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娟



新媒体时代传媒安全问题的认识与应对

◎胡晓娟

［摘要］2014年，媒体融合强势来袭，一跃成为国家战略，传媒领域的改革如火如荼，各传播主体都在为推进媒介融合而努力，新媒体时代迅速降临，然而对于新媒体时代的研究，往往过于重视技术、策略和效果，却忽视了新媒体与传媒安全的联系和影响。新媒体时代在给中国传媒安全注入活力和新特色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主要结合2014年，在新媒体推动下中国传媒安全领域的实践案例，总结新媒体时代为传媒安全带来的新趋势、新挑战，并试图通过梳理现有传播各主体所做出的努力，提供未来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共同推进媒介融合，维护传媒安全。本文认为，新媒体时代中国传媒安全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还需要在信息安全维护、新媒体舆论引导以及政策法规方面给予更多的重视。

［关键词］新媒体传媒安全媒介融合传播主体

伴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新媒体正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席卷传媒市场。2014年，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逐渐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有学者指出，2014年也将因“媒体融合元年”写入中国新闻发展史。［1］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意见》的出台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曾指出：要从树立一体化发展观念、强化互联网思维、增强借力发展意识和发扬攻坚破难精神四个方面，努力形成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观念和认识。［2］

然而，伴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传媒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传媒安全，主要关注传媒领域的安全问题以及传媒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其他安全的联系。［3］2014年，传媒安全逐渐进入国家和公众视野，成为传媒研究避不开的话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传媒的发展及其在维护国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安全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传媒安全的主要发展态势和特点

新媒体时代，为中国的传媒安全注入了新生力量，传媒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成为传媒安全的拐点，由此，中国传媒安全呈现出以下主要的发展态势和特点。

1.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共同维护传媒安全。

2014年11月19日，拥有6亿多网民的中国举办了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对媒体的影响意义深远。会前的一场分论坛之中，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传统主流媒体的新媒体业态，与今日头条、百度等媒体新贵，共同探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未来，成为了媒体融合发展的预演。［4］

面临新媒体的强势来袭，传统媒体受众规模日益缩小，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传统媒体逐渐认识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挑战。由此，传统媒体纷纷由被动逃避选择主动出击，探索适合互联网的新的表达形式，加速媒体融合进程，融合发展力度和深度不断加强。互联网思维下，媒体融合不再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此消彼长，而是新木桶效用中，优势资源的共享，规则再造中的合作，以及对移动终端的争夺。

新闻客户端成为推动媒介融合的首选。据2014年第9期《中国记者》报道，全国200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媒体中已经有136家研发上线了新闻客户端。［5］根据速途研究：提供的报告，2014年一季度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3.78亿。艾媒咨询2015年初发布的《2014年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研究报告》也显示，手机网民移动端资讯获取首选方式上，手机新闻客户端最受青睐，占比为35.8%。［6］

2014年，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传媒“国家队”在媒体融合发展上步伐坚定，带动辐射了一批媒体沿着“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的方向改革创新。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公众号及APP以不同于报纸母体的鲜明风格，创造出新鲜的舆论氛围，赢得了一定的江湖地位，人民日报客户端上线仅仅两个月下载量即超过500万。此外，新华社重点推出媒体融合重大集成产品，构建个性化、定制化的新华通集成服务平台。“央视影音”客户端下载量突破3.3亿。上海报业集团7月高调推出了“澎湃新闻”客户端，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新秩序，重量级时政大稿、舆情特稿横空出世，令中国传媒界为之震动。

2.移动互联网开启多屏融合，大数据时代带来喜忧参半。

2014年，移动互联网进入快速发展期，逐渐成为构建“大传媒产业”新格局的核心。移动互联网与社会化媒体、电子商务相结合，开创出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多屏融合的时代。跟据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个人计算80.9%的使用率。［7］手机不再是简单的通讯工具，而被赋予更多媒体价值，多屏融合和互动为内容呈现方式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渠道。

