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南

谄媚奉承型官员，害己又害国

《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时太史令袁充上奏皇上说，隋朝建立以后，白天渐渐地长了，日影渐渐地短了，这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事。一定是隋朝的功业感动了上天，所以才会日长影短。隋文帝很高兴，对百官说，日长影短，确是吉庆之事，是上天对我们的保佑。于是下令改元，“取日长之意为年号”，改“开皇”为“仁寿”。因为袁充的谎话、鬼话，全国的工匠可倒了霉，因为白天变长了，他们的工时加长了。袁充为讨好文帝，不惜篡改、捏造天文观测结果，还谎称老天都被隋朝皇帝感动了。胡三省就此事评论说：“史言袁充诬天以病民。”

《资治通鉴》又载：隋炀帝十分欣赏大臣裴矩，认为裴矩懂得朕意，凡是他上奏的，都是我心里所想而还没有讲出来的。若非忠心为国，怎能做到与朕心心相印？当时炀帝身边的一批大臣，裴矩、宇文述、虞世基、裴蕴、郭衍等，“皆以谄谀有宠”，炀帝就被这帮人包围着。其中的郭衍曾劝炀帝，皇上用不着像先帝那样天天上朝，太辛苦了，五天上一次朝就行了。史称隋文帝“每旦临朝，日昃不倦”，每天早晨上朝，处理政务到了太阳偏西，还不知疲倦。虽然处理的事务未免“繁碎”，作为皇帝毋须事必躬亲，但他确实是一位勤于政务的皇帝。隋炀帝跟文帝不同，他怠于政务。《新唐书》说：“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那么多军国事务，他懒得去管，丢在一旁，自己不处理，又不放手让臣下处理。所以郭衍的“建议”正中炀帝下怀，炀帝更加认为郭衍忠心耿耿，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庄绰《鸡肋编》记载了一个因谄谀而立即得到实惠的故事：北宋熙宁（1068～1077年）年间，有一名读书人上书当时的宰相，极尽奉迎之能事。马屁拍上了，宰相高兴之下，绕过吏部，捏造了一个“特殊勋劳”的由头，直接给这个读书人委派官职。苏洵编了顺口溜，讽刺这个读书人说：“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

唐太宗十分憎恶谄臣。据《资治通鉴》记载，他特地对公卿大臣讲了谄谀是国家之祸害。他说：如果国君刚愎自用，拒听谏言，臣下又“阿谀顺旨”，那么国君就会失去皇位。国君一旦失去皇位，臣下岂能保全自己？隋朝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结果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都被杀。

“小忠小惠”型奸邪之人，一旦大权在握便露出真面目

宦官魏忠贤是以“小忠小惠”面貌出现的奸邪之人。据朱和祚《玉镜新譚》一书载，魏忠贤“本大奸大恶之人，而先以小忠小惠事人，为入门诡诀”。起先，跟他接触过的人对他都有好感。他掌管御厨，“毋论大小贵贱，虚衷结好，凡作一事，众悉颂之”，赢得一片赞扬之声。他小心翼翼地伺候幼年时的明熹宗，大受宠信。熹宗登基后，魏忠贤得到重用。一旦事权在握，他便露出大奸大恶的面目。

唐朝李义府也是一个以“小忠小惠”面貌出现的奸邪之人。他本是门下省一名典仪，从九品下，品级很低。其人有才，得到李大亮、马周等大臣的推荐。唐太宗亲自召见了他，提拔他为监察御史。李治被立为太子后，他成为李治的下属。李义府向唐太宗献上《承华箴》，结尾说：“佞谄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要求防范奸佞谄媚之人。

从文章看，他似乎很正直，实际上，他自己却谄媚太子李治。李治即位后，提拔他为中书舍人。重臣长孙无忌厌恶李义府，朝廷拟将李义府贬为壁州司马，诏书很快就要下来。这时，许敬宗的外甥给李义府出了一个主意，说：皇上欲立武昭仪为皇后，害怕宰相们反对，尚未公布。你如能建议立武昭仪为后，将转祸为福。李义府依计而行，果然朝廷不再将他贬为司马。李义府在立武昭仪的问题上赌了一把，他赌赢了。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不久，李义府升为宰相。义府大富大贵之后，一些姓李而又想攀高枝的人，要求与李义府“联宗”，并尊李义府为父辈、兄辈。给事中李崇德主动与李义府联宗，当李义府被贬普州刺史后，立即将其名字从族谱上削去。李义府得知后，对李崇德恨之入骨。及至重新当政，便给李崇德罗织罪名，逼其在狱中自杀。李义府当初是以正直的面貌出现的，不然唐太宗也不会拔用他。

卖身投靠型官员往往找宦官为靠山，成为其党羽

有些不老实的官员喜欢找靠山。他们信奉“朝里无人莫做官”，认为在官场混，没有靠山不行；靠山小了不行。靠山越大，就越靠得住，越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昭梿《啸亭杂录》中写到了一件找靠山的事。书中说：梦禅居士英宝，他的哥哥伊江阿任山东巡抚。梦禅居士听说哥哥平时跟“缁流”（僧人）混在一起，又喜交结皇帝身边的人，感叹道：“岂可结交权要，倚冰山为巢窟？其祸不旋踵矣！”不出他的预料，哥哥很快便倒台了。

古代官员找靠山，往往要找宦官，因为宦官天天在皇帝身边，说得上话。而正派的官员都不屑走宦官的门路。陆容《菽园杂记》载：明朝正德（1506～1520年）年间，工部侍郎王某经常出入宦官王振之门。这位侍郎貌美而无须，善于看王振脸色行事，与王振很亲近。王振一天问侍郎：“你怎么没有胡须？”侍郎答：“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这话在官场传开，被当作笑柄。

宦官刘瑾专权，贿赂公行。行贿者送一千两银子，说送“一干”，送一万两银子，说送“一方”。后渐渐增至“几干”“几方”。行贿越送越多，“行情”不断看涨。宦官李广因故自杀身亡后，他的一本“受贿簿”被发现。本子上记录，某人送“黄米”几百石，某人送“白米”几千石，合计数百万石。原来“黄米”“白米”都是暗语，“黄米”即黄金，“白米”即白银。一个不大的宦官，就能捞这么多钱财。明朝宦官专政的时间较长，很多官员倚靠宦官。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写到了明朝的这种政治怪像：“近代宰相，不由中人援引，则是营求而得，唯赵大周入阁，出自圣裁。”明代的宰相（内阁大学士），好多是宦官援引，也有用别的办法跑官跑到的。由皇帝指定的，仅赵大周一人而已。

（摘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