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剑

一

八机部撤销以后，所属人马大部分归了七机部，还有一批人各奔东西，部长们也要重新安排，面临“择岗再就业”的问题。

一晃两个月过去，原常务副部长、少将刘秉彦的工作问题还没有落实，上面也没什么动静，他在等待之中不禁有些倦怠。1981年年底，刘秉彦已经过了66岁的生日而步入67岁了，有时望着满头华发，他想，我是不是该离开这公务繁忙的官场，解甲归田，安度晚年了？

就在这时，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将军向军委打了一个报告，请示将刘秉彦调去总后工作，时任中央军委常委的王震将军即刻批示同意，调刘秉彦到总后勤部担任主管科技的副部长，并发话：“我看，应该让刘秉彦重新回到军队。他懂科技，搞国防工业有一套，我军目前正需要这样的干将！”

王震武将出身，一辈子以大老粗自谦，其实他读过很多书，平生喜欢和文化人及知识分子交朋友，是个特别爱才的领导。王震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那几年分管国防工业，对刘秉彦的学识水平和管理才干十分欣赏。刘秉彦对重返军队也很向往，就等军委下令，便前往总后报到。

可是，情况忽然有变，又有消息说，中央书记处已下文决定调他去河北省工作，任省委书记。当时王震同志刚患病住院，虽然总后勤部的报告在先，但既然中央书记处已经下文，刘秉彦便决定不再给王震同志添麻烦，服从中央的安排，赴河北上任。待后来刘秉彦到河北上任后，见到王震，老将军还问他：“不是说好了让你去洪学智那里吗？怎么又变了！”刘秉彦解释说：“我也想去总后呀，可是中央书记处当时已经下文了，我还得服从组织的决定啊……”

临行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自找刘秉彦谈话，向他说明了河北省核心领导层面临的主要问题，要他做好思想准备，尽力去做一些有利于稳定大局的工作。

胡耀邦说：“河北老同志多，你在那里打过很多年的仗，历史上有影响力，大家是会认可你的。你这个同志在国防工业口搞了很多年，善于合作，不争名利，能团结人，希望你去了之后大胆工作，先把大局稳住，派性是那里长期形成的疑难杂症，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想过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定省委的班子。”

1981年岁末，新任河北省委书记刘秉彦，悄然踏上了赴任的旅途。

当时的河北，还基本上属于一个农业大省。几千万农民的生活除了靠种地打粮食以外，日常的油盐酱醋钱，大多靠“鸡屁股银行”换取。刘秉彦路过家乡蠡县时，特意停留了一个晚上，他对前来介绍情况的县里的同志说：“中央让我来河北协助抓经济工作，我看首先要把农村经济抓上去。我以前管导弹生产的事，现在要管鸡蛋生产的事了。”

此次上任之行，刘秉彦边走边看，花了两天时间，才走完这不到300公里的旅程，于12月28日傍晚到达省会石家庄。

刘秉彦一到石家庄，立刻就感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闹不团结的微妙关系。

刘秉彦来河北履新，如果按照当时的领导职务排序，只是省里的第四号人物，可是省委其他几位主要领导闹不到一块儿，工作基本上无法正常开展，组织上暂时又未采取措施把他们调离。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要刘秉彦同志去河北主持工作，所以，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刘秉彦到任之后，实际上一度担当了省委、省政府常务工作主持人的角色。

刘秉彦是单枪匹马来河北的，也没有从北京原单位带秘书过来。省委组织部推荐了三个人供他挑选。他看中了省经委综合处的处长靳庆和，就把靳庆和调来做他的秘书。靳庆和20世纪60年代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国家计委工作了十来年，1973年调到河北。

靳庆和当时年富力强，非常能干。刘秉彦慧眼识才，挑他做秘书，感觉非常顺心。可是省经委舍不得放人，就跟组织部商量，靳庆和去当秘书可以，但是省经委综合处长他还得兼着。刘秉彦也很爽快，我看没问题。他说：“庆和同志兼着经委的职务，对我们及时掌握全省经济动态也有好处。请他来我这里上班吧。”

靳庆和当年在北京工作时，对刘秉彦这个名字多有耳闻，但是未曾见过面。他回忆说：

给他当秘书，我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一接触秉彦同志，我就马上感觉到——这是一位当时在河北省非常难得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知识面上，还是个人修养、品行方面，他都很让人敬佩。

