8年，陈序经留学归来到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2年，朱谦之先生正式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1936年，黄文山辞掉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兼主任职务来广州，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教授。1949年，陈寅恪受陈序经之邀来广州岭南大学。一时间，广东文化界以中山大学为中心，文化保守主义的国粹派，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派等文化派别，百家争鸣，多元并举。

在南下广州的文化学者中，朱谦之、黄文山、陈序经在广州进行著名的文化实践与文化研究。他们不仅从事具体的文化活动：朱谦之通过“南方文化运动”进行文化救国；陈序经发起文化论战探索中国文化出路；黄文山从中国文化现代化进路探索抗战建国与复兴民族。而且，与一般文化学者不同的是，他们对文化问题的理论思考产生浓厚兴趣，积极探索文化学理论体系与学科建构。

（二）广州成为现代文化学创建的重镇

20世纪以来，文化学的学科自觉性不断加强，不少文化学者致力于文化学理论体系的思考与学科建设。在现代文化学的创建过程中，西方的阿斯华德、克鲁伯、素罗金等在文化学思想储备上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黄文山、怀特、陈序经等人进行了明确的文化学建构。中国的现代文化学建构，至少与世界现代文化学保持同步。

现代文化学在中国的发展，按照时间的顺序可大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30年之前，主要集中在1909年至1929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孕育期。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封建中国的冲击，引起一些人对于中西文化问题，进而对东西文化问题的关注。不过，人们对于文化问题的争论大多只是停留在“意见”“感想”等情绪化的观念层面。对中西文化、东西文化的理论思考，直到梁启超、李大钊、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争等以后才较深入地进行。然而，他们对于“文化”本身的思考不够，对“文化”的定义相当的宽泛，文化理论对于他们的东西文化观的支持不够。他们第二个阶段：1929至1949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创建期。开始对“文化本身”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思考，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派和“全盘西化派”与“盲目复古派”关于文化建设的论战的时候。当时有一批文化学者开始从反思“文化本身”切入，进行文化理论建设，其中的代表人物为黄文山、陈序经、朱谦之、阎焕文等。他们科学性、系统性、原创性地进行现代文化学理论建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创建期，在这个时期，现代文化学最主要的代表朱谦之、陈序经、黄文山等都曾在广州进行重要的文化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他们最主要的文化学研究成果也大多在广州完成或发表。在这个意义上说，广州是中国现代文化学创建的重镇。

二、黄文山在广州期间的文化学创建

黄文山是中国最早明确倡导建设中国文化学学科，并在大学首开文化学课程的文化学者；是开创性系统建设中国型文化学，并终身不断完善其文化学体系的文化学家；也是世界现代文化学的先驱之一。详见黄有东.黄文山与现代文化学[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广州对于黄文山创建文化学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黄文山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和主体建构的主要标志性著作在广州正式完成。

（一）黄文山在广州的文化活动

1898年，黄文山出生于广东台山县水步镇下洞村长兴里。1928年，黄文山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30年秋，由孙本文邀请到南京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193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演讲“文化学”。1936年夏，黄文山辞掉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兼主任职务来广州，先后任广州市立第一中学校长，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教授，兼任广州日报社长，创立“更生评论社”，组织中国文化研究会。1938年标志性文化学著作《文化学论文集》由广州中国文化学学会出版。同年，论著《抗战建国与复兴民族》由广州更生评论社出版。1939年旅美，在哥伦比亚及加州大学图书馆收集文化学资料。1941年归国，短时间出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1942年后，往重庆北碚中山文化教育馆三年，撰写《文化学体系》，只是完成了文化学体系上半部分约60万字。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广东省立法商学院院长，1948年，黄文山发表论著《文化学的建立》（此文本来是未完成的《文化学体系》的一部分）抽印本，由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编印。当时黄文山复为中山大学历史研究所同学讲文化学体系。是年5月16日，与怀特（Leslie A. White）首次通讯探讨文化学的问题。此后通信达29次之多，多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信的原件收录在《文化学导论》（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80年）里。1949年，黄文山论著《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此书亦本来是未完成的《文化学体系》的一部分）由陈序经推荐，由岭南文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是年春，黄文山访台，居台北数月。5月由台飞广州。8月过港飞抵旧金山。