2014年“大数据”时代正式到来，不仅体现在数据量的巨大，更意味着数据的处理、分享、挖掘、分析等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推进了人类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和服务共享。大数据技术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资源，同时对于未来趋势的预测、整体情况的揭示、实质内涵的分析更为全面、精准。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把用户的信息和需求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分析用户的需求、习惯并做到精准推送，由此对信息的呈现、分析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据可视化成为受众的偏爱。大数据时代加剧了传媒安全风险，一方面，大数据在存储、处理和传输过程中都存在着安全隐患，更容易成为黑客攻击的对象，因为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海量的有效数据；另一方面，收集和分析关键信息的过程中隐私保护成为难点，个人信息、隐私泄露风险加剧。

3.微传播成为主流传播方式，开始影响传媒安全议题。

2014年，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大行其道，社交网络等互联网新应用新服务发展势头良好，中国新兴媒体正快速向移动化发展，由此产生的微政务、微电影、微视频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微时代景观。微传播急剧改变着中国的舆论格局和传播生态。

现如今，微博客、微信等已经成为使用人数最多、传播力最强的新媒体形态。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75亿，中国微博客账号为12亿左右，网民使用率为43.6%。截至2014年7月底的数据显示，移动即时通信工具用户账号总数已突破10亿，其中微信用户账号超过8亿，其中已开通的公众账号达580万之多。［8］根据腾讯公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经营状况，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达到4.68亿，同比增长39%。［9］以微信为代表，掀起了新一轮交友方式、营销方式、支付方式的变革。微传播，抢占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更在舆论监督和议程设置中积极分得一杯羹。

互联网领域的这一系列变革，让网络舆论的鱼龙混杂、即时互动、隐蔽难控等特点更为突出，这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隐患。把关审核不到位，让网络舆情泥沙俱下，一时间难以控制，加之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敏感问题结合，容易瞬间点燃极端情绪，网民群体极端化倾向严重。这些都为互联网领域的传媒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新媒体时代中国传媒安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14年，虽然传媒安全得到各方的关注，也在艰难中不断探索前行，然而面临改革攻坚期，新媒体领域的变革，尤其是媒介融合的推进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由此带来我国传媒安全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主流媒体优势一再受到挑战。

2014年，我国已经形成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全媒体传播格局。有学者指出，“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主流媒体由于严格执行‘把关’制度，其安全形势总体呈现出可管可控态势。”［10］

诚然，传统媒体尤其是党媒、央媒，一直在国家的有效掌控之中，“把关”严格，似乎很少出现差错。但是2014年面临新兴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可控态势”出现状况，一方面，信息传播效率优势不再，市场份额和经营状况惨淡；另一方面，人才流失，关门倒闭，让传统媒体从业生态进一步恶化，影响力大不如前。而21世纪新闻网新闻敲诈的丑闻以及传统媒体出现的一些新闻失实现象，尤其是地方小报为增加发行量而“不择手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直接威胁传媒安全。

2.新媒体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负面冲击依然突出。

新媒体的技术优势让其存在着天然的安全隐患。传播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传播效果的难控，传播机制的筛选、把关缺失必然导致传播过程中的风险加大。网络社区内，很容易产生意见领袖，并掌握着关键话语权，鱼龙混杂的网民媒介素养有限，这就极易造成谣言的传播和扩散，引起社会混乱，动摇和破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因此我们必须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可见，新媒体逐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斗争的重要战场，并占据制高点。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网络公共空间的互动让事件迅速升温，成为言论的集散地和舆情酝酿的温床。近年来，由网络发起或发酵放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冲击正常社会秩序，极大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新媒体提供的平等的发声机会，把关人的缺失以及网民国家安全意识良莠不齐，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帮手”。加之匿名、开放、多元，核裂变式的传播效应，新闻真实性受到严重威胁，为各种流言、谣言滋生提供了土壤。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社会的虚拟现实，极易激发网民的情绪化和非理性行为，严重的群体极化倾向，危及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3.外国媒体从内容和技术两个层面进行干扰。

近几年，我国传媒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卫星电视的全球直播，国际广播的精准落地，以及互联网的无远弗届，为我国媒体国际化提供了多元平台，“但仍然面临西方国家全方位渗透的风险。”［11］

