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

在与晚年周作人通信的海外华人中，香港的曹聚仁、鲍耀明和新加坡的郑子瑜是最重要的三个。周作人与曹聚仁的《周曹通信集》由南天书业公司一九七三年出版，与鲍耀明的通信《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一九七二年由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出版（后以《周作人晚年书信》之名于一九九七年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而其全本《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则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二○○四年出版）。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过去曾零星出现过，如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周作人文类编》收录了十几封信，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的《郑子瑜墨缘录》中也有收录。如今，周作人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间致郑子瑜的信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郑子瑜（一九一六至二○○八），生于福建漳州，其祖上有郑开禧，为清代诗人。从郑子瑜的学术经历看，他的兴趣在周氏兄弟和郁达夫旧体诗研究、黄遵宪及其与日本的关系研究及汉语修辞学研究等领域。可以提取出这样几个关键词：“黄学”、“杂诗”和“日本”。这三个关键词由两个人物贯穿：黄遵宪和周作人。

所谓黄学，就是黄遵宪研究。黄遵宪（一八四八至一九○五），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改革家，也是诗人、史学家、民俗学家和教育家。李鸿章称许他为“霸才”；孙中山评价他“是做大事，不是做大官的学者”；梁启超称其为中国近代史上“明于诚，练于事，忠于国”的伟人。在过去革命话语体系中，黄遵宪往往与“诗界革命”有关。他的诗句“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被胡适称为“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黄遵宪因此成了文学革命精神上的开山祖师。胡适还说，近代改革文学的先贤是康梁，但成绩最大的是黄遵宪和康有为，他称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人”。黄遵宪的诗口语化较为显著，《人境庐诗草》风格清新，扫除旧体诗的腐气，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日本近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显示了晚清“诗界革命”的“实绩”，被誉为“一代诗史”。

黄遵宪一生业绩，最为人称道的是光绪十三年写成《日本国志》，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并反思中国，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黄遵宪堪称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他参与创办《时务报》、南学会、时务学堂、《湘报》等，广泛深入宣传变法主张，影响了一大批维新志士。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黄遵宪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他把自己的认识付诸实践，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大力宣传民权思想，提出了地方自治理论。湖南新政是黄遵宪把《日本国志》中的变法理论大胆地运用于实践的结果。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将黄遵宪列为“维新乱党”，意欲“从严惩办”，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的干预，不得不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传播新思想，鼓吹立宪。

周作人曾撰文高度赞扬作为历史学家的黄遵宪，尤其赞赏黄遵宪对日本的研究。清末中国普遍轻视日本，不知道日本之可畏。黄遵宪则在《日本国志》中说，日本强霸，中国首当其冲。甲午战争，他的预言都应验了。周作人的《〈人境庐诗草〉》一文，介绍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兼论日本杂事诗，文后还有一个附记，讲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一位职员发表言论说《日本国志》并非黄遵宪，而是一位叫姚文栋的所著。日本朋友惊骇，来问周作人。周作人将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同黄遵宪的著作比较，断定姚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的书。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是在对日本的态度。姚书作于甲午前十年，畅论攻取日本的方略，用意在用兵；黄书则详论日本，意在知彼。周作人还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就是认为《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相为表里，意见一致。如果说《日本国志》非黄遵宪所作，那么必须证明《日本杂事诗》也非黄遵宪的著作。

周作人佩服黄遵宪的见识与思想，称赞他“见识通达”，“态度实在很可佩服”。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第三十三卷《学术志》中说：“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周作人评价说：“黄君对于文字语言很有新意见，对于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此甚可佩服，《杂事诗》一编，当作诗看是第二着，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记录。”

黄遵宪告知国人日本可畏，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告知国人日本的可敬乃至可爱。这尤其需要定力。正是黄遵宪作品表现的对日本文化的尊重和喜爱，让周作人倾倒。周作人把黄遵宪视为卓有成就的民俗学家，因为黄遵宪开创了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河，黄遵宪对中、日民俗进行了考察、描述和比较研究，在客家文化和客家史的研究方面也具有开山之功。他的许多精辟见解，如将“治国化民”“移风易俗”作为研究民俗的主要目的等，至今仍为学界称道。黄遵宪民俗研究的实践与主张与其诗歌创作主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周作人，胡适、郑振铎、钟敬文等学者也都对黄遵宪十分推崇。“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在全国征集民歌、创办歌谣周刊等活动，就是这种流风的延续。周作人正是这场运动鼓吹参与最力者之一。他在与郑子瑜的通信中也提及黄遵宪的《新嫁娘诗》。