（二）黄文山创建文化学的历程

黄文山创建文化学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关于具体建设文化学的经过，黄文山1938年在其《文化学论文集》的“自序”、《文化学的建立》的“前言”、《文化学在创建中的理论之归趋》等文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回顾过他思考文化学，倡导建设文化学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开创性地体系化建构这门“最年轻”的学科的艰辛历程。综合相关材料，可以把黄文山在1949年前创建文化学的过程，简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文化问题的思考期。这是黄文山1922年留学美国之前的文化感性认识期。第二，文化学思想的理论储备期。这主要是1922年黄文山留学美国后，获得人类学、社会学、史学等科学的知识。第三，文化学思想初步表达宣扬期。主要是其留美回国至二度旅美，即1929年至1940年。这期间，黄文山为文化学的建立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通过开设文化学课程；一方面通过积极撰写文化学论文；另一方面通过编辑杂志推动文化学的研究。第四，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期。主要是二度旅美之后回国在重庆北碚的三年时间，即1942年至1945年。潜心写作《文化学体系》，完成了上半部分约60万字。不过，至此黄文山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差不多建立起来了。第五，文化学思想的再次宣扬与表达期间。这是从1944年至1949年，黄文山在中山大学等校，演讲其“文化学体系”，并且还陆续以单行本和论文的形式在广州出版和发表了《文化学的建立》《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中的位置》《文化学方法论》等论著。1968年11月，其总结性的文化学论著《文化学体系》（上、下册），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

（三）黄文山在广州发表的文化学代表作

在20世纪30年代到1949年间，黄文山在广州发表了一系列的文化学方面的著作。论文有《文化学在创建中的理论之旧趋及其发展》（《中央日报》（广州），1949年4月）；《中国文化的改进》（《中央日报》（广州），1949年4月23日）；《文化学方法论》（《广州大学学报》，1937年第1期）；《文化学的建立》（《社会科学论丛季刊》，1948年新1卷）等。专著有《文化学论文集》（广州：中国文化学会，1938年）；《文化学的建立》（抽印本，广州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编，1948年）；《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广州 ：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年）。标志黄文山文化学理论体系主体初步创建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文化学论文集》《文化学的建立》和《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

《文化学论文集》是黄文山早年主要文化学论文的合集，论集重点讨论了“文化学建设论”“文化学方法论”“文化学法则论”“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问题与文化学”“从文化学立场所见的中国文化及其改造”“中国文化的统一观”“ 文化史上广东与广东文化建设”等问题。企图说明文化学建立的必要、文化现象的独立性、文化学与社会学的分线、文化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文化学的方法、文化发展的法则等问题。此论集奠定了黄文山文化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在论文集的“附录一”里，保存了阎焕文的《文化学》全文，以及陈高傭 《文化运动与“文化学”的建立》，特别是前者，他应该是中国最早研究文化学学科的系统专著。黄文山曾在《文化学论文集》的“附录之说明”中说：“阎先生对于文化学，实能首先作一系统之探究，匡予不逮，至所佩服。”（黄文山.文化学论文集[M].广州：中国文化学学会，1938：1.）阎焕文与陈高傭早期对于文化学的积极探讨，与黄文山的提倡不无直接的关系。

《文化学的建立》原本属于未完成的《文化学体系》一书，1947年夏黄文山为中山大学历史研究所同学讲授文化学课程的需要，1948年提前发表。在《文化学的建立》里，黄文山主要探讨了“文化学建立的可能性”“文化与社会的区别”“文化与社会能不能分开研究”“文化学建立的路向”“由文化科学综合的路向建设一般的文化学”等文化学的基本问题。相对于《文化学论文集》里的“文化学建设论”来说，《文化学的建立》对于文化学相关理论的探讨更加系统与深入。

