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瀚玉+吴燕萍+张可一+陆泓

通往美国第八名杜克大学的一扇门被安在了江苏省昆山市市西的一角。

它在中国内地的名字叫作：昆山杜克大学。学校两侧挨着农田，远处新楼林立、道路宽敞却鲜有行人和车辆；再向中心城区走一点，便是一些餐饮小店和用方言讨论着生活日常的当地人。看上去，它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无数个人造卫星城之一。

但只要踏入学校的围墙内，你就看不到丝毫中国元素了。它的建筑全部按照美国杜克大学的质量标准来搭建，每个教室都安了灯光声控开关。学生宿舍不是多人共处一个房间，而是每4个学生拥有一套双层公寓，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卧室。

从邮件，到课堂讨论，再到被打印成A4纸、放在教学楼大厅供人浏览的学生作品—这里的一切学习和工作交流都必须用英语。甚至就连食堂的承包商，也和美国杜克大学所选的一样。

这个目前占地200亩、硬件设施颇为豪华的大学也是目前中国最空旷的学府。它2014年才开始招生，现在共有60多名硕士生和60多名从其他学校前来交流体验的本科生。在一些公开资料中，昆山杜克说它推行精英教育，不会大举招收学生。饭点时，唯一的一个食堂很难坐满，上课期间，在三层楼高的教学楼里，空置的教室比正在使用中的教室要多。

昆山杜克大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老师的授课方式。

5月底，Stephen Teitsworth教授在这里用英语上了一堂讲风力发电原理的物理课。他的课堂上只有不到10个学生，他会依次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给他们指派任务。

对Teitsworth来说，能认得这些学生并不容易，他是美国杜克大学物理学副教授，只来昆山授课两周。他的另一些同事会用远程教学的方式参与到授课中。这所新学校里有一间教室至少安了6个摄像头，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带按键的话筒。远程授课时，只要学生按下身前的按键，就会有摄像头自动锁定他，并在屏幕上放大他的人像，让他和隔着太平洋的老师一对一地交流。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称这些老师为“空中的教授”。

去年，一部BBC纪录片在中国引起了讨论。片子里，几位中国老师在英国的中学里还原了中式教学方式。而现在，无论是这些空中的教授，还是按照美国杜克大学标准复制的校园，都表明来自美国的大学试图在中国还原一个完全西式的学校。

昆山杜克大学不是孤例。2004年，第一所中外合办大学宁波诺丁汉成立，随后又出现了西交利物浦、上海纽约等9所中外合办大学。由于名字不中不洋，网络上有人怀疑它们是“野鸡大学”。相比于普通大学每年少有过万的学费，这些学校一年的学费在4.5万到16万元不等，有人把它们叫作贵族学校。也有一些评价稍委婉一点—“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会把它们归为没有高出一本线太多、去不了正规211、985学校、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的学生的选择。

参与到这些学校中的人不会全盘接受这些标签，他们更希望自己被看作是变革者。“网络、互联网、在线教育等等，挑战并改变了传统教育。那么这时候去探索一个新的教学，可能更有意义，”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西交利物浦是一所真正的国际大学。”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高等教育可追溯至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创立了内地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如今，这些意欲再一次为中国教育带来不同的人，某种意义上扮演着新一代传教士的角色。

对中国教育现状有所不满的故事比比皆是。从幼儿园到高中，家长若是想要让孩子进一所好学校，需要将自己在经济条件、户籍、人脉、运气上的资本全部都拿出来和他人较量一遍，而高考是最关键也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公平的较量。

2016年6月5日8点08分，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安徽毛坦厂中学19辆送考车准时出发驶向六安，尽管比往年缩小了规模，但万人送考的场面仍令人震撼。近年来，毛坦厂中学和河北衡水中学既被誉为“高考梦工厂”，也被指责为“高考加工厂”。

这种备受争议的形象正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缩影。它们通过高考改变了无数学生的命运，但也因无尽的题海，严苛的军事化管理，以及压抑个性的教育方式饱受诟病。

高考前夕，很多学生撕碎试卷，从教学楼上把它们抛下。进入大学之后，灌输式的教学、落后的内容令人沮丧，大学生们担心，从学校获得的知识和经历能否帮他们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更进一步。

