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君臣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2016-06-17王进锋

西部学刊 2016年10期

王进锋

先秦时期君臣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王进锋

君臣观念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伦理观念之一。它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一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商代以前，由于没有形成君、臣的概念，社会上没有出现君臣观念。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君、臣二字已经出现，然而它们之间没有形成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没有出现君臣观念。但是这个时期已经有了王道观念和臣道观念。到了周代，君臣观念正式出现。从追寻中可以看出，影响深远的孔子的君臣观念，实际上是在吸取之前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思想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君臣观念；先秦时期；君道；臣道；王道

中国古代君臣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大致来说，君臣观念的产生应当有两个标志，分别是：一，社会上有“君”、“臣”的概念；二，君、臣之间有上下级的关系。在君臣关系产生之后，才逐渐出现了君臣观念。

所谓君臣观念，通常应当包括三层内涵，分别为：其一，君道观念。具体又分为人们怎样看待君王；君王应当怎样做事两个方面。其二，臣道观念。即怎样看待臣下；臣下应当怎样做事。其三，君臣关系观念。即君王应当怎样对待臣下；臣下如何对待君王的观念。

君臣观念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伦理观念之一，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君臣观念—就像其他社会观念一样—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本身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君臣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在最初的时候是怎样？在早期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以下拟要讨论的对象。

一、商代之前相当于君臣的上下级关系

在原始社会前期，人们“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还没有明确。此时应当还没有君主，所谓“太古尝无君”，①君臣关系当然也没有形成。

原始社会中、后期，为了战胜险恶的生存环境，氏族组织成员自觉或自发地会推举一些能解决人们切实生存困难的人来当领袖，如《韩非子·五蠹》所载：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有巢氏、燧人氏可能并没有“王天下”，但说他们是部族首领是大致不差的。一开始的时候，首领之下可能还没有具体执行命令的人员，部族首领既发布命令，也和部族成员一道执行命令。可能是随着部族的壮大和事务的增多，部族内部在首领之下又推选一些具体执行的人员。至此，部族人员之间已经有了大致的分工，但此时应当只是宽泛的首领、执行人员和普通成员的区别。正式的君臣关系应当还没有形成。

五帝时期，部族的首领往往被称为“帝”。②这个时期，帝往往会任用一些人员来处理随时出现的事务，如尧时任用鲧治水③、“举（后稷）弃为农师”④；帝舜时任命商的始祖契“为司徒而敬敷五教”，⑤然而，这些任用的临时性和针对性很强，我们并不能以固定职位的官员来看待那些被任用的人。我们也不能称他们为“臣”。春秋、战国和汉代时期的学者往往将五帝时期的部族首领视为“君”、“天子”、“王”，如《史记·夏本纪》“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韩非子·五蠹》谓尧“王天下”。他们又将首领的下属看作“臣”，如《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韩非子·忠孝》“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郭店简《唐虞之道》：“古者虞舜……忠事帝尧，乃式其臣”、《史记·夏本纪》“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群臣四岳”。然而，这些明显带有后世人的观念，五帝时期的人应并不作如是观。

从可信的史料来看，夏代的君王和官员也还没有被称为君、臣。五帝时期和夏代的人们在首领、执行人员和普通部族成员之间的相处方面应当有一些原则和理念，但由于不能称为君臣，因而不能以君臣观念视之。

二、商代的君与臣

由于有大量的甲骨文材料的存在，为我们了解商代的情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关于先秦的君臣观念，我们可以从商代谈起。

根据殷墟甲骨材料，商代已经有了“君”字。见于以下卜辞：

（3）辛未，王卜曰：余告多君曰：“般卜有祟”。（《合集》24135）

（4）[辛]未，王卜[曰：]余告[多]君曰：“般[卜]吉”。⑥（《合集》24137）

上引卜辞中，“匄”有乞求之意[1]2453；“”，是一种祭祷活动；“般”为人名；“”就是集。上引卜辞的（1）和（2），（3）和（4）应分别是对贞的卜辞。从中可以看出，在多君不言的情况下，王要占卜。商王还要占卜决定要不要告诉般占卜的结果给多臣。可见，“多君”是商王很重视的人。但对于其身份究竟怎样，由于辞例少很难看出。我们必须借助于其他的材料。