《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亦本来是未完成的《文化学体系》一书，1949年，由陈序经推荐，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黄文山写此篇的动机，据他自己说有二：“其一，说明文化学之产生，虽导源于十九世纪，其中如阿斯华德之所谓‘文化学[DK]（Kulturology），泰勒（Tylor）之所谓‘文化的科学[DK][DK]（Science of Culture），皆其著者，然而文化学之成为独立科学，实在是二十世纪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进入新的综合阶段应有的产物，而决非任何个人思想所能创造的东西。其二，检讨过去学术界对于科学分类的得失，重新指出文化学在科学体系中应占的最高位置。” [5]1此文中，黄文山主要讨论了“新科学之产生与文化学”“作为科学的文化学”“文化学是怎样的一种科学”“科学分类的新评价”等文化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尽管黄文山最重要的文化学著作《文化学体系》最终在1968年出版，但黄文山在以上三本专著中，基本上把文化学作为一门科学何以会成立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文化学建立的必要、文化现象的独立性、文化学与社会学的分线、文化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文化学的方法、文化学发展的法则、文化学作为一门科学等问题，给予了科学的、深入的、系统的回答。黄文山本人对他在现代文化学界取得的这一成就非常看重，所以在他的煌煌巨著《文化学体系》的上篇与中篇，基本上保持了其1949年前发表的文化学论著内容的原貌。因此，从黄文山的最核心的文化学成果在广州的最终完成与发表，可以看出广州对于黄文山创建文化学中的地位之重要。

三、朱谦之在广州期间的文化学创建

朱谦之以文化哲学为路向进行理论文化学研究，他是中国从文化哲学的路径研究文化学的第一人。广州对于朱谦之创建文化学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朱谦之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主体建构的标志性著作是在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完成的。

（一）朱谦之在广州的文化活动

朱谦之在《中大二十年》里写道：“已经是70岁的老年人了，回忆一生，以三分之一的壮年时间，消磨在广东中山大学，广东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6]1831932—1952年，朱谦之任教中山大学，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和历史学部主任等职，这一时期是他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是创建文化学的时期。

南下广州伊始，他就发表了《南方文化运动》一文，认为 “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希望，据我观察，只有南方，只在南方！” [4]391他认为南方文化是科学的文化、产业的文化、革命的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当代前进的方向，并表示“愿贡献一生来从事南方文化之建设运动！” [4]392在中大的20年，正是朱先生将这一文化理想付诸实践的光辉历程。1933年1月，朱先生自费创办的《现代史学》创刊号出版，倡导现代史学革命。是年，专著《历史学派经济学》《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和《历史哲学大纲》相继出版。1935年开始撰写《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专著《中国音乐文学史》和《文化哲学》也相继出版。1936年专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出版。1939年3月，随中大迁云南澂江。1940年7月，经数年“最细心结撰的一部著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941年8月，出任中大文学院院长，组织创办《中山学报》，同年出版专著《中国思想方法问题》和《孔德的历史哲学》。1944年《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出版。1945年3月作《奋斗二十年》，10月中大迁回广州，被聘为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1946年5月5日开始举办“文化科学讲座”，包括“文化政治学”“文化法律学”“文化经济学”“文化教育学”四讲。1948年，《文化社会学》出版。1949年将旧作辑成《比较文化论集》。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朱谦之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朱谦之在中大的岁月，“不仅成就了自己的学术巅峰，也为中大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二）朱谦之创建文化学的历程

朱谦之对于文化学的理解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化学可以包括两个部分，一为文化哲学，一为文化社会学。朱谦之创建文化学的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第一，对文化问题的兴趣。朱谦之在1932年以前，曾对哲学与音乐文学等进行过研究，写有《周秦诸子学统述》[DK]（1922）、[DK]《革命哲学》 （1921）、《古学后言》（1922）、《元无哲学》（1923）、《周易哲学》（1923），《音乐的文学小史》（1925）等，按照朱谦之的理解，“文化不是人类生活一方面的表现，乃为人类生活各方面的表现。我们不但要将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属于文化领域以内，就是政治生活、法律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教育生活都应该属于文化领域以内去研究的。” [4]249他探讨的这些都是文化问题，可见他对文化问题有过相当广泛的兴趣，这为后来专门的文化理论研究做了重要的铺垫。第二，文化学理论的建构。1932年南下广州后，朱谦之受文化救国理念的影响，为其倡导的“南方文化运动”寻找文化理论的支点，开始进行文化学理论体系构建。朱谦之认为文化学主要包括文化哲学与文化社会学两部分。他说：“只要是人类生活的表现，便都可以叫做文化，但同在文化之中，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自然而然可以分文化为两大部门，一个研究Culture即知识的文化生活者，为‘文化哲学；一个研究Civilization及社会的文化生活者，为‘文化社会学。” [4]249朱谦之在1935年和1948年分别发表《文化哲学》和《文化社会学》等文化学著作。