那个时期的领导人，抓经济还是学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以钢为“纲”，以粮为纲，重工业先行，搞的都是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效益低的那些项目。秉彦同志就不一样了，他的思路很开阔，很善于学习思考，搞经济建设，先抓什么，后抓什么，突破口在哪里？薄弱点怎么办？他都很清楚。我当时想，河北的经济发展有希望了。

刘秉彦来河北工作时，他的夫人——在北京工作的李彩云还没有离休。刘秉彦就在省委办公室的里间搭了一张床，住在那里，吃饭在机关食堂。到了坐六望七之年，他这个省委书记又过起了简朴而忙碌的单身汉生活。靳庆和秘书回忆：

他在办公室住着，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一般都是到晚上十点多了，才能上床休息。我跟着他，每天差不多也是这时候才下班回家。秉彦同志快70岁的人了，还坚持自己洗衣服。我们打算请个服务员做这些事。他一口回绝：你们不要管，我自己动手就可以了，这些内衣内裤，让人家女同志洗，好意思吗！

刘秉彦上任没几天，首先处理了一桩风波丛生、久拖不决的“板栗事件”。

众所周知，河北板栗以颗粒饱满、香甜、皮薄、适于糖炒等特点著称于世，在日本等国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久负盛誉，一直是河北省出口农副产品中的抢手货。

1979年底，日本方面向河北订购的60万斤长城燕山板栗，因为在秦皇岛码头等待装船时被积压，突然发生干腐病，60万斤板栗全部霉烂，给日本栗商造成损失，引起日本方面抗议，并被索赔，引发了1980年的“河北板栗事件”，严重影响国家声誉和出口板栗的信誉，减少了当时的外汇收入，也惊动了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河北省就这一事件做出调查处理，并将结论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可是由于受从上到下派性争端的干扰，省里几个领导也对此事各执一词，迟迟下不了结论。刘秉彦到任之后，建议省委、省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专题研究这个问题。会上，有关领导同志争来争去，你说你的，他说他的，还是形不成统一意见。

有的同志公开表示，这事在河北解决不了，他们要向中央报告，请上面派人来做调查结论。

刘秉彦听不下去了，他严肃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对‘板栗事件的看法很明确，不能再这样议而不决了。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和意见，都在这个会上当面说，但是河北省上报中央的调查处理结果，都必须只能是一个声音，一种结论，那就是分析客观原因、认清主要责任、汲取教训、尽力挽回不良影响、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接着，他又斩钉截铁地补充强调说：“我是来河北之后才接触到这个‘板栗事件的，并不涉及其中的任何恩怨和纠纷。如果有同志想借此事件惹是生非、借题发挥，我就有责任坚决反对这样做。”

在刘秉彦主持下，“河北板栗事件”很快以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向上面报告了调查处理结果，使之平息下来。

后来，刘秉彦又指示省有关部门集中力量，研究防治板栗干腐病这一课题，并根据北京农业大学陈延熙教授的建议，提出一整套微生态调控措施防治板栗干腐病的方法。到1984年，河北省对日本的板栗出口上百万斤，再未发生霉烂问题，被日本媒体称赞说：“中国板栗出口日本创出了历史最高水平。”

刘秉彦在河北“挑大梁”将近半年时间，中央对他相当认可，认为他有能力担任这个省的一把手。但是，刘秉彦本人却很冷静，他深知省委一把手主要是讲政治，统揽大局，管干部的，而自己对经济工作有兴趣，长处是抓具体工作。所以，他一直向中央建议，要求派一位政治能力强、有威望的同志来当省委第一书记，以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工作尽快步入正轨。

他的秘书靳庆和记得这样一件事：

1982年“五一”之前，邓小平办公室突然打电话来，找秉彦同志。小平同志亲自告诉秉彦同志：“中央现在派不出合适的人当河北省的一把手了。你在河北工作开展得不错，我们考虑，就由你来接任省委第一书记好了。希望你能挑起这个担子。”

刘秉彦在电话里诚恳地对邓小平讲：“谢谢小平同志和中央的信任！可是我反复衡量过了，我有自知之明，不适合当这个第一书记。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再次请求中央赶快给我们派第一书记来。我一定协助抓好工作。”

小平同志打电话来，原本是让秉彦同志去北京谈担任第一书记之事的，看到他不愿当一把手的态度很坚决，就同意了他的意见，没有坚持让他再去北京谈话。

二

此事又过去一个月，到1982年6月，中央才决定派已经从农垦部长位置上退休的高扬同志来河北担任第一书记。同时调省委其他几位领导立即到京，另行分配工作。

高扬来当河北省的一把手，刘秉彦很高兴，他诚心诚意地欢迎高扬同志，也为自己松了一口气。这几个月他一个人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累得心脏病都犯了。