长期以来，国际传媒领域依然存在“西强东弱”的情况，西方大国依托强大的传媒集团和雄厚资源掌握着国际舆论话语权，一方面，在内容领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中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威胁我国传媒安全。运用新媒介技术手段，网络窃密和间谍攻击问题愈演愈烈，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对2013年前两个月的数据抽样监测，发现境外6764台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90万余台主机。其中位于美国的2194台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28.7万台主机。［12］还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有的境外间谍机构设立数十个网络情报据点，疯狂采用“狼群战术”、“蛙跳攻击”等对我国进行网络窃密和情报渗透。［13］

这种文化传输和信息交流上的不平等仍然使我们处于一种劣势地位。新闻媒体代表一定的国家立场和利益，意识形态因素是制约国际间交往、互信的关键因素。欧美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形象定位和基本基调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在此种情况下，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拥有并且善于运用话语权，才能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提升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改变外媒的刻板印象，更好地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

4.野新闻失范冶现象频发，媒体自律和传媒人素养有待提升。

2014年，中国新闻界似乎进入多事之秋，“新闻失范”现象频发，媒体公信力一度遭受质疑和打击。中国新闻从业者也在探索和迷茫中前行。“新闻失范”已然成为困扰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大难题，不仅损害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的形象，还直接影响媒体社会功能的正确发挥，构成对个人权益、相关社会组织的法律侵害，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2014年新闻实践中“新闻失范”主要体现在假新闻、有偿新闻、新闻敲诈等情况。2015年年初，《新闻记者》杂志梳理了2014年度十大虚假新闻，这也是继2001年推出年度虚假新闻报告以来的第14次。伴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进程加快，无意间为虚假新闻的传播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互联网环境下的虚假新闻呈现出高度的媒体融合特征。马航MH370航班失踪事件中，权威信息缺失引发的媒体上谣言乱飞，各种臆测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闹的沸沸扬扬的“郭美美澳门欠2.6亿赌债”实则为媒体不察所造成的不实报道；“湘潭产妇手术台上死亡”报道失当再次将医患矛盾推至风口浪尖。

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业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现象。拿到红包和车马费，就可以随意吹捧，有偿新闻；收到封口费，就立马避而远之，有偿不闻。2014 年12月，有着“中国经济界的奥斯卡”之称的每年一度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正式宣布停办，一时间舆论哗然，纷纷猜测其中的猫腻。多家媒体曾报道过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的“捞钱经”。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央电视台至少有10人被带走调查，其中8名来自财经频道。

无独有偶，2014年6月，21世纪网首席记者朱益民欲报道云南祥云飞龙公司业绩和生产中的造假现象，该企业知晓后通过公关公司斡旋，与21世纪网增续广告两年，多付出70万摆平。据查，21世纪网曾经通过新闻敲诈手段与一百多家企业签定广告合同，每家企业年付费20-30万不等，四年累计数亿元。21世纪网从主编到记者，集体道德失陷，令人扼腕痛惜。

“新闻失范”，无异于饮鸩止渴，自绝后路。媒体自律和媒体人素养的提升，不仅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维护新闻真实、传媒公信力的现实需要，是改善新闻伦理问题的关键所在。媒体与媒体人应当寻求拐点中的契机，珍惜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当好社会公器，守得住底线，经得起诱惑，创造一个健康而纯净的新闻界。

三、传媒各主体通力合作，维护传媒安全，推进媒介融合

2014年虽然传媒安全领域还面临很多问题，媒介融合的进路也不容乐观，但是我们可喜的看到，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新闻从业者都在积极做出努力，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探索中稳步前行。

1.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并肩齐发，积极做出改变争取话语权。

2014年，传统媒体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改变都让人眼前一亮。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网和法人微博做的风生水起，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进行了风格改版。两大国家主流媒体放低姿态，重视受众的观感和体验，重新赢回了流失的受众。另外，传统媒体从修辞到语言风格，一改往日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不仅成功塑造了英明果敢、亲民朴实的领导人形象，同时来自反腐、揭黑等方面的批评性报道，及时公开透明，受到广泛好评。在一些个性敏感话题上，传统媒体也一改往日的严肃死板，放开尺度，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设置议程，实现舆论引导。如涉及文革敏感话题的电影《归来》，独特叙事风格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都引发了舆论的热议。难能可贵的是，传统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积极寻求主动，有效应对外媒负面言论，从技术革新到意识形态的创新，成功塑造了领导人外交和第一夫人外交。