（三）朱谦之在广州期间发表的文化学代表作

朱谦之认为文化学包括两部分：文化哲学和文化社会学。他的文化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1932年来中大后，朱谦之给学生开设“文化哲学”课程，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哲学》。朱谦之说他讲文化哲学的最大旨趣是“说明文化的本质及其类型，对于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各种知识生活，均加以根本研究，又分析文化地理上分布，以明中外关系及本国文化之新倾向，并谋建设未来之文化”，“最切要的紧迫的企图，却在于提倡南方文化学运动”。[4]243从文化概念的界定出发，他比较分析了作为文化学的文化哲学与文化社会学概念，确立文化哲学的基本概念，进而对文化的进化，文化类型学，文化分期之原理，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的文化概念，文化之地理上分布，文化与文明等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还附录有关于“南方文化运动”等文章5篇。

1948年，由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刊行《文化社会学》。在此专著中，朱谦之对文化社会学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位置进行了定位，从文化概念的新解、文化类型学、文化社会静力学与动力学等方面对文化社会学概念进行界定，并从社会文化的基本类型、政治的文化、法律的文化、经济的文化、教育的文化等方面进行具体深入分析，还对未来的社会文化进行展望。《文化社会学》和《文化哲学》“为姐妹篇，也可说是续篇”。“两书在同一态度同一方法同一体系之下做成的，所不同者，《文化哲学》分析研究的是知识的类型，《文化社会学》分析研究的是社会的类型。”按照朱谦之的计划，“继此更有一部重要的书：《文化教育学》，则专分析研究人格的类型”。[8]56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山大学工作的20年是朱谦之一生学术的黄金时期，他关于文化学的研究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一时期。所以，可以这么说，广州是朱谦之文化学体系的创建地。

四、陈序经在广州期间的文化学创建

陈序经是中国现代最早创建、系统完整而科学建构现代文化学的文化学家之一，并较早在大学开设文化学课程的文化学者，也是世界现代文化学的先驱之一。详见黄有东.陈序经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创建[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广州对于陈序经创建文化学的重要主要表现在，其文化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基础建构的主要标志性著作在广州正式完成发表。

（一）陈序经在广州文化活动

1903年，陈序经生于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1920年陈序经考入广州岭南中学。1926年获美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士学位，回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一年后，陈序经前往德国留学，研究欧洲的政治、哲学和文化。1931年，陈序经回到广州，继续在岭南大学任教。1933年12月29日，陈序经应邀到中山大学就中国文化问题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主张中国文化要彻底的西化，这一主张引发了一场自五四以来最激烈的大论战。1934年1月15日、16日，广州的《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连续两天刊载其演讲，谢扶雅、张磐、陈安仁、穆超等人随即先后著文予以反对，双方以《民国日报》青年栏为阵地，各抒己见。为了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陈序经于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1934年夏北上南开大学，任该校经济研究所研究教授，后任该所主任。1947年，岭南大学董事会频频向陈序经发出邀请，1948年8月，陈序经接受岭南大学董事会聘请，任岭南大学校长，亲自请陈寅恪、谢志光、姜立夫等一批名教授到校任教，岭南大学师资盛极一时。1952年院校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序经任合并筹委会副主任。1954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校，陈序经兼任校长。