质疑已经化作行动。截至2016年5月28日，全国共有13个省份的高考报名人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北京、辽宁、江苏等地更是创下报考人数新低。那些放弃高考的学生，有的决定弃学打工，更多人则选择出国留学。

几乎同时，25个省份公布了高考改革方案，其中，统一考卷、文理不分科、高考科目3+3模式为改革的重点。新的高考方向预示着教育改革已进入加速阶段。

空中的教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高等教育的面貌更加多元化，也更为个性化了。

变化比人们想象中要快。

中国教育部2003年颁布的《中外办学合作条例》是个关键的时间点。它允许一中一外两所教学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主要面向中国学生招生。合作办学的风潮自此在高校兴起。

根据《第一财经周刊》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统计，截至今年3月，中国境内和境外大学合作的项目和机构共有1000所，平均每六所大学就有一所与境外大学合作。合办大学成了这些合作项目中最为特殊的一种，不同于依附于国内某一所学校开设课程和专业，它们有独立的校园、行政机构、课程体系和招生系统。

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院长欧博文（Chris OBrien）更愿意把政府支持中外合办教学看作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和发展需求在变化，它在诞生越来越多的自己的品牌、产品和服务。未来不仅仅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更应该是Designed in China（中国设计）和Created in China（中国创造）。”欧博文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未来的人才更有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诞生更多新的思维和商业模式。

徐欢的经历正好能印证欧博文教授的看法。1989年出生的她在2013年和别人联合创立了一家叫作“七麦科技”的公司，为企业App提供数据分析、运营推广策略和解决方案。创业初期时，徐欢遇到了很多难题—如何管理团队，如何融资、如何解读财务报表……她带着这些困惑申请了斯坦福商学院在北京开办的“点燃”项目。

徐欢上课的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隐藏在北京大学东北角的一个院子里。表面上看，那只是一个外观新一点的四合院，从楼梯进入地下，则是装修精致的若干教室，以及和昆山杜克大学一样的，可以在课堂上锁定某个学生，让他和老师单独交流的远程教学设备。

名叫斯坦福“点燃”的创新创业课程会在每年9月至11月的周末开课，每个周末有一半的时间，学生们通过远程视频听取身处斯坦福商学院的教授讲解关于创新创业的知识，另一半的时间，则会由从西半球飞到北京的商学院教授做面对面教学。

徐欢最喜欢的部分是小组创业项目。学生们被分成五六人一个小组，每组在课程最开始时设立各自不同的创业项目，中间对它不断打磨，到课程结束时，小组需要拿它向由中国以及硅谷的风险投资人组成的创投团做模拟融资。在这个项目中，每个小组都会分到两个本土导师，平常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他们大多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校友，其中不乏来自金沙江、真格基金等知名VC的风险投资人。

斯坦福“点燃”北京课程的学术主任Joseph Piotroski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这个课程要传授的不只是经营公司的技巧，更是维持创造力和了解商业的能力。“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能创造新的生活，让全球获益，斯坦福虽然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是通过教育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想把这些经验带到中国来。”斯坦福“点燃”全球课程的学术主任Yossi Feinberg说道。

对他和Piotroski的采访都是在斯坦福中心的仿真远程教室里完成的，人像出现在一面和墙等宽的巨型屏幕里，就像有人在中美两地用放大了100多倍的Facetime交流。

不过，外国高校愿意到中国来，并不只是这些听起来颇为高尚的原因。不止一名中外合办大学的外国教授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在他们原来的大学里，来自中国的学生越来越多。愈发感觉到中国现有教育弊端的学生和家长想要体验西式教育的强烈意愿，让外国高校看到了在中国开设项目和机构的市场潜力。

何况，在新兴市场开设合作项目和机构，也能提高这些大学品牌在全球的知名度—正如那些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跨国公司一样，教育也正在经历全球化的进程。

“利物浦大学有极强的全球化战略，就是教育国际化。他们希望把学校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大学，所以在全球很多地方寻求合作。如果当初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那么我们这个学校也开不成。”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英国诺丁汉大学在中国找到浙江万里学院之前，已经在马来西亚开设了海外校区。斯坦福商学院则借助远程教育，开到了印度班加罗尔、智利圣地亚哥和巴西圣保罗。“一些外国大学的产业化思维已经很成熟，这对他们来说就跟授权、加盟一样。”一位中外合办大学的中国老师说道。