2014年，新媒体成为舆论监督领域的佼佼者。新媒体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一方面，对于政府的活动实施、政策落实、信息公开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广泛收集民意，成为舆情研究的重点领域，为政府的迅速反应和积极调整提供保障。2014年，一批腐败官员被知情者通过微博揭发出来，一时间微博反腐成为监督腐败行为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为推动中国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2.野净网行动冶扫清了互联网空间的安全隐患。

2014年的“净网行动”和“剑网行动”，进一步规范了新媒体的发展运营，维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也为新媒体的舆论监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014年4月13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许多淫秽色情网站被依法查处，相关频道、栏目被关闭，许多涉黄信息被删除，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根据国信办通报的最新数据，今年开展“净网行动”以来，已依法关闭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从事招嫖行为的微博客账号逾15万个，从事招嫖行为的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账号70余万个，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公众账号3000余个，违法违规QQ账号90余万个。“净网”行动在各地也得到积极响应。［14］

由于网络传播具有的高度的交互性和灵活性。传受双方的角色位置可以方便地、频繁地交替互换，此时此地是传播者，彼时彼地又是受传者。正如麻省理工学：教授尼葛洛庞帝所言：“在网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网上传播和接收，都极具灵活性。一方面，凭借一台联网的电脑，传播者可以随时随地传送信息，受传者也可以随时随地选择收看或调阅任何已进入网络的信息。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允许实时同步和非实时异步的自由选择和转换。于是人们有了在使用媒介时自主安排时间的能力，人们的传播活动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对于网上空气的净化显得更为重要。

2014年2月，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3.来自传播主体的反思，新闻从业者在探索与批评中前行。

2014年传媒安全中，新闻从业者这一传播主体是绕不开的因素。当今社会，新闻从业人员已然成为在数量和影响力方面相当可观的职业群体。随着传媒业竞争日趋激烈，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媒体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一环。由此，新闻从业者既关系到传媒业的经济效益和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国家舆论与文化安全等社会效益。

面临社会转型和改革攻坚期，新闻从业者也受到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常常出现两难，受贿、造假，一些职业操守降低的负面现象屡禁不止。陈永洲事件、21世纪网新闻敲诈丑闻不断掀起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的拷问。而随着传媒市场化的深入，加之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我国新闻从业者的流动性也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

2014年新闻从业者在困境和迷茫中，无论是离开还是坚守，都在探寻着传媒未来之路。2014年，一大批媒体人辞职、转行，带来了对新闻从业前景的再思考。2014年8月6日，央视足球解说员、《足球之夜》栏目主持人刘建宏离开央视，结束他在央视的18年生涯；8月12日央视体育频道主播王涛通过个人微博透露已从央视离职，并贴出一组照片怀念在央视的11年工作生涯；10月13日，有媒体称央视《看见》栏目的主持人柴静从央视离职。10月22日，被称为“中国网络新闻教父”、创造了“新浪新闻模式”的媒体人陈彤离开了他深耕17年的新浪。2014年3月1日，崔永元在微博发布了自己赴美国考察转基因问题的一段纪录片，包括其走访的洛杉矶、圣地亚哥、芝加哥等6个地区，进行了将近30场的访问。随后崔永元就转基因问题再次质问农业部，收到了接近两万的评论，五千多的转发，加上三万多个赞，成为他自2014年2月20日开通新浪微博以来，获得关注度最高的一条。在两会期间他提出的追问农业部关于“转基因农作物泛滥种植”的提案更是一时间激起千层浪，体现了媒体人对于公众知情权的维护和对新闻职业的坚守。

