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真

【摘要】本文从小说《旱土》中所描写的兰尼·卡尼恩的故事入手，利用生态女性主义原理，从女性背景化和工具化遭遇切入，分析兰尼·卡尼恩“他者”化的命运，批判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压迫下的女性生存困境，旨在呼吁女性应去自然化，去女性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关键词】背景化 工具化 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5-0235-02

澳大利亚作家西娅·阿斯特利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旱土》（Drylands），并凭借此小说于2000年第四次荣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小说以昆士兰北部为背景，通过几组人物的故事叙述，揭示了小镇人所受的气候和精神的双重旱灾，影射了澳大利亚典型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及暴力等社会问题。小说呈现的数组饱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小镇人物形象中，兰尼·卡尼恩的故事尤为生动，其中所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值得读者回味探究。

一、 兰尼·卡尼恩的背景化存在

兰尼·卡尼恩是一个家庭主妇，居住在距离旱土镇十六英里的一栋房子里。年轻时她做过电台主持，后来脑子一热，嫁给了郡办事员弗雷德。婚后的生活可以用一组数字概括：“快四十了。结婚二十年，有六个儿子”①，做了“九千三百二十八顿盒饭”②。某一天她念叨着一些数字离家出走，丈夫以为她疯了，将其送去精神病院。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来，兰尼的疯癫是对男性父权制社会的控诉，体现了女性反常或者反抗思想。但是，作者西娅赋予这个故事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弗雷德对妻子疯癫言行的处理方式，不仅体现了父系概念中以男性思维模式为中心和主宰的话语权力网下，女性长期失语的现象，也暗示着被压抑的女性权力、话语、身体与情感既然得不到外部男权主宰社会的自省式改变，就只有从自身内部进行突破和重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镌刻在当代社会各个领域，将女性“背景化”（Backgrounding），以女性的存在来建构男性统治地位的女性否定论。“背景化”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生态女性主义者伊金斯于1986年提出，其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否定。随着西方科技的发展，科技带给人类生活的改变，使人类认为自身已经脱离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甚至反过来将自然定义为依赖人类而存在的物质，隔断二者的联系，并将人类视为权力框架中高于一切且居于统治地位的存在。如同人类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存在，自然只是一个供给源，自身不存在需求。同理，对女性而言，女性必须屈从服务于男性，这种背景化的地位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的建构着女性在各种社会场合的身份，比如家庭主妇。当兰尼发现，二十年来“她就是那个所谓的安定的背景”③时，不难理解，兰尼之于弗雷德，好似自然之于人类。她的主妇身份正好反衬弗雷德家庭主宰的地位，并被其顺理成章地视作衬托自己家庭主人地位和耀武扬威所必须的背景。科技带来的社会进步，使人类背景化了自然，而在父权社会里，男性以一种同样的自我中心论藐视着女性的需求，并以此破坏和切断女性寻求自我的文化需求，背景化着她们的命运。

然而女性的背景化命运最为普遍之域便在其传统角色中，尤其是母亲角色。兰尼生育了六个儿子，在弗雷德看来，兰尼只需要不断生孩子即可。弗雷德说：“女人…就该永远待在家”④。女人的生育特性被男性物化为一种功能，可以被占有和利用。女性的身体被父权文化所压抑，而被赋予了与之相对应的属性：如情绪化，居家的，以及需要被教养。因此当弗雷德和兰尼就儿子们该不该帮忙做家务这件事上的争执可见，在弗雷德看来，象征非理性的兰尼提出的想法荒唐而可笑，根本就不是个男人该干的事，她更不可能也无法给予儿子生存所需的各种知识，只有弗雷德自己才能真正教授孩子们归属男性的那一套知识与理性。这种态度无疑是对兰尼自身价值及人格身份的否定，加深了兰尼的背景化程度。而儿子们对待母亲的态度则更为疏离。当兰尼做完饭离开家时，孩子们没有一个人流一滴眼泪。在弗洛伊德最初对男孩-父亲的认同理论中，他认为男孩正是通过割裂与母亲之间的认同来强化与父亲之间的情感，从而巩固其男性特质。男孩儿们一方面享受着母亲的哺育，一方面又想方设法保持母亲的背景化身份，以便强调自身的在权力关系网中的未来统治地位，从而在将来继承父亲的权力，继续享受母亲所提供的背景和生活所需。在这样一个男性权力关系网中，只能通过与儿子们及弗雷德的家庭关系才能得到定义的兰尼，正如自然需要由人类所认知的“环境”一词才能得到定义一样，游离于自我缺乏和劣等地位的困顿中。