而刘秉彦当时不愿当省委第一书记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也许现在的人们还难以理解，那时在河北省工作的地、市和省厅级干部中有两百多人是他曾经的老部下，连同当时的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也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不想把自己陷入派系的评价判别之中，只想在自己有生之年为故乡河北多做一些实事，也许他的想法让人看来不免有些天真，但这就是我们的儒将刘秉彦，始终淡泊名利，从不贪权争功！

高扬来当省委第一书记，刘秉彦即专职主持省政府工作。两个月后，他被河北省五届人大十六次会议任命为代省长，为什么是代省长而非省长呢？因为按照法律程序，省长须经省人大全体代表根据提名投票选举产生，而当时还不到人大换届选举的时间，在省政府履职的省长头衔前面就要加上一个“代”字。

在当时的河北省政界，高扬和刘秉彦的资历辈分是比较高的，又都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且学识广博，因此在其他省领导面前不怒自威，深得尊重。大家平时都在机关食堂吃饭，但是里面有个小餐厅，就一张桌子，工作人员打来饭菜，只有高扬、刘秉彦两个人在这个小餐厅里，每天边吃饭、边聊工作上的事，虽然谁都可以进去，但别人谁也不敢进去，这是第一书记和代省长唯一比其他人特殊的地方。

那段时间，高扬和刘秉彦分别带人在全省各地做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全省11个地市和108个县中的大部分，有时他们也坐同一辆面包车一起出差调研，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共同为各地改革开放和工农业生产号脉会诊，寻找良方。

针对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问题，高扬根据自己的调查所得，会同调查回来的代省长刘秉彦、常务书记张曙光等同志的意见，亲自拟定了“促进联产承包责任制向横宽纵深发展”等三个专题。经常委会讨论，责成有关部门抽调得力干部，按三个专题分头下去调查。他们又带队再下去调查了十几天。三个文件起草出来后，又派调查组带上文件草稿，分三路下去征求广大基层干部和重点户、专业户的意见。

这在当时还是三个新课题，是在河北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三棵新苗，其中有些提法在上头文件里是找不到的，有人担心会不会与中央精神不一致。开会讨论前夕，中央1983年一号文件下达了。大家一对照，省委的文件与中央文件的精神丝丝入扣，对上“口径”了！

有关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问题，在此期间，省委省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三十年河北省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重、化工业，属于粗放的投资增长型经济。省内大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如煤炭、冶金、石油、水泥等行业都是中央部属企业，河北本身很少有叫得响的企业和产品，并且生产品种单一，效益偏低，加上干部观念陈旧，思想保守，缺乏市场经验，还有基础设施落后的瓶颈……许多问题，都给经济发展增加了难度。

刘秉彦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河北省的这些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利润低、劳民伤财，花那么多钱，这不是坑老百姓吗？为什么要搞这么多呢！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这其实也是当年许多内陆省份的通病。

针对当时的实际，刘秉彦认为，要加快技术改造，提高档次，上一些高附加值的项目，比如电子、轻纺工业等见效快的项目。

再就是必须加快河北省的交通建设，他形成一个大致的思路，第一，要抓交通。他提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树立起一个现代化大交通的概念。”所谓现代化大交通，就是要建高速公路、飞机场，还要在本省沿海地区扩建或新建大型港口，要有几个至少可以停靠十万吨级以上轮船的深水码头，才能进一步打通华北地区出海通道，让河北省经济有机会与国际接轨。

靳庆和回忆：

我跟着他几次去唐山、秦皇岛考察。他在唐山力主建设码头，是非常积极、非常支持。在秦皇岛，秉彦同志当时就提出要建设世界级的能源输出港口，这是非常超前的思路。因为他知道山西、河北的煤炭，长期以来都是通过秦皇岛港出口的，必须建一座大港。除此之外，秉彦同志还要求在秦皇岛新建一个散货码头。他的知识面特别广，我记得他当时还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找出来，和当地领导一起看，一起研究，他说，孙中山为什么在七八十年前就提出要在秦皇岛建设大港口，说明从那时起他就已经看出在这里建港，对于国家交通战略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了。他说：要搞经济发展哪！沿海地区不搞港口，是最大的失误。