对于我国新闻从业者现状及其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全国性的整体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总体上，本年度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张志安等人所做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2014），为我们呈现了传播主体的基本情况，同时，由中国记协和中国科协所做的“全国新闻从业者科学素养调查”的大样本数据，也让我们对传播主体的把握更加明晰。

四、对策与建议

21世纪，传媒安全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安全体系，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新媒体时代的演进，绕不开传媒安全问题。针对目前新媒体时代下中国传媒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还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大战略投入，健全法律法规。

传媒安全问题得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媒介安全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由此，国家应当加大战略资源投入，建立中国传媒安全保障体系，创新传媒安全管理体制机制，建立系统化的传媒安全干预机制，真正把传媒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急需制定传媒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将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的理念贯穿到新闻伦理与法规中。可以借鉴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成熟有效的媒介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既发挥大众传播的预警功能，同时也发挥综合性的安全功能，实现社会稳定与安全。

2.加强新媒体领域舆论引导工作，牢牢掌握话语权。

新媒体领域舆论引导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要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话语权。新媒体无与伦比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力量，对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提出了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因此我们必须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加强网络社会的监督和管理，要从信息源头把关不负责任和虚假的言论，明确信息传播各环节的法律责任，从严管制打击恶意传播不良信息的行为。健全媒介安全的监测预警体系，有效收集信息，深入分析，迅速反应，抓准时机，正确进行舆论引导，有效利用大众媒体制造社会共识。

3.重视传播科技所带来的负面隐患，做好信息安全工作。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应用，让相对独立分散的各个网络深度关联，形成全新的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边界正变得模糊，责任已难以划清，管理困难重重。网络空间为传媒安全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风险和挑战。面临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双重夹击，特别是自媒体时代所带来的“人人皆记者”局面，打破了信息来源由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垄断，也是互联网管理的核心治理区域。这些都是网络上的负面言论和情绪，其影响不容忽视。如若不加以重视和控制，长期滋养，戾气甚嚣，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共识”，则一旦遇到外部的推波助澜，对于安全领域的影响后果不堪设想。目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网络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未来中国应规划积极有效的网络空间安全防御型战略，逐渐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局面。［15］

新媒体时代，传媒安全领域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注释：

［1］贾泽军、尹茶、邓晓群：《中国媒体融合研究现况分析及对策研究》，《科技与出版》2014年第10期，第137页

［2］刘奇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党建》，2014年第5期，第10页

［3］李舒东：《传媒安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赵治国：《2014，乱局中的中国传媒，新浪传媒，2014-12-24.［EB/ OL］.http://news.sina.com.cn/m/2014 -12-24/094531321535.shtml

［5］傅绍万：《媒体融合成败的关键〉，人民网，2015-01-04.［EB/OL］.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5/ 0104/c392156-26320963-2.html

［6］艾媒咨询：《2014年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研究报告》，豆丁网，2014 -12 -19.［EB/OL］.http://www. docin.com/p-995410989.html

［7］CNNIC发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人民网，2014-07-23.［EB/OL］. 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4/ 0723/c209043-25327218.html

［8］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全文），中国记协网，2014-12-29［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4 -12/29/c_133880855.htm

［9］腾讯：《2014年三季度经营情况微信月活跃账户数同比增39%》，腾讯科技，2014-11-03.［EB/OL］. http://www.askci.com/finance/2014/ 11/13/105756upl.shtml

［10］李海东、薛凯元：《关注开放世界中的传媒安全——〈传媒安全研究〉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 第3期，第106页

［11］李海东、薛凯元：《关注开放世界中的传媒安全——〈传媒安全研究〉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 第3期，第106页

［12］《中国遭境外黑客攻击逾半攻击源自美国》，新华网，2013-03-11 ［EB/OL］. http://gb.cri.cn/ 27824/2013/03/10/6611s4046298.htm

［13］黄永垠：《互联网与国家安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第2期，第18页

［14］范传贵：《我国互联网依法治理已成常态》，《法制日报》2014-09-27

［15］《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4）》在京发布，中国科技网，2014-06-30［EB/OL］. http://www.wokeji. com/shouye/gn/201406/t20140630_75 9638.shtml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