根据可靠的文献材料，“尹”与“君”古通。《左传·隐公三年》：“君氏卒”，《公羊传》和《谷梁传》皆作“尹氏”。《左传·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谓其弟员”，陆德明《释文》：“君，或作尹”。《荀子》“君畴”，《新序》作“尹畴”。章太炎《文始》也谓“则君、尹一字也”。所以，对于卜辞“尹”字用法的考察必将有助于认识甲骨文中“君”的内涵。

甲骨卜辞中有“朿尹”：

（8）辛巳卜，贞：王惟羽令以朿尹。（《屯南》3797）

这四例卜辞，人物相同、事情相近，又处于同期，时代相近，应当是对于同件事情的反复贞卜。第（7）辞意为：命令羽和风致送朿尹协助处理王事。第（8）辞意为：王命令羽致送朿尹。（9）、（10）则是商王命令多子族和王族辅助处理王事。从以上卜辞可以看出：朿尹的实力与多子族、王族相当，其应是朿地之长。这也正与《尔雅·释言》：“尹，正也”，郭璞注：“尹，谓官正也”；《尚书·梓材》：“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尹，旅”，蔡沈：“尹，正官之长”相合。关于“朿尹”还有这样的辞例：

（11）呼多朿尹次于教。（《合集》5617）

（12）甲午卜，贞：呼朿尹有禽（擒）。（《合集》5618）

（13）□辰，朿尹有禽（擒）。（《合集》5619）

（14）乙卯卜，贞：朿尹。（《合集》5620）

（15）□卯卜，贞：朿尹无。（《合集》5621）

上引卜辞中的“次”，意为军旅驻扎[4]131；“教”为地名。（10）、（11）辞中的“有擒”就是“有所擒获”。（16）辞中的“”有“征伐”之意。[1]885

从（11）可知朿地不仅有一个首领，而且还有多个首领。（12）、（13）中朿尹能有所擒获，说明其有可观的实力。（14）、（15）、（16）中，王对朿尹有无灾祸进行占卜，说明其很受商王的重视。（17）、（18）辞所处的时代要远晚于（7）-（16）辞，这说明朿在不同的时代都有首领。这些更进一步证明“朿尹”就是朿地之长。类似的情况，也见于下列卜辞：

（23）弜不饗惟多尹饗。（《合集》27894）

（25）甲午贞：其令多尹作王寝。（《合集》32980）

（26A）癸亥贞：多尹弜作，受禾。

（27D）渞多尹四十牛妣庚。（《花东》113）

（24）中多尹能去征伐。（25）中多尹能作寝。（26）中多尹能受禾。商王也很关心多尹的安危，在（27）中为其占卜。从中可见，多尹就是尹的集合，即多个地方的首领。甲骨文中的“多君”也是多个地方首领。

商代“臣”的情形与“君”相似。大多数是某地之长，如“州臣”就是州地之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代，上帝和商王的官员可以称作“臣”，如“帝臣”（《合集》14223、30298）、“帝五臣”（《合集》30391）、“帝五工臣”（《合集》34148）就是指帝的官员。[8]“臣扈”（《尚书·君奭》）就是商王太戊的臣下；“昔我旧臣”（《库》1516）、“我家旧老臣”（《前》4·15·4）是指商代先王的臣属。另外，贵族的家臣也可以称作“臣”，如：

（33）甲戌卜贞：羌弗死子臣。一二三。（《花东》215）

以上辞例中的“子商臣”、“子臣”当是子商、子的家臣。但由于此时上帝、商王和贵族并不能被称作“君”，因而也就没有君臣对应关系的存在，君臣观念应当也没有出现。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商代“君”与“臣”的地位相当，都指地方的首领。虽然此时“臣”也有了后世臣子的内涵，但是由于“君”还没有“君王”的内涵，可以说此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君臣的观念。