当然后来，秦皇岛果然建成了全球第一大运煤码头，又开了散货码头。正如他设想的一样变成了现实。

上述观点，现在看来并不新鲜，可是在三十多年前的河北，却绝对令人耳目一新。那时信息闭塞，包括高级干部在内很多人对高速公路等现代化的设施闻所未闻。可是刘秉彦的眼界就不同了，他几十年负责导弹工业，长期跟踪国外先进技术。在八机部时又曾多次前往西方发达国家考察访问过，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潮流和规律可谓知己知彼，了然于胸。

三

与此同时，为了引导干部群众转变观念，不再纠缠于喋喋不休的派性斗争，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各级干部“暂停争论，讲团结，深入实际搞调研，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发现并培养人才，尽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为此，高扬亲自在《河北日报》撰写了《论诬告》《“急躁情绪”辩》等评论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河北诬告成风，乃是“文化大革命”公开罗织罪名的“遗风未泯”，是派性严重的人制造混乱的手段。其当前的特点是钻空子，写匿名信，与好人揭发坏人而不敢署名的现象鱼目混珠，使领导机关“投鼠忌器”。为此提出“防鼠进器”三条办法。最后呼吁：“现在的诬告风既然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们吱吱叫起来的，关心端正社会风气的人们，实在应该齐心协力把它们赶上街，让谁都看明白它们是鼠辈！”

刘秉彦也提笔展纸写了《论伯乐与千里马》和《人才是一门科学》等评论发表在《河北日报》。

他写道：“必须制定鼓励创新、竞争、冒尖的培养选拔人才的政策，人才不竞争，冒不了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能靠‘关系推荐，‘走后门，更不能靠‘派性‘山头的老部下。”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不少领域的新班子，在用人制度方面陈腐保守、墨守成规，不像体育界那样凭实力、靠技术，为国拼搏，重奖重罚，鼓励冒尖。”文章写到这里，刘秉彦话锋一转，提纲挈领地归纳道：“如果我们各级领导班子都能培养出几个‘铁榔头这样的人才，河北的改革开放事业何愁不能奋发进取、闯关夺隘！”

他在一次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听到一位干部提出了要把张家口发展成为北方“皮都”的想法，思路清楚，论点鲜明，论据翔实，也有方案，讲得头头是道。刘秉彦不认识这个人，就问秘书靳庆和，这个人是谁？靳庆和说：他叫宋叔华，以前是邢台市委宣传部部长，当过邢台市长，现在是张家口地委书记。刘秉彦很高兴，回来就向高扬推荐，后来，宋叔华被任命为副省长。

还有一位叫毛柏森的，也很有才干，原来是“文革”前副省长郝田役的秘书，后来因为“文革”被打入冷宫。刘秉彦到河北之后听说了这个人，就问有关部门：

“这个毛柏森有什么问题吗？”

“也没什么大问题。”

“那就解放出来，我要用他。”

后来，毛柏森被安排当了邢台市委书记，虽然没有成为刘秉彦的直接手下，但却是刘秉彦力挺他在政治上重获新生的。

……

1982年12月22日至23日，省委、省政府在石家庄首次召开了“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高扬、刘秉彦等省领导亲自给为国家及河北省各项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知识分子颁发了奖金和证书，全省上下很快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可喜局面。

1983年初，在刘秉彦的主持下，河北省政府连续迈出改革步伐，明确提出，进一步放宽农副产品收购政策，集体和个体商业要有一个大发展。30人以下的零售店和饮食服务店可以集体承包或个人承包，也可以租给集体或个人经营。

1月27日，省政府作出《关于在工业企业推行经营承包和各种经济责任制的七项决定》；1月31日，发出《关于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

2月5日，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调整机构。省委撤销了财贸部、文教部、农村工作部、工业交通部，由原先的12个机构削减为8个；省人民政府工作机构由原先的69个委、办、厅、局调整为40个。

然而此时，刘秉彦作为代省长的使命尚未展开，却已近尾声。

1983年4月20日至28日，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当刘秉彦以代省长名义作了《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并获得大会通过后，随即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常务书记张曙光当选为省长。

刘秉彦于是结束了前后九个月的代省长任期。

一省之长的主要责任是抓经济，刘秉彦对此雄心勃勃，有设想，有办法，有能力，更有干劲。但是，非常可惜！他的很多设想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规划，他的很多蓝图也没有来得及组织实施，便告别这个岗位去了人大。

当时的河北省人大，也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去主持工作，以便使政府工作得到人大更有力的支持，刘秉彦去人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是一个合适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