为了尊严和自由，兰尼不堪忍受自我的缺失，选择离家出走，并在小镇上找了工作。弗雷德数次去寻找哀求兰尼回家，却屡遭拒绝。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不就是击碎父权制的开端吗？然而真相却是，弗雷德不想花钱请佣人。其实，背景化下的兰尼，从未真正获得过属于自己的主动权力。她的存在之于弗雷德和家庭就是二者统治关系下的他者。而弗雷德占有、利用、受益于兰尼这个他者的服务同时，又拒绝承认由此而产生的对兰尼（他者）的依赖。弗雷德的这种看法----男性为了生活资料需要他者，但即便如此，他者也只是背景化机制的一部分----普遍存在于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但是诸如弗雷德一样的男性家庭主宰们，却必须忍受着既依赖他者来满足他的需要的这种补充关系的同时，又憎恨和恐惧这种依赖。因为这种依赖关系往往暴露出他们在控制权上的虚空。因此，男性试图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或其他千奇百怪的压制手段否认这种依赖性。而当兰尼拒绝弗雷德的请求说自己在家里辛苦二十年从未获得报酬时，弗雷德说道“婚姻是不计报酬的”⑤。于是，兰尼作为他者的真正作用、贡献和经济关系在弗雷德的描述中被模糊，否定和神秘化了。这种一味削弱否定兰尼贡献和地位的做法，潜意识里促使着弗雷德一点一点的否定她的家庭主宰权，并将她简单的归于不值得注意的等级。直至兰尼发疯出走，因为她已经被逼到崩溃的边缘，找不到自我主体身份的认同，她只是做事的牲口，老公和儿子的背景，家庭关系的他者。

二、兰尼·卡尼恩的工具化存在

“人类对于自然的侵略等同于男性对于女性肉体的侵略” ⑥，对立于自然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加深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种类比关系，帮助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可以借由自然-文化二元论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的处境。为了共同利益而存在的主宰者和被主宰者，往往需要二元论中弱势的被主宰者被迫放弃自己的利益，转而去实现主宰者的利益。在自然-文化的二元论中，兰尼只是服务于丈夫的工具，她没有内在价值，不能为了她本身而存在，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类似自然的供给源。作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的他者身份被工具性的建构着，并被赋予一种工具性的评判标准。这种完全不顾他者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完整存在性的做法，其目的就是将他者最大限度的纳入主宰者自身的主体性当中。

故事中，兰尼有六个儿子，也就是说她人生中至少有七年时间在怀孕。在父权制社会中，生孩子，并且生越来越多的孩子是女性必须的工作。正如兰尼所说：“我可不想找奥西神父……在他看来，女人就该拼命生孩子，做丈夫的有这些权力。”⑦不可否认，女性的生育功能成为她们被归于自然的理由。但这种单纯的将女性生育与自然孕育万物相对等，迫使女性接受自己是自然化身的做法，不经意间，将女性逼入选择权、控制权和重构自然权的边缘化境地，进而否定其对社会领域的所有权利的诉求。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薇尔·普鲁姆德认为“这种认为妇女“接近自然”的假设是将自然看做是与自由所对立的受生理需求支配的场域”⑧。这一认知试图通过妇女即自然，自然即妇女的简单逻辑来剥夺女性文化生活支配权，将女性禁锢在自然的领地，并弱化其主动性。当女性不再具有独立的主体性和应有选择权后，女性本身就转化成了一种“工具化”存在，可以被完全的改造，以便更好的成为主宰们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因此，当兰尼被视为生育工具那刻起，她就被期待为可以随便牺牲，没有需求的私有物品。而这个以实现其目的和需要的目的网络，没有出于对兰尼自身需求的考虑，也没有把她看成是具有自己欲望和需求的存在。弗雷德可以随意的将自己的目的强加于兰尼，比如不断生孩子，然后再在繁琐的家庭事务中，统治扭曲兰尼的心理，摧毁她参与更广泛的人文生活的权利。弗雷德拒绝给予被工具化的兰尼任何话语权，也拒绝承认兰尼对追求“自我“所进行的抵抗。这必然加重兰尼的压抑情绪和精神折磨，导致其最后选择与丈夫决裂，寻求自我全新的出路，重获社会认可和经济的独立。

三、结语

如此看来，兰尼·卡尼恩的故事虽然简短却充斥着浓郁的生态女性主义气息。作者西娅·阿斯特利通过兰尼的处境和结局暗示，女性应该打破传统立场的旧观念，挑战父权制，看清二元思维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等级的共容社会。女性不因受困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父权制的桎梏，而应该更具主动性的打造自我，成为一个去自然化，去女性化完整的人。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西娅·阿斯特利，《旱土》[M]，徐凯 王慧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第182，179，184，183，200，191页。

⑥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背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第477页

⑧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参考文献：

[1]李国宏，“西娅·阿斯利.一个站在男性世界的女性讽刺作家”[J].成都：西华大学学报，2008年10月.

[2]王新春，许阳，“女性·自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下的《德伯家的苔丝》”[J].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J].2008年1月.

[3]薛小惠，《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4]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