那么，商代就完全没有王道与臣道观念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尚书·盘庚》作为较为可靠的商代文献无疑为我们探讨商代的王道与臣道观念提供了依据。

《盘庚》是商王盘庚对官员和民众所说的话。其内容虽对盘庚和商代先王难免有一些美化和夸耀的成分，对官员和民众则有一些胁迫的内容，但盘庚也必须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观念来劝诫，才能达到说服众人的效果。所以其也是商代普遍社会观念的反映。

在王道观念方面，盘庚认为商王做事要依据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天命，所谓：“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不能违背神灵的意愿（“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商王应当任用养育人民、让人民安居的官员（“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

在臣道观念方面，官员不能隐匿商王规诫民人的话语，“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从而使得政令得以通行；认为官员和民人应该“无傲”商王的命令；臣下和民人应当像先王的官员一样不隐匿商王的旨意（“不匿厥指”）。

在商王与臣下的关系方面，盘庚认为王应当用刑罚惩处罪恶，用爵赏来表彰良善（“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在《盘庚》中，商王对于臣下并不是一味说理，有的时候也以“予制乃短长之命”的权威相要迫，可见在其意识中，王对于不听命令的官员和臣下可以刑杀。

从上可以看出，商代的王道和臣道观念主要就是在共同遵循上帝和天命之下的互助互利。但商王对臣下和民众具有惩戒的功能，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三、西周时期的君臣观念

从相关的材料来看，西周时期的君臣之间已经有了上下级的关系。此时的君臣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周天子被称为“君”，周王朝的官员及诸侯国国君自称“臣”。西周时期，周王可称君。《尚书·顾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君就指文王、武王。西周晚期的叔邦父簠铭“叔邦父作簠。用征用行。用从君王。子子孙孙其万年无□”（《集成》4580），君与王并列，君就是指王，即周天子。《诗经·斯干》“室家君王”，君与王并列，则君也有王的意思。西周时期，周王室的官员对周天子称臣。西周早期的臣高鼎铭文“乙亥，王赏臣高贝十朋，用作父文丁宝尊彝。子”（《近出》335；《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26-43页），高应是周王朝的官员，他自称为臣。西周初年，很多诸侯国国君都在周王朝任职。他们作为周王朝的官员，当属于对天子称“臣”的行列。

其次，诸侯国的官员称国君为“君”，自称为“臣”。西周早期的圉方鼎铭文载：

休朕公君匽（燕）侯赐圉贝，用作宝尊彝。（《集成》2505）

圉，人名。铭文大意为：感谢我的君燕侯赐给我圉贝，我作宝尊彝。可见诸侯燕侯可被称为君。

西周早期的臣殳簋铭载：

唯二月乙亥，相侯休于氒（厥）臣殳，赐帛金。殳扬侯休。告于文考。用作尊簋。其万年□□□□侯。（《集成》4136）

这里的臣殳是相国的官员。他自称为臣。

综上所述，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君臣之实。君臣观念应是在有了君臣之实之后就逐渐产生了。那么西周时期君臣观念是怎样的呢？应当分早期和中、晚期两个阶段来考察西周时期的君臣观念。

（一）周公的君臣观念

西周时期的君臣观念，最早应见于周公的言论。西周初年，周公所颁布的一系列诰辞，很多都是指导周王朝官员—特别是周初所分封的诸侯国国君—统治民人的纲领性文件。其中也蕴含着周公的君臣思想。