想要从零开始在中国建造一所大学，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在硬件设施突出的昆山杜克大学，昆山市政府承担了所有校园建设费用，它还和杜克大学各自承担50%的校园运营费用。在位于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苏州市政府对它的北校区直接投资了约15亿元，一手包办了教学楼、图书馆、食堂、体育馆的建设。

地方政府乐于对这类合作型全新大学重金投入，也是因为其未来的收益是多方面的。“每年成百上千个家庭来苏州，关注苏州，消费在苏州，推动苏州的经济。一个国际化大学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席酉民说。

同时，政府也期待学校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经营后，能为所在城市提供更多人才。“学校是培育人的，昆山要可持续发展，就要把人才培养作为坚实的基础。”阳澄湖科技园董事长沈军说。昆山杜克大学选址在该市的阳澄湖科技园。这座曾经以制造业闻名的城市吸引过诸多外资公司前来设厂，现在吸引到的，是一所有100多年历史、全美排名前十的大学。

然而，即使外国大学和当地政府有意推动，要从零开始建起一所大学还是困难重重—没有太多老师和学生愿意选择一所没有名气也没有历史的学校。在一些大学成立的头几年，它们不得不把录取分数压得只高出一本线一两分，来吸引那些无法报考更知名国内大学的学生。至于它们最需要的经验丰富的外籍教师，对这些人而言，到中国工作意味着要离开家庭、朋友、已经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交圈。

当David OConnor教授4年前被猎头找到的时候，他以为对方在开玩笑。那时他已经在南安普顿大学工作了25年，有过不少对蛋白质的知名研究，猎头却告诉他，中国有一所刚成立5年的大学，问他有没有兴趣。“当时我在南安普顿一切都好，我回复他们说谢谢，我觉得那不适合我，然后就挂了电话。之后他们又找到我，说你真的需要知道中国这边在发生什么。”

最终这所新学校打动OConnor的原因之一，是他能让已经年过半百的OConnor尝试一些全新的东西。“你是去创立一个完全崭新的东西，你可以亲自调配各种资源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这很吸引人。”OConnor说他决定做出一些改变，如今他已经是西交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物科学系主任。

事情进展得似乎比OConnor预想的还要好。在他原来的学校，想要在一个传统且稳固的体系里面做出一点新东西，其难度如何—可参照在一个机构庞杂的大公司里搞创新的难度。“这里的所有事情都进展很快，你想尝试什么都可以。”在采访中，OConnor反复提到“进展快”这样的字眼，他只用了3个月就把研究生院建了起来，他说在英国，那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

的确，有一些教授看重中外合办大学新到如一张白纸一样的状态，这意味着它们能像一个创业公司一样，善于尝试一切想法，也乐于去突破传统。“这里没有人需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传统因素会去限制未来。”昆山杜克大学的常务副校长Dennis Simon刚刚在美国同杜克大学的管理层和教授开完会，讨论了昆山杜克大学计划在2018年开始招生的本科生课程该如何设置。他说美国杜克大学的老师对未来的课程构思了很多创新的想法，它“甚至会比美国杜克大学现在用的那一套课程体系都要先进一点”。

也有外国老师选择来中国的原因看上去颇为云淡风轻。“我在杜克大学教了16年书，我遇到过很多学生，他们和家庭分离，背井离乡来美国读书，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一下换一个环境，对中国有更多了解。”Edie Allen教授在昆山杜克大学创立的第一学期就自愿申请来了中国，学期结束回到美国后，她立刻申请了来昆山的第二次机会，这一次还带上了自己的丈夫，她教美国学术写作，丈夫则为学校做IT工作。

中国的一切对Allen来说都很有趣，工作之余她学中国话、练太极，还报了书法班，最近的一次作业是写了4页欧体的“家”。她刚刚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让他们写一篇关于怎么保护当地方言的报告。“我们教的是英语写作，但是在中国，我们的课堂也关注中国方言。”用西方教育的方式培养中国学生在中国社会需要的能力，也是昆山杜克大学办学的理念之一。

