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Z，我从未见过此人，只是通过几次电话。我曾在自己主编的杂志选过他几首诗，并为他编了一个日志小辑。对他的诸多争议也多由这个日志而来：那简直就是他的嫖妓流水账，今日几个，昨日几个，高矮胖瘦，价几何，高潮情况等等，间或夹杂一些对人生的迷惘，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他的很多私生活都是公开的（他似乎有意为之，并乐此不疲），我对他的了解仅止于此。

我从未将他看作一个“怪人”或者说“疯子”。我觉得他正常极了——他符合我心目中的一类艺术家的形象。尼采曾言，在任何哲学中，真正无可辩驳的东西都是“个人的”东西，并认为“透过三件逸闻，就能够了解一个人的基本面貌”。我对Z的了解，正是基于他的三五件逸闻之上。比如他常年混迹于社会主流之外，不事产业，蔑视家庭义务、伦理道德；他长年流浪在北京、拉萨、重庆的山上，流连于下等妓馆，动辄买醉；他不偷、不抢、不抽，靠卖唱、朋友接济和为死人做道场混饭吃……

这样一个人，肯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人。但他是一个诗人，诗歌是他的宗教。他不仅在生活里冒险，也在诗歌中冒险，他从道德和艺术的双重叛逆中获取活力。诗歌宗教的心理补偿机制真是太强大了，“一个在诗歌上富有的人可以是一个乞丐”（帕斯语），这成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也坚定了他放浪形骸的风格。

无疑，他是处于“底层”的，他的日历上只写着“現在”“目前”“今天”“此刻”，他的酒和性经常性地处于匮乏状态，干了上顿没下顿。他粗俗、鲁莽、敏感、羞怯，从来不会干出“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之类的雅事。

他也会习惯性地考虑自己的进身之阶、改变之途，无时或已的焦虑于焉而起，但这只会让他更焦虑、更抓狂。因此，他的诗也是不纯净的，里面有愤怒、迷惘、混沌……他在自己的混沌状态里是无法认清自己的“底层”宿命的。他不知道，在这样一个以占有物为衡量标准的时代，选择做一个诗人本身，都显得那么疯狂，一种奢侈的冒险。而社会的“底层”，正是疯子们的天然居所。

物，只要是有形的，都可以拿来换钱，但诗歌恰是“无形”的，因而也是“无价”的。用帕斯的话来说，诗歌也是“事物”，但是很轻很轻，它是用语言做成的，像空气。“它是思想又是形式，是声响又是寂静。”但说这些有用吗？诗歌在闪光，诗人在挨饿。雨果说“巴黎是一个概念”，对诗人来说，“诗歌”何尝不是一个概念？为一个概念而献身，这是多么的疯狂。

一位日本人曾调查了782位著名艺术人物，其中精神极端失常者占83%，健康者仅占6.5%。在艺术的世界里，疯狂是个好东西。一个时代如果太过正常，就失去了自身的魅力、活力和创造力。太过正常意味着有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在整体性地控制着大多数人的生活。

想当年，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们充斥着酒鬼、海盗、性变态、冒险者，波德莱尔的堕落天使、阿波利奈尔的都市流浪汉、兰波与魏尔伦的性与梅毒……那真是一群疯子，一群尼采所称的“患病动物”。这种姿态宣告了对主流社会一切公认的神圣事物的强烈蔑视——你们认为是有意义的事，其实是一钱不值；你们过着人模狗样的生活，却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诗！

Z君的疯狂生涯依然在继续。为这样的疯子辩护，是多么的困难。“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但我真的羡慕他这样的生活吗？诚实地回答：不羡慕。我只是缺乏他的勇气。他在生活上肯定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就像一段墓志铭。

（何佳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