周公的君道思想可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周公认为君王不能违背天的旨意。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称王。⑧周公作为君王，在周有“三监”和淮夷叛乱之时，认为自己“不敢替（笔者注：废[9]16）上帝命”（笔者注：指占卜显示征伐会“并吉”），⑨要征伐叛乱。可见，周公认为君王不能违背天的旨意。其二，君王要“保民”。周公在对康叔的诰辞中，认为像康叔这样的诸侯国国君要运用恩德的道理和关于刑法的正确措施来统治人民（“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不要做引起人民怨恨的事，不要用不正确的计划和不正常的法令败坏你的信用，要使人民安宁[10]1361（“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民宁”）⑩；周公认为周王应当养育人民、安定人民（“引养引恬”）⑪；要用德行来统治人民（“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⑫；周王应和于小民，照顾民艰民困（“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碞”）⑬；要想着安保小民，将恩惠传达给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⑭其三，君王要“敬”、“德”地行使君令。君王要恭敬行使君令（“恫瘝乃身，敬哉”；“勿替敬”；“敬哉”）。⑮“王其疾敬德”⑯；“不可不敬德”⑰；“惟[笔者添：殷]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⑱；“皇自敬德”⑲）。

在臣道思想方面，周公认为臣子首先要听从周王的训导。康叔作为诸侯国国君，同时也是周王朝的臣子。周公认为康叔作为臣子，不能废弃兢兢业业的作风，要时常听从周王的训导（“勿替敬，典听朕告”⑳；“汝典听朕毖”㉑）。其次，必要时臣下可代君王去牺牲。周公作为周初非常重要的臣子，其在武王病重时所做所言最能体现其君臣观念。周武王克商后不久即病重，周公祈祷于周的先祖和先王时，乃“自以为功”，表示“以旦代某之身”去死，从而以侍奉祖先。周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武王能“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可见，在周公的思想中，君王安邦定民的作用要远大于臣下，所以为了“无坠天之降宝命”，同时确保“我先王亦永有依归”，㉒臣下可以代王去死。再次，臣下要勤勉辅助君王。周公作为周王朝的臣子，自己也勤勉地履行辅助周成王之责（“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㉓）。周公认为臣下若不遵从君王的命令，君王可以执行惩罚（“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㉔

在君臣关系方面，周公的比较典型的思想见于《尚书·梓材》，为：

王（笔者注：周公）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

封，康叔的名。这段经文前段的意思是：封！使你的民众及一般臣属（的情意）通达到高级官员，再使你所有官员们的意见都能通达到天子，（若能作到这样），那才可算是国君。[11]113这里的臣就是指康叔的下属官员，邦君就指康叔。经文后段意思为：只有国君先恭敬、勤劳，诸臣就效法他而恭敬、勤劳；诸臣对奸宄、杀人、历人、宥枉法放纵，只是因为国君任用了戕败人、宥。可见周公认为在君臣关系中，国君起到了表率作用。

比较可以发现，在听从天命、保民、刑罚不听话的臣下方面，周公的君臣观念与盘庚的很多观念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周公在君道思想方面，提出了敬、德的观念。认为只有君王德才能保有天命。周公的这种思想与西周初年刚刚取得政权的现实有很大关系。

（二）西周中、晚期的君臣观念

西周中、晚期，贵族们仍然认为君王要善待民人。西周末年，周厉王用暴力手段压制国人的批评，邵公谏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认为君王不能堵塞民众的言论，要让其畅通。㉕周厉王用荣夷公专利，芮良夫曰：“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㉖认为王应同民人分利。

西周中、晚期君臣观念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天的抱怨和怀疑。《诗经·节南山》载：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惨莫惩嗟。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

昊天不佣，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方茂尔恶，相尔矛矣。既夷既怿，如相酬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诗序》谓：“《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则《节南山》反映的是西周末年的历史。在此诗中，家父虽表面抱怨师尹，但其实抱怨的是君王。最主要的是他对天产生了抱怨和怀疑，而周天子往往被视为天子，所以也是对周天子的抱怨和怀疑。对周天子的抱怨和怀疑是这个时期君臣观念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