（二）陈序经创建文化学的历程

陈序经创建文化学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第一，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及基本理论思考。陈序经在留美期间，对中西文化差异问题很关注，进而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1928年下半年，陈序经、陈受颐、卢观伟三人相继回国执教岭南大学，三人在文化出路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并在是年岭南大学晨会上各做了三次演讲，都主张彻底接受西洋的文化。“这是陈序经公开自己的文化主张的开始。” [9]351934年，陈序经在中山大学关于“全盘西化”的演讲所引起的文化论战，更是促成陈序经对文化根本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思考。1934年1月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展现了陈序经基本的文化理论观点。第二，文化学体系的系统建构。陈序经在抗战期间，在《中国文化的出路》的基础上，倾力对文化学进行专门的研究，取得了《文化学概观》（四卷本）丰硕的成果，它应该是中国文化学学术史上第一部结构宏伟、论述较深入的专门讨论文化学的专著（阎焕文的《文化学》没有其深刻）。陈序经的这两本著作，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化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陈序经的文化学著作还包括在抗战期间完成的二百余万字的《文化论丛》（或称《文化学系统》）：《文化学概观》4册；《西洋文化观》2册；《美国文化观》1册；《中国文化观》1册；《东方文化观》1册；《中国西化观》2册；《东西文化观》6册；《南北文化观》3册。陈序经自己认为，他的这20册的《文化论丛》，“就是透过文化的普通与根本的观念，来讨论东西文化与南北文化的问题，自成系统的”。 [10]134对于陈序经《文化学系统》的成就的评价，陈其津认为“首先建立‘文化学这一门独立的、自成系统的科学学科”。[10]239

（三）陈序经在广州期间发表的文化学代表作

总的来看，在陈序经所有的文化学著作中，《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学概观》（四卷本）是最重要的代表作。前者为源点，后者为结点；前者不仅是提出系统完整的“全盘西化”论，而且标志着其文化学体系的萌芽与初创，后者则主要对前者提出的文化基本理论做了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除了提出“全盘西化”，引起长达一年多的大论战之外。陈序经与一般文化学者不同的是，他积极寻求文化理论的有力支持。他特别强调对“文化本身”的研究，《中国文化的出路》的前半部分对文化概念的定义，文化的文化、心理、生物、地理基础，文化的成分，文化的层累、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等根本观念进行多方论述；后半部分借助这些文化的根本观念对古今、中西、南北文化进行分析。这些对 “文化本身”的探讨成为陈序经后来文化学思考的核心。

1947年，同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学概观》四册，第一册对文化现象在现象分类中的位置，文化概念的意义，文化与文明的区分，文化学的发展史内容进行论述，并分析了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对文化的研究；第二册则是分析了伦理、宗教、政治、经济的文化观点，以及地理、生物、心理、社会的文化基础；第三册对文化的性质、重心、成分、发生、发展与层累进行分析；第四册从一致与和谐、模仿与创造、自由与平等、个人与国家、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进行综合研究。

比较《中国文化的出路》与《文化学概观》，前者奠定了后者的基本文化学体系框架与最核心的内容，后者是前者更加详细与深入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序经在广州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化出路》是陈序经创建文化学最基础性的重要著作，而1947年陈序经再返广州时发表的《文化学概观》正是标志着陈序经创建文化学的成熟。由此可见，广州对于陈序经创建现代文化学的重要意义。

五、黄、朱、陈在广州创建文化学过程中的互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谦之、黄文山、陈序经三个文化学者，都在广州从事重要的文化实践与文化学理论建设活动，他们之间有过良好的文化互动，是学术挚友。不过，朱谦之和陈序经的文化学研究，只是他们学术研究中的一部分。朱谦之除了文化学研究之外，还从事中国哲学、史学、音乐等方面的研究；陈序经除了文化学研究之外，还从事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且忙于文化论战，所以，文化学研究只是他们学术研究中的某一阶段的成果，对中国同时代的文化学者的文化学研究进展关心有限。而黄文山先生，一生的主要学术研究是为了建立科学的、系统的文化学体系，所以，他对文化学研究的成果尽可能的关注。