在Allen这一学期的第一堂课上，她告诉学生，如果她提问，他们必须给出回应。“最开始我问问题，他们都待着不动。”这大概是中式教育和美式、西式教育最大的一个不同，在一个学生众多的中式课堂里，为了把知识点讲完，老师更倾向于选择他主讲、学生只需听课、划重点的单向教学。而在小班授课的西式课堂，老师会选择让学生在课前预习知识点，再在课堂上不停抛出问题让大家讨论。

“有些学生会问我，听别的学生想法的价值在哪里，他们只想听老师怎么想。但这样（多讨论）的交流，你会获得更多的思想更多的点子，不是说什么是好的答案，而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Allen说她的中国学生们如今已经习惯了她互动式的教学。

外国老师也需要在这样的互动式教学里有所适应，毕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认得每一个中国学生、叫出他们的名字还是个困难。本文开头那位只在昆山杜克大学教课两周，便能把学生的名字全部记住的Teitsworth教授靠的是一个印有学生照片的花名册。

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商学院，小班课堂上的每个学生在教室里都会带上学院为他们准备好的名字牌，在课堂开始时，放在座位上，以便于教授和他们互动。

这些中外合办大学里的一切都和过去的中国传统高校不同。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每个老师每周会有4个小时的时间留给学生，后者可以在这些时间内随时进老师的办公室和他们交流。西交利物浦的教学楼设计得有点特别，通常一条走廊的一侧是教室或实验室，另一侧则是老师的办公室—如果办公室的门打开，那就意味着老师开启了咨询模式，在教室或者实验室里遇到问题的学生可以随时穿过走廊，坐在老师面前。

这些学校也随处可见可供任何人使用的小会议室，公共空间里摆着很多面对面的沙发和大圆桌，甚至图书馆里，也会有不少供学生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地方。不同于传统学校布置的那种需要学生单独完成的作业，中外合办大学的老师喜欢让学生分成小组，共同完成某个作业，并最终上台向其他学生做展示讲解。一些老师认为这能培养学生的合作、沟通和表达技巧，它们恰恰也是学生进入社会后最需要的能力。

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能有和老师交流的机会，这些学校从本科开始就实行导师制，目前，一个老师带的学生不超过10个。一些长期不主动联系导师的学生可能会被导师约谈，如果老师布置了一个长期的作业，他们还会在完成作业的不同阶段主动找学生了解进度。

“老师不希望我们把作业一次性写完，而是跟着他们的节奏。他们也不像（大多数）中国的大学老师不批作业交给助教，他们会把错别字一个个找出来，每写一篇论文，学生都要去办公室面谈一次。”一些昆山杜克大学的本科交流生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老师们甚至会和他们一起过生日。“他们的简历都很牛，但从来不高高在上，这也是和中国教授的区别，中国老师下了课就走掉了。”他们中的一位学生说道。

如果想要被昆山杜克大学录取来做交流，这些本科生除了英语水平和在校成绩达到录取标准，还要像真的申请国外学校一样，提供学习计划和推荐信，并经过面试。而对于其他中外合办大学而言，它们也早已经度过了不得不只招一本踩线生的阶段。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校长沈伟其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学校2015年录取的学生，高考平均分数文科比一本录取线高出了37分，理科则高出了50分。

这些犹如创业公司一样的新学校已经开始看到了成果。在10周年校庆时，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执行校长席酉民去了英国。创办10年以来，这所学校已经有好几百位校友留在英国工作。学校在泰晤士河包了一条最大容量为399人的船，满载着校友在船上喝酒、听歌，前来演奏的音乐家也是西交利物浦的学生。席酉民记得那艘船就那么欢歌笑语地在泰晤士河上行驶着，本来在通车的伦敦塔桥还专门打开来，让他们的船通过。

但如果想要再来一场像150年前传教士带来的教育改革，未来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相比于其他几位中外合办大学的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沈伟其更像是一个经年跟政府和其他竞争对手打交道的商人。他提到了目前中外合办教育里良莠不齐的状况。在目前的1000个中外合办项目和机构中，的确有一些学校抬高了学费标准，却降低了录取学生的门槛。学生们似乎是花高价去买了一个更好听的求学经历，实际学到的东西却和中式教育没什么差别。