西周中、晚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君臣关系，分别为：

其一，贵族和家臣称君臣。西周中期的螨鼎铭文记载：

唯三月初吉，螨来遘于妊氏。妊氏令螨事保厥家，因付厥祖仆二家。螨拜稽首。曰：“休朕皇君，弗忘氒保臣”。对扬。用作宝尊。（《集成》2765；《文物》1979年9期）

遘，《尔雅·释诂三》：“见也”。保，守卫、护卫。邾公华钟铭：“邾邦是保”可为其证。付，给予，五祀卫鼎铭：“邦君历逮付裘卫田”用法与之同。祖仆，即妊氏的祖仆。因付厥祖仆二家，是妊氏给螨祖仆二家。曰后的话是螨对妊氏说的，意思为：感谢我的皇君妊氏，我不会忘记我是守卫之臣。这里的螨是妊氏的臣。这里的螨是妊氏的家臣。螨自称为臣，称妊氏为君。

其二，同族的大家族中大宗称君，小宗称臣。西周晚期的六年琱生簋铭云：

琱生对扬朕宗君其休。（《集成》4293）

其三，周王朝所有的民人都是周王的臣。《诗经·小雅·北山》云：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序》谓：“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则《北山》反映的是西周末年的史实。此句诗意应为：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国土；从国土的边境，没有不是王的臣民。㉗可见西周末年，整个周王朝的臣民都属于王的臣的行列。

西周中晚期新的君臣关系的出现，应是西周中、晚期君臣观念变化的体现。

四、春秋时期的君臣观念

在君臣观念方面，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认为人事重于神灵，《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谓“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王也”就是重要体现。《左传·隐公三年》记载了如下一则故事：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石碏认为臣下恭行的前提是国君仁义，如果违背了，就会招致祸害。这是春秋时期君臣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可以晏婴、老子和孔子为典型代表来考察春秋时期君臣观念的情况。

（一）晏婴的君臣观念

晏婴主张“君令、臣共”、“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晏婴在君臣观念中提出了“社稷”的概念，《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

晏子立於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卢蒲癸奔晋，王何奔莒。

这里晏婴将国君与社稷明确区分开来。认为只有为社稷而死的国君，才是好的国君。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晏婴还提出了和同论，《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齐侯（齐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认为像子犹那样，国君说行自己也说行，国君说不行自己也说不行，只能算次等级的“同”。实际上，国君认为可行的，其中有不可行的成分，臣子就指出不可行之处使之更加完善；国君认为不可行的，其中有可行的成分，臣子就肯定其可行的而去掉不可行的部分。只有这样才能算“和”。只有做到了“和”，才能算好臣下。

（二）老子的君臣观念

《老子》当中几乎没有提到“君臣”，但其很多篇章其实都是在谈统治的措施。当中也透露出老子的君臣观念。

老子主张君：不尚贤，《老子》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废仁义，《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老子》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郭店《老子》甲本：“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

老子主张使民畏威，认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七十二章），这方面倒承继于春秋早期的管子。管子主张“尊王攘夷”；管子还认为“畏威如疾”的民是最好的民；“从怀如流”的民是最坏的民。㉘管子、老子这方面的思想应当来自盘庚、周公认为君王可以刑杀不听话的民人的观念。这其实也是战国时期法家刻薄少恩的君臣观念的渊源所在。

（三）孔子的君臣观念

关于孔子的君臣观，《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我得而食诸？”可见，孔子主张君要像君，臣要像臣。

孔子认为臣侍奉君主要忠、敬。上博简《仲弓》：“古之事君者，以忠与敬”。《论语·八佾》：“臣事君以忠”。《论语·宪问》：“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八佾》：“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认为君使臣要以礼，《论语·八佾》所谓“君使臣以礼”。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说的君臣关系不仅指国君与大臣，也指贵族与其家臣，如上博简《仲弓》所谈论的君臣关系主要是指季氏和仲弓。

孔子君臣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人事，少言神怪。这应当是受西周早、中期君臣观念的影响。但在更多的方面，孔子的君臣观念是受周公的影响。

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孔子的君臣观念其实是在吸取之前各类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思想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注释：

① 此两则材料均出自《吕氏春秋·恃君》。

②③《史记·五帝本纪》。

④《史记·周本纪》。

⑤《史记·殷本纪》。