在黄文山的不少文献中，记录了他与朱谦之、陈序经的文化学学术互动。关于中国早期的文化学建设情况，黄文山曾在不同的地方多次谈到。1938 年在《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问题与文化学》中说：“我自从提出这种主张（建设文化学）后，已经得着一部分人的同感与共鸣了。……吾友朱谦之先生，在广州亦于此时写成《文化哲学》一书。顷得其来书，谓已交商务印书馆印刷，且行将初版矣，这不是文化界的空谷足音是什么？” [11]157可以肯定的是，在抗战胜利以后，陈序经与黄文山之间的互动也显然加强了。在1949年黄文山单独出版的《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本为《文化学体系》其中的一篇内容）之《自序》中说：“去年陈序经博士在岭南大学有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之设置，刊行丛书，重承陈先生雅意，此篇遂与全书宣告独立，作为该所丛书之一种，先行问世。” [12]1这至少说明陈序经当时已经开始关注，甚或很重视黄文山的文化学研究了。

此外，朱谦之曾在《文化社会学》中说：“考‘文化学（Science of culture，Culturology）一名为吾友黄文山先生所采用，其意与Vierkandt相同，乃在社会学之外，另立文化学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依他的意思，‘现代人类学既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科学，则文化社会学实无创立之必要（《德国系统的社会学》译者序页9），‘文化乃自成一类的现象本身，但其有独特之历程，变动与机构，而特质上也有互相的关系，故主张这种现象要由文化学者（Cultralist）来研究（《文化学方法论》），‘所以数年来我觉得综合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史学来建立“文化学”用以窥探文化的现象的发生、历程、机构形态、变象和法则，在学术界上似有急迫的要求（《文化学建立论》），这是何等伟大的学术企图，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文化社会学的存在，反之我们更应该承认文化社会学和文化哲学同属于文化学之一部门……” [8]425-426

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创建者黄文山、朱谦之、陈序经以广州为重要阵地创建文化学的时候，不仅相互支持、相互借鉴，而且，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化学的研究上“殊途同归”。

综上所述，创建中国现代文化学的最主要的三个代表黄文山、朱谦之、陈序经各自的文化学体系最基础、最核心的工作都是在广州从事文化学术活动期间完成的。尽管由于战乱等原因，他们在个别年份随着各自的文化单位短暂外迁于广州，但是，这些不影响广州在中国现代文化学创建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广州至少是中国现代文化学创建的主要重镇之一，文化学者在广州创建文化学奠定了广东文化学建设传统。改革开放以后，由李宗桂、赵立彬李宗桂曾撰文《世纪之交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新气象》（《明报月刊》1997年12月）、《文化建设与文化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前瞻——答〈社会科学论坛〉记者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8期）等，赵立彬撰文《文化问题与“文化学”建构的本土需求》（《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近代知识转型与中国“文化学”的产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积极呼吁构建合乎时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当代文化学。等广州文化学者接续现代文化学探索传统，积极推动当代文化学的学科构建。显然，是正在进行时。

参考文献：

[1]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四）[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

[2]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民国廿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晚在中大礼堂讲词撮略[A]，余定邦、牛军凯.陈序经文集 [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4]朱谦之. 文化哲学 [A].朱谦之文集（第六卷）[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5]黄文山.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 [M].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

[6]朱谦之.中大二十年 [A].朱谦之文集（第一卷） [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7]黎红雷和黄夏年谈朱谦之：他把行李扔给土匪只把书稿护在胸前[N].南方日报，2010-09-02.

[8]朱谦之.文化社会学 [M].朱谦之文集（第六卷）[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9]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0]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11]黄文山.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问题与文化学[A].文化学论文集 [C].中国文化学学会，1938.

[12]黄文山.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M].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

Abstract：During 20-4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Huang Wenshan， Zhu Qianzhi， Chen Xujing and other firstclass cultural scholars gathered in Guangzhou. These modern cultural scholars in Guangzhou not only carried out the positive cultural practice， but also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issues by the way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rigorous logic. They completed the most basic or core part of their cultural theory system in Guangzhou. Guangzhou i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i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ology.

Key words：Guangzhou；Modern culturology；Huang Wenshan；Zhu Qianzhi； Chen Xu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