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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倪志福讲自己的故事

2016-06-21颜世贵

老年世界 2016年6期
关键词:总工程师周总理火箭

颜世贵

曾有分析文章说,倪志福在中国政坛虽说不上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他却默默地创造了一项纪录:自崛起三十多年来,历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时代,直至上世纪90年代的党中央领导机构,倪志福一直稳居政坛高位,安然无恙。

他说:“我这个人没有野心,做什么事都实事求是。我不跟人,跟党的方针政策走。我是用毛泽东思想来判断是非。”

1996年1月8日上午,我如约来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位于全国总工会大楼的办公室。

落座后,我递上了一份采访提纲。倪志福接过来翻看了一下说:“这里面的东西太陈旧了,我给你讲点从未报道过的事情吧!”

“那太好了。”随即,我将录音机放到了他的面前。

用土法造出了东方红5号火箭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我是因制造钻头出名,对的,这是一个方面。但不知道送卫星上天的东方红5号火箭,也是我组织人搞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打派仗,不干活了,送卫星上天的火箭没有人搞。周总理冒火了,很着急,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和北京,由工人来干。

那时我已是中央委员,九大当选的。我们接受了任务。实际上光工人干不了,我搞了“三结合”的班子。那时是军代表管厂,很支持,因为是总理下达的任务。军代表对我说,你要什么人你抽,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发号施令。

我点将点了一批技术人员、一批车工、一批铣工、一批钳工,这些都是拔尖的人。我领导着这批人马,按着设计的要求全部做出来,拿去附近的云冈试验。在试验台上试验时,都很成功。

火箭的前面是由钱学森先生设计的,我们负责后面。加工的难度非常大,全是斜孔,人家都用精密仪器干,我们是土办法上马干出来的。人家有机床保证精度,我们是模具保证精度。

1970年5月份交给的任务,要求半年完成,我们9月份就交货了,提前两个月。当时钱学森是七机部的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向周总理报告说,火箭后面发动机燃烧这一部分,是倪志福搞成的。周总理很吃惊:“咦,这个人以前是搞钻头的,现在搞这个也搞出名堂来了。”

后来,七机部管事的人都到我们618厂来开现场会。五机部的两位部长也来视察说:“七机部很满意!你们现在还叫倪志福同志劳动改造?你们不用的话,这个人我们要用。现在你们这个厂子乱七八糟,把干部都打倒了,叫倪志福牵头,领导这个厂搞生产。”

实现年产装甲车从87辆到1000辆的跨越

接手厂子时,我还是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被打倒了。10月份任命我为代总工程师,我们这个厂是生产装甲车的。

1970年11月份开始改造老厂的时候,我说:第一,我一人是搞不了的;第二,制度要恢复,“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全都破坏了,现在画图的、描图的、设计的、审核的没有签名,最后签名的都是设计组、描图组,完了到我总工程师这里,将来时间长了我都忘了。你设计的,我总工程师只能原则上审查,审查总图。零件图我是不管的,总工程师不能管零件图呀!我说,这两条你们答应的话,我可以干;要不答应,我这个代总工程师的差事就没法干了。

五机部领导说,同意你这两条意见,你这两条意见是合理的。后来,我任命了六个副总工程师:一个是搞科研的,一个是搞生产的,一个是搞工艺的,一个是搞冶金的,一个是搞机械的,还有一个是搞财务的。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

我所在的618厂是个老厂,原来从修理到试制小批量生产,最高一年只能生产87辆装甲车,这怎么行?老厂要改造,一年应该搞到1000辆,打仗的时候搞到2000辆。我把这个生产方案拿出来,向部里报。部里同意这个生产方案,1000辆车,投资2000万元,把厂房搞起来。

从1970年到1973年,我穿着破棉袄与群众滚在一起,发动群众,号召群众,一心搞老厂改造。那时没有奖金,我们大干三年厂子大变样,一共花了2000万元,生产能力上去了,由过去的年产87辆到现在的年产1000辆。

周总理教我怎样当领导

1973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散会以后,周总理把我留下,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那时陈永贵还没有上来,吴桂贤也没有上来。

总理说,你是工人出身的我们自己的专家,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

接着,总理对我讲起了党史。他说,党的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开的,当时吸收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当中央委员。他给我数了数,现在一批人还在,比如陈云、谭震林,一连讲了好几个工人出身的干部。当然,有一批人牺牲了,还有一批人叛变了。

总理对我讲,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自己要注意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刚上来,还不了解最上层的政治生活,不要自作主张,签字、批准什么东西,讲话呀要小心。因为你现在身份已经变了,你不是普通的工人了,你也不是北京市一个副书记了(那时叫书记),你现在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候补委员,因此你讲话今后要注意呀,一切讲话以前不算数现在都要算数呀,你要向吴德同志学习。

总理说,这个同志比较老练,稳当,比较谨慎,有领导经验,你有什么事不清楚的请教吴德同志。

周总理就是这样跟我谈了一番话。这个我印象很深。为什么总理去世后,我要跟吴德同志两个人去医院呢,就是想着总理生前的交代。那天我们进了医院,正巧邓小平同志、汪东兴同志也到医院来了,我们四个人向总理遗体告别。记录当时的电视片、电影片都有。中间是邓小平、汪东兴,一边是吴德,一边是我。后来“批邓”了,把邓小平的像剪掉,中间空了一个人。

摘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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