黄遵宪出使日本多年，堪称“日本通”，周作人比黄遵宪在日本生活时期更长，是一个“知日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竭力搜求黄遵宪著作的版本，他写的几篇评论文章似乎言犹未尽，应该还有继续研究的计划。他保存的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的初版本（“似为抄本，上有黄君手笔”），相当珍贵，曾计划编入丛书，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周作人还有一件用心力颇多的工作，就是日本研究。可惜，他的日本研究计划，也没有能够充分展开，只写了《日本管窥》等文章，在中日全面战争来临前夕宣布“日本店”关门。他的日本研究，可以说是沿着黄遵宪的道路继续前行的，明其可畏，但不掩其可爱。周作人后来写“打油诗”，即“杂诗”，风格类似黄遵宪的诗，记录见闻，平铺直叙中蕴含情感和见识。

周作人喜爱黄遵宪，一面感叹前辈不可及，一面也对人们遗忘前贤感到惆怅惋惜。他在《〈人境庐诗草〉》结尾写道：“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

从周作人致郑子瑜的信札，可以看出他们在商量“黄学”的过程中，涉及范围越来越广。虽然短笺中不可能精研细究学问，书信的主要内容是郑子瑜托周作人购买“黄学”相关资料，但两人的共同爱好和思想共鸣跃然纸上。一面是郑子瑜为学的热忱，一面是周作人对于年轻朋友的鼓励和帮助。单是书名和人名，就滚雪球一样愈大愈多。例如，陈衍（石遗）对黄诗评价很高，郑子瑜可能看到通行的黄诗注本上有陈衍的题签，附录中有《石遗室诗话》的摘录，就想从陈衍的文集中寻找更多的材料，遂向周作人问询大陆陈衍著作出版情况。这样的人物事件，注释起来倒不难。有的却茫无头绪，很费周折，苦寻一番，仍无结果。例如，郑子瑜来信，请周作人搜购一部近代人的文集，周作人回信简称之为“徐集”。究竟是哪一位“徐”姓作者，我只从《人境庐诗草笺注》中，找到当时曾将黄遵宪举荐给朝廷的地方督抚徐子瀞和清廷外务部侍郎、曾任驻外使节的徐晋斋（寿朋），但究竟是哪一个，其文集何时何地出版，却未能查出，只好存疑。郑子瑜巨细无遗，凡黄学相关材料都不放过，新加坡图书资料匮乏，使他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大陆学者。周作人则有信必复，尽力完成郑子瑜的托付。为了获得更多资讯，周作人联系其他文化界人士如吴小如、谢国桢等，请他们帮忙，因为他自己成了著译个体户，很少参加公家活动。郑子瑜做的这些工作，带动周作人也关心起这个他一向喜欢的诗人及其著作的命运，寂寞中又闻嘤鸣，心情会感到振奋。有时，他也主动询问有关情况，与郑子瑜交流信息：“近见友人持有誊写本《人境庐诗》，乃系新加坡赖伯陶所为，又有附录王仲厚著《黄公度诗草外遗著佚闻》，在南天似不少关心《人境庐》者，不知先生知其人否？”并且提到自己藏有一本“《人境庐初稿》，有集外诗数十首，惜藏书为国民党劫去，遂不可考矣”。随后，他去信报告，吴小如写信告诉他，这个手抄本藏在北大图书馆。吴小如正将其整理，收入《人境庐集外诗辑》一书。

周作人对黄氏著作，收藏丰富而独特。例如黄遵宪生前手定并刊行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经其生前删定而由他人于其身后刊行的《人境庐诗草》等，都是珍贵的版本。此外，高崇信、尤炳圻编辑的《人境庐诗草》（北平文化学社一九三○年版），请钱玄同题签。尤炳圻与周作人有师生之谊，钱玄同是周作人的好友。周作人从南京监狱获释后到上海，就住在尤家，后来从上海回北京，也是先在尤家住了一个多月，观察形势后才回到八道湾的。此外，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北京大学近代诗研究小组整理编纂的《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一九六○年版）等等，周作人都有收藏。这些书，都是两人书信中谈论的话题。

周郑二人的“黄学”缘分延伸开去，使周作人周围形成一个黄遵宪研究小组。这对郑子瑜编辑《人境庐丛考》并到日本进行相关研究也有促进。郑子瑜后来到日本，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合作整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一九六八年版），收录了黄遵宪当年任驻日使馆参赞官期间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源桂阁）的笔谈资料。中华书局二○○五年版《黄遵宪全集》收入的《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依据的是郑子瑜专门提供并授权发表的“最新改订本”。后来的黄遵宪研究者根据郑子瑜提供的线索，继续寻觅探究，取得更多成果。例如，据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宫岛诚一郎文书》以及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整理的《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等笔谈》，依据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冈千仞《莲池笔谈》和增田贡《清使笔语》手稿本整理的《与日本友人冈千仞等笔谈》及《与日本友人增田贡等笔谈》等。

“黄学”似乎已渐成“显学”。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一版再版。二十一世纪初，北京召开了“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五年，中华书局出版《黄遵宪全集》，“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黄遵宪的家乡召开。黄学进展，周作人、郑子瑜与有功焉。

（《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