仍有一些人没有完全接受这种新学校。

尽管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成立了12年，却还有一个省不允许它前去一本招生。“他们说省里有一个规定，一本招生要满足两个条件，要么是211学校，我们不是，要么是某个学科或是专业具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或者国家重点工程中心，我们也没有。”沈伟其说道。“获得211称号或者其他要求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学不是一下子能够实现的。或者说这样的标准完全是中国化的标准，而不是国际上可以衡量或通行的标准。”中外合办大学的高学费和那些关于它们是野鸡大学、贵族学校的传言，也让一些省招生机构和学生家长对它们疑惑重重。

毫无疑问的是，仅靠为数不多的几所中外合作大学，甚至数百个合作项目，无法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它们更像创业公司给传统行业带来触动那样，启发更多本土的高等学府展开改革，以使中国高等教育更多元化。

已经有学校想要向新式学校学习点什么。席酉民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西交利物浦大学每个月都会有对其他高校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老师如何教课，以及学校管理者怎么制定发展策略。仅仅2015年一年，参加过西交利物浦对外培训的大学就有150多所，西交利物浦还收购了一所教育范畴涵盖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老牌私立学校苏州蓝缨，想把对大学的改革也延伸至基础教育。“我们不仅仅是在办一所好学校，还是在探索一条教育的道路，试图影响未来的教育。”席酉民说道。

这位59岁的西安交大前副校长已满头华发，他要求学生和教职员和他的交流全程用英文，师生张贴在学校里面的所有海报也必须有英文版—在一些不易察觉的角落，学生们还是会偷偷贴上中文的活动海报。

席酉民说这是为了营造一个完全国际化的环境。5月，他在国外出差了十几天，先到南非参加一个讨论合作教育发展的大会，然后又去拜访以色列的大学，看那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创新基地，那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他同样把自己当作一个创业者，说创业的人“永远没有休息的时间”。

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商学院院长欧博文教授看来，中国高校对它们的参照学习，想最终转化成变革，还需要转变教学理念。他认为中国普遍的教育方式是把知识交给学生，灌满他们的头脑，在这个单向的教学模式里，学生不会被鼓励主动去面对一些问题。“这样老师和学生都会很累，我知道一些中国老师为了教懂学生也很辛苦。但西式教育是非常聚焦于学生的自主学习的，不同于告诉学生一个答案，我们是鼓励学生去了解问题，分析问题，去想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再衡量这些方案找到最佳解决方法。”欧博文教授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建校时就来过这里，看着校园从之前的光秃秃长到现在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

不过，需要转变观念的不仅是国内的教育机构。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另一位老师Eng Gee Lim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的中国学生刚来学校时基本功都非常好，但并不擅长主动地去获取知识以及灵活地应用这些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学校想用上述教学方法改变学生，一些中国家长起初会担心他们这种看似“放养式”的教学方法。“他们会说你应该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什么方法是最好的。但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对的，只有在适合的时间用最好的东西、最快的时间去解决问题，怎么选择需要你自己去判定。”Eng Gee Lim教授说道。

欧博文教授还碰到过学生来找他聊天，说他真正想学的是音乐，而不是现在选的会计学，这让他过得并不开心。“我问那你为什么还要选这个专业，他说是父母想让他学，想让他当会计师。”欧博文教授发现，就像急需变革的中国学校一样，中国家长也给了学生太多的压力。他回忆当初他读大学选专业时，他出于兴趣选了工程学，而不是更受欢迎的法学和医学，他的父母仍然支持他的决定。

如今，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在伦敦做律师，一个成为了大提琴家，跟着乐团全球巡演。“通向成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成功也有不同的定义。”欧博文教授说道。

欧博文教授最终告诉那个学生，他应该回家告诉父母，允许他尝试去做音乐，“那或许也会有不错的发展。”“我说这是你的生活，不要把它浪费在做你不感兴趣的事情上，不能因为你父母为你施加了过多压力就这样。”

可就连欧博文教授自己也知道他的建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社会的激烈竞争，让教育承载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与重负，难以承受任何冒险的改变。这些学校在中国圈起了城中之城，但是城墙外面，变革的阻力一层包着一层。

教育的改变，从来就不是过来几个传教士一样的空中教授、盖几所像创业公司般的中外合办学校那么简单的事情。

重要的是，人们是否已准备好迎接随改革而来的种种变化，并在变化中探索未来。“我们通过国际合作来探索未来大学怎么办。包括治理结构、办学方向、组织方式、大学与社会互动的方式，这都是我们要探索